江西
1937年12月，南京五台山一带，怀孕数月的李秀英和父亲李松山挤在一处地下室里。外面枪声不断，街巷里不时传来汽车声和脚步声，躲藏的人们不敢大声喘气。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原本用来避难的地方，很快会变成一场惨剧的现场。
南京失守后，大量平民来不及撤离，只能寻找临时藏身处。五台山小学地下室空间狭窄，里面挤着老人、妇女和孩子。有人用手捂住孩子的嘴，有人靠着墙角发抖，所有人都明白，日军一旦闯入，身份和年龄都可能成为灾难的理由。
那天，一队日军冲进地下室，目标很明确，就是强行带走年轻妇女。男人和老人试图挡在前面，日军便用脚踢打，将他们推到一边。李秀英看到这一幕，已经意识到自己很难逃脱。她后来回忆，自己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宁可死，也不能受辱。”
几名日军将李秀英从人群中拖出。她拼命挣扎，腹部又遭到踢打。走到地下室出口时，她突然用头撞向墙壁，鲜血很快流了下来。她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日军以为她已经死亡，便没有继续拖走她。
李松山发现女儿还有呼吸，急忙将她扶回地下室。有人小声劝道：“这里已经不安全了，得赶紧想办法。”可当时的南京城，到处都在搜捕平民，父女二人根本没有可以投奔的地方，只能暂时留下。
危险很快再次出现。
当天夜里，三名日军重新闯入地下室。其中两人去拉扯其他妇女，另一人径直走向李秀英。她注意到对方身上的刺刀，趁日军靠近时突然伸手抢夺。抢夺没有成功，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李秀英甚至咬住了对方的手。
这名日军没有料到孕妇会反抗，立刻呼喊同伴。三个人围住李秀英，对她进行殴打和砍刺。她试图护住腹部，却被一刀砍伤手臂。伤口带来的剧痛，使她不得不松手，但她仍然没有屈服。
“我不怕你们！”
这句话后来被李秀英多次提起。她记得，日军接连向她砍去，直到她因失血和疼痛昏死过去。行凶者离开时，地下室里留下了几名受伤的妇女，也留下了难以辨认的血迹。
李松山赶来时，女儿已经满身是血。旁人以为她没有生还可能，甚至劝他先把人抬出去安葬。就在抬到门口时，一阵冷风吹过，李秀英突然咳嗽了一声。父亲这才确认她还活着，立即设法找到车辆，把她送往医院救治。
医生检查后发现，她身上共有37处刀伤，腹部被砍开一道很深的伤口，腹中胎儿也没有保住。这个数字并非后来传说中的夸张说法，而是医护人员在处理伤口时逐一清点所得。李秀英在医院治疗了三个多月，才勉强恢复行动能力。
身体活了下来，孩子却没有了。李秀英一度精神恍惚，常常沉默不语。就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有记者劝她撑下去，把亲身经历告诉世人。对她而言，这不是一句普通的安慰，而是一项必须完成的责任。
1938年，李秀英与丈夫团聚。丈夫得知妻子遭受的伤害以及孩子夭折的经过，悲痛难抑。战争没有因为一个家庭的破碎而停止，南京城中还有大量幸存者，等待着说出各自的遭遇。
抗战胜利后，李秀英没有回避那段记忆。1947年，南京审判战犯谷寿夫时，她作为受害者出庭作证。站在法庭上，她必须重新讲述地下室、刺刀、伤口和失去孩子的经过。每说一句，都是对自身创伤的再次触碰。
她的证词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形成的难民记录、救济机构档案、医院资料以及其他幸存者证言，彼此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李秀英的遭遇，正是那场大规模暴行中普通南京市民命运的一个缩影。
遗憾的是，晚年的李秀英还遭遇了否认和污蔑。1998年，日本作家松村俊夫在著作中质疑她的身份，称她并非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受害者。年近八旬的李秀英没有沉默，次年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承担名誉侵害责任。
这场诉讼持续多年。经过审理，法院判令松村俊夫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对公开道歉等诉求没有完全支持。李秀英方面和对方都曾提出异议，案件随后经历上诉程序。此时的李秀英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难以支撑长期奔波。
2004年12月4日，李秀英在南京去世，享年86岁。她留下的，不只是37处伤口的医疗记录，也有法庭上的证言和晚年坚持诉讼的行动。2014年，雨花功德园在她墓地附近无偿设置半身铜像，底部的尖锐造型，被解释为折断的刺刀。
铜像不是传说的装饰。它所对应的，是1937年南京地下室里一个孕妇的遭遇，是医院病床上的伤口清点，也是战后法庭上一位幸存者强忍颤抖说出的证词。李秀英用自己的身体留下了那段历史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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