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我和一村里姑娘去后山打野鸡，被困山洞3天2夜，差点以为要困

楔子

四十多年过去了，每到阴雨天，我右腿膝盖里那根“气象筋”还会隐隐发酸。老伴儿春妮总笑我：“比天气预报还准。”我咧嘴一笑，不接话。有些疼，疼在骨头上；有些暖，暖在心窝里。1976年那个秋天，后山野鸡岭上的三天两夜，改变了我的一生。

那年我十九岁，春妮十八。我们是青柳村土生土长的娃，她家在村东头，我家在村西头，中间隔着一口老井。那时候的农村，日子过得紧巴，但天很蓝，水很清，人心也简单。谁家蒸了白面馒头，隔着墙头都要递半个过来。

我叫陈建军，春妮大名叫刘春妮。村里人都说，这俩娃打小就投缘。可谁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个深不见底的山洞，会把我们俩的命运死死地捆在一起。更没人想到，从那个山洞里爬出来之后，等着我们的，是一场比暴雨更猛烈的风言风语。

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只野鸡。

第一章 一只野鸡引发的约定

1976年农历八月初六，天高云淡，地里的玉米刚收完，秸秆还在地头堆着，金灿灿的棒子挂满了各家各户的屋檐。生产队刚分了秋粮，家家户户的灶膛里难得冒出了白面香气。

那天晌午，我正蹲在自家院里修补一把旧镰刀，院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抬头一看，是春妮。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布衫，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胸前，手里攥着一块玉米面饼子，边走边啃。

“建军哥，后山上的野鸡最近可肥了，我听赵大叔说，他前天套了两只，炖了一大锅。”春妮眼睛亮晶晶的，嘴角还沾着饼渣，“我爹这两天咳嗽得厉害，我想弄只野鸡给他炖汤补补身子。”

我放下镰刀，拍了拍手上的铁锈：“你想去后山？”

“嗯。”春妮点点头，又有些犹豫，“可后山太深了，我一个人不敢去。你……你能陪我去吗？”

后山叫野鸡岭，离村子有十来里地，山高林密，平日里除了几个老猎户，很少有人进去。我爹生前是村里的猎户，我从小跟着他跑山，对那片林子熟得很。可自从我爹三年前病逝，我就再没进过深山。

“行。”我几乎没犹豫，“明儿一早，我带上套索，咱们去转转。”

春妮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那说定了。我回去准备点干粮。”

她转身跑了，辫子在身后一甩一甩的，像两只黑蝴蝶。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莫名地跳了一下。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一趟进山，会走出我一生都解不开的缘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被一阵敲门声叫醒了。春妮挎着一个蓝布包袱，里面装着四个玉米面窝头、两块咸菜疙瘩，还有一壶凉白开。我背上我爹留下的旧帆布包，里头装着三副套索、一把柴刀、两个用苞米皮编的草垫子，还有一盒火柴。

“你穿这么单薄，山里冷。”我看她只穿了那件碎花布衫，外头罩了件薄褂子。

“没事，走起路来就热了。”她满不在乎地挥挥手，“走吧，趁早凉快。”

我们沿着村后的羊肠小道上了山。清晨的露水打湿了裤脚，林子里雾气氤氲，鸟叫声此起彼伏。春妮走在前面，时不时弯腰摘几朵野花，又回头问我：“建军哥，这是什么花？”

“那是山丹丹，能入药。”我随口答着，眼睛却盯着路两旁的树丛，寻找野鸡的踪迹。

走了大约一个时辰，我们进了野鸡岭深处。这里的松树有脸盆粗，灌木丛密得下不去脚。我示意春妮放轻脚步，自己猫着腰，在一片开阔的草甸子边缘下了三副套索。

“咱们去那边等。”我指了指不远处一块大石头，那里背风向阳，视野也好。

春妮跟着我坐下，从包袱里掏出窝头递给我。我们一边啃着干粮，一边盯着草甸子。山林里安静极了，只有风穿过松林的沙沙声。

“建军哥，你以后想干啥？”春妮忽然问。

“我？”我愣了一下，“我想去当兵。我爹说过，好男儿就该去部队上锻炼锻炼。”

“当兵好啊。”春妮托着腮，“我听广播里说，部队上能学文化，还能开汽车。”

“你呢？你想干啥？”

春妮想了想，笑了：“我想当赤脚医生。孙大夫说我有天分，认药草认得准。要是能去公社卫生院学两年，回来就能给村里人看病了。”

那天早晨，我们坐在大山深处，聊着各自的梦想。阳光穿过树梢洒下来，照在春妮的脸上，她的笑容比山花还好看。我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能一直这样坐着，该多好。

就在这时，草甸子那边传来“扑棱棱”一阵响。我猛地站起来——三只色彩斑斓的野鸡正从灌木丛里钻出来，其中一只已经中了套索，正在拼命挣扎。

“套住了！”春妮压低声音欢呼。

我拔腿就往那边跑，春妮紧跟在后头。可就在我们快要跑到草甸子边上时，天忽然暗了下来。我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大片大片的乌云从山那边压了过来，黑沉沉地罩在头顶。

“不好，要下暴雨！”我一把拽住春妮的手，“快，往回跑！”

话音未落，豆大的雨点已经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紧接着，一道闪电撕开天幕，雷声在山谷里炸开，震得人耳朵嗡嗡响。春妮吓得一哆嗦，我攥紧她的手：“别怕，跟着我！”

我们拼命往山下跑，可雨太大了，山路瞬间变成了泥汤子，脚下一滑一滑的，根本跑不快。我认得山腰处有个石洞，是我爹以前打猎时歇脚的地方，便拉着春妮往那边奔。

雨幕里什么都看不清，我只能凭着记忆摸索。春妮摔了两跤，膝盖磕出了血，可她咬着牙一声不吭，死死抓着我的手。

“到了！”我摸到一块突出的岩壁，下面有一个半人高的洞口。我先把春妮推进去，自己跟着钻了进去。

山洞不大，大概能容下四五个人。地上铺着干草，角落里还有我爹以前留下的一个破铁罐和几根柴火。洞口被雨帘遮得严严实实，外面的世界模糊成一片。

春妮瘫坐在地上，浑身湿透，嘴唇发白。我赶紧把包袱里的草垫子铺开，让她坐上去，又从角落里翻出干草，用火柴点着了一小堆火。

“把湿衣裳脱了烤烤，别着凉。”我背过身去。

身后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春妮小声说：“好了。”

我转过身，看见她把碎花布衫搭在火堆旁，身上裹着我那件干褂子，缩成一团。火光映着她的脸，忽明忽暗。

“建军哥，这雨什么时候能停？”

我看了看洞外，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越下越大。山洪的轰鸣声从远处传来，像闷雷一样滚过山谷。

“不好说。”我把柴刀放在手边，“今晚怕是走不了了。”

春妮没说话，只是把身子往火堆旁挪了挪。我脱下自己的外衣递给她：“披上。我出去看看能不能找点吃的。”

“别出去！”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外面太危险了。”

她的手冰凉，却在微微发抖。我犹豫了一下，重新坐下来。火堆噼啪作响，洞外的雨声像千军万马奔腾而过。

那一天，我们从上午一直待到天黑。雨没有停，反而越下越大。我们分吃了两个窝头，把水壶里最后一点水留给春妮。到了后半夜，春妮开始发低烧，额头滚烫，嘴里说着胡话。我把所有的干草都铺在她身下，用湿布巾敷在她额头上，一夜没合眼。

第二天，雨还在下。春妮的烧退了一些，但人很虚弱。我把最后一个窝头掰成两半，逼着她吃下去。自己啃了两口咸菜疙瘩，喝了几口山洞岩壁上渗下来的水。

“建军哥，我们会死在这儿吗？”春妮靠在山壁上，声音很轻。

“不会。”我盯着洞外的雨幕，“雨总会停的。我爹说过，野鸡岭的暴雨，最多下三天。”

“三天……”春妮苦笑，“我爹还在家等着我呢。”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等雨停了，我背你下山。”

春妮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她轻轻“嗯”了一声，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她的头发蹭着我的下巴，痒痒的，带着一股淡淡的皂角味。

第三天，雨终于小了。到了下午，只剩淅淅沥沥的毛毛雨。我探出洞口看了看，山路上全是泥石流冲下来的碎石，但那棵大松树还在，顺着它旁边的斜坡能爬到山脊上。

“春妮，能走吗？”

“能。”她扶着洞壁站起来，腿有些打颤，但咬着牙点了点头。

我蹲下身：“上来，我背你。”

“我自己能走……”

“别犟，上来。”

她趴到我背上，双手环住我的脖子。她的脸贴在我后颈上，呼吸温热。我深吸一口气，钻出山洞，踩着湿滑的山路一步一步往上爬。

那段路，我走了整整两个时辰。春妮在我背上，轻得像一片叶子。爬到山脊上时，我看见了远处的青柳村——炊烟袅袅，鸡犬相闻，像是另一个世界。

“建军哥，你看！”春妮忽然指着山下。

顺着她的手指看去，村口的大槐树下，黑压压站了一群人，领头的正是春妮她爹刘老栓和我娘。他们在雨中张望着，显然是在等我们。

那一刻，我的眼眶猛地热了。

可我们谁也没想到，等待我们的，不光是亲人的拥抱，还有一场铺天盖地的流言蜚语。

第二章 流言如刀

我们是第四天清晨回到村里的。我背着春妮，浑身泥泞，蓬头垢面，活像两个野人。春妮她爹刘老栓第一个冲上来，一把抱住春妮，老泪纵横：“丫头啊，你可算回来了！爹以为你……”

我娘站在人群后面，眼圈通红，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我走过去，叫了声“娘”，她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然后死死抱住我，哭得浑身发抖。

村里的赤脚医生孙大夫给春妮检查了身体，除了虚弱和膝盖上的擦伤，没什么大碍。我腿上的划伤也简单包扎了一下。生产队长赵大叔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有种！要不是你，春妮这丫头就交代在里头了。”

那几天，村里人见了我就竖大拇指，说陈家小子仁义、有担当。春妮她爹专门提了半篮子鸡蛋上门道谢，拉着我的手说：“建军啊，叔记着你的恩。”

可这股热乎劲儿只维持了不到三天。

第四天早上，我去井台打水，碰见几个妇女在洗衣裳。往常她们见了我都热络地招呼，那天却一个个低着头，假装没看见。我听见一个叫王秀芝的嫂子小声嘀咕了一句：“……孤男寡女在山洞里待了三天两夜，谁知道干了啥……”

我的血一下子涌上了头。

紧接着，更多的话传进了我的耳朵。有人说我早就对春妮“不安好心”，有人说春妮是“故意”跟我进山的，还有人说我们俩在山洞里“该干的都干了”。最恶毒的一句是从村西头的赵大勇嘴里传出来的——就是那个生产队长的侄子，平时游手好闲，早就对春妮有想法。

“三天两夜，一个被窝里滚出来的，还能是干净的？”他在打谷场上说得唾沫横飞。

我冲上去就要揍他，被几个乡亲死死拉住。赵大勇躲到人群后面，阴阳怪气地喊：“怎么？敢做不敢认啊？”

那天晚上，我娘把我叫到跟前，眼眶红红的：“建军，你跟娘说实话，你跟春妮……到底有没有……”

“没有！”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娘，我陈建军要是做了半点对不起春妮的事，天打雷劈！”

我娘叹了口气：“娘信你。可村里人的嘴，堵不住啊。”

更让我揪心的是春妮的处境。第二天我去她家，刘老栓堵在门口，脸色铁青：“建军，以后……你别来了。”

“叔，我跟春妮清清白白的……”

“我知道！”刘老栓闷声打断我，蹲在门槛上，狠狠抽了一口旱烟，“叔知道你是好孩子。可春妮是个姑娘家，名声比命还重要。她还有两个弟弟没说媳妇呢……你让叔怎么办？”

我站在门口，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那天傍晚，春妮从屋里冲出来，眼睛肿得像桃子。她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只说了一句：“建军哥，你别来了。”

她的声音在发抖。

我点点头，转身走了。走出院门的时候，我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压抑的哭声，像刀子一样扎在我心上。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变了一个人。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我闷着头，不跟任何人说话。晚上回家，我把自己关在屋里，一遍一遍地擦我爹留下的那把柴刀。

那些天，我尝尽了什么叫“人言可畏”。那些曾经夸我“仁义”的人，现在见了我像躲瘟神一样。赵大勇在村里四处散布谣言，添油加醋，说得有鼻子有眼。连生产队里派活，都没人愿意跟我一组。

最让我寒心的是，村里有几个平时跟春妮要好的姑娘，也开始躲着她。有一回我在井台边远远看见春妮，她瘦了一大圈，低着头，脚步匆匆，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我攥紧了拳头。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想着我爹生前说过的话。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猎户，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可他死前拉着我的手说：“建军，做人要堂堂正正，但也不能让人骑在头上拉屎。该讲理的时候讲理，讲不通的时候，就用拳头把理打出来。”

可我知道，打赵大勇一顿解决不了问题。谣言就像野火，你越扑它烧得越旺。我得想个法子，从根上把火灭了。

转机出现在第七天。

那天我去公社供销社买盐，碰见了孙大夫。孙大夫是个明白人，五十多岁，在村里行医二十多年，说话有分量。他把我拉到一边，问：“建军，你跟春妮那事，到底怎么回事？”

我原原本本把山洞里三天两夜的事说了一遍。孙大夫听完，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你们进山那天，是不是八月初七？”

“对。”

“那天是不是下大暴雨？”

“对，就是那场暴雨。”

孙大夫一拍大腿：“这就对了！那天公社气象站发了暴雨警报，后山好几个村都有人被困。你们俩能活着出来就不错了，哪还有那些乌七八糟的事！”他顿了顿，又说，“再说了，我给春妮检查过身子——她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我能看不出来？”

我愣住了：“孙大夫，您……”

“我什么我。”孙大夫瞪了我一眼，“我是大夫，我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建军，你要是信得过我，明天晌午，你把春妮和她爹叫到我家来。再把赵大叔也叫上——他是生产队长，得有个公断。”

第二天晌午，孙大夫家的堂屋里坐满了人。春妮和她爹坐在左边，我娘坐在右边，赵大叔坐在正中。赵大勇也被叫来了，站在角落里，一脸满不在乎。

孙大夫把烟袋锅子在桌上磕了磕，开口说：“今天叫大家来，就为一件事——把建军和春妮的事说清楚。我是村里的大夫，我说的话，大家信不信？”

众人点头。

“第一，那天暴雨，公社气象站有记录，谁要是觉得我在胡说，可以去查。第二，我给春妮检查过，她的身子清清白白。第三——”孙大夫看向赵大勇，“大勇，你那些话是从哪儿听来的？”

赵大勇脸色一变：“我……我就是听别人说的……”

“听谁说的？”孙大夫追问。

赵大勇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赵大叔一拍桌子：“大勇！你整天在村里嚼舌根，我早就听说了。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把话说清楚！”

赵大勇额头上冒了汗，结结巴巴地说：“我……我就是瞎猜的……”

“瞎猜的？”赵大叔站起来，指着他的鼻子，“你瞎猜就能毁人家姑娘的名声？你瞎猜就能往人家身上泼脏水？你知不知道，建军和春妮差点把命丢在山里！你倒好，人在家里坐着，嘴一张一合，就把人家往死路上逼！”

赵大勇被骂得抬不起头。赵大叔当众宣布：“从今天起，大勇去后山看林，三个月不许回村。谁要是再传闲话，扣工分！”

春妮她爹刘老栓终于抬起了头。他看看孙大夫，又看看我，嘴唇动了动，半天才说：“建军，叔……叔对不住你。”

我站起身，走到春妮面前。她低着头，肩膀微微发抖。

“春妮，”我说，“你信我吗？”

她抬起头，眼泪从脸颊上滑下来，用力点了点头。

“那就行。”我笑了，“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

那天晚上，我送春妮回家。月亮很亮，照得村道上明晃晃的。春妮走在我旁边，沉默了很久，忽然说：“建军哥，我想去公社卫生院学医。”

“去。”

“那你呢？”

“我啊，”我抬头看了看月亮，“明年春天征兵，我想去试试。”

春妮停住脚步，看着我：“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好好学你的医，我好好当我的兵。等我回来——”

“等你回来怎样？”

“等你回来，我就娶你。”

春妮的脸腾地红了，抬手捶了我一下：“谁要嫁你！”

可她没跑。她站在月光下，看着我，眼睛亮得像星星。

第三章 各奔前程

1977年春天，我穿上了军装。

临走那天，春妮来送我。她没哭，只是塞给我一个蓝布包，里头是一双纳好的鞋垫，针脚密密麻麻，底子上绣着四个字——平安归来。

“到了部队好好干。”她低着头，声音很轻，“别惦记家里。”

“你也好好的。”我想说什么，嗓子眼却像堵了棉花。

绿皮火车开动的时候，我从车窗探出头，看见春妮站在月台上，拼命挥手。她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春天的雾里。

部队在西北，戈壁滩上风沙大，训练苦。可我咬着牙，样样争第一。白天练射击、练越野，晚上在煤油灯下学文化。连长说我是个好苗子，第二年就推荐我去了军校。

这期间，我和春妮一直通信。她的信不长，字迹工工整整，说她在公社卫生院学得不错，孙大夫夸她有悟性。还说村里通了电，打了机井，日子好过多了。信的末尾，她总写一句：“家里都好，勿念。”

可有一封信，她露了口风。她说赵大勇从后山回来了，托人来说媒，被她爹轰了出去。她爹说：“我就算把闺女嫁给山上的石头，也不嫁他。”

我捏着信笑了很久。

1979年，我提了干，当上了排长。那年秋天，我回家探亲。火车到县城的时候，春妮在车站等我。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白大褂，头发剪短了，整个人清爽利落。

“陈排长，欢迎回家。”她笑着敬了个不标准的军礼。

“刘大夫，客气了。”我回了个标准的军礼。

我们俩都笑了。

村里变化很大。生产队解散了，土地包产到户，家家户户都分到了地。我娘的身体还硬朗，把家里的几亩地种得井井有条。春妮已经在村卫生所当了医生，谁家有个头疼脑热，都找她。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村后的小河边，听着蛙声一片。

“赵大勇呢？”我问。

“出去打工了。”春妮说，“他在这村里待不下去，去年跟着邻村的建筑队去了南方。”

“走了也好。”

春妮看着我，忽然问：“建军哥，你在部队……有没有想过我？”

“想过。”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个蓝布包，鞋垫已经磨破了边，但洗得干干净净，“天天想。”

春妮的眼眶红了。她低下头，声音有些哽咽：“那年从山洞里出来，我以为咱俩这辈子都……都完了。村里人说的那些话，像刀子一样。我那时候真想一死了之。”

我伸手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温热、柔软，带着药草的味道。

“可你挺过来了。”我说。

“因为我信你。”她抬起头，“你说过，别人说什么，你不在乎。那你呢？你在乎吗？”

“我在乎你。”我说，“就够了。”

1980年秋天，我和春妮结了婚。

婚礼很简单，在村小学的操场上摆了几桌，请了乡亲们。孙大夫当了证婚人，赵大叔做了主婚人。春妮她爹喝得满脸通红，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说：“好女婿，好女婿。”

我娘坐在主位上，笑得合不拢嘴。

婚礼上，春妮穿着红棉袄，辫子上扎着红头绳。她给我敬酒的时候，小声说：“建军哥，你说过的，等你回来就娶我。你做到了。”

“你也做到了。”我说，“你说要当赤脚医生，你也做到了。”

我们相视一笑。那些流言，那些委屈，那些夜里的泪水和白天的冷眼，都化在这杯酒里了。

婚后，我回了部队。春妮留在村里，成了十里八乡有名的好医生。她背着药箱，走村串户，接生了上百个孩子，治好了无数乡亲的病。谁家有个急事，半夜敲门，她披上衣服就走。

那些年，我们聚少离多，但感情越来越好。每次探亲回家，春妮都会跟我说村里的变化——谁家盖了新房，谁家买了电视机，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

有一回，她忽然跟我说：“建军哥，赵大勇回来了。”

“嗯？”

“在南方挣了点钱，回来想包村里的鱼塘。可没人愿意跟他合伙。”

“为什么？”

春妮笑了笑：“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当年做过什么事。不过——”她顿了顿，“我给他娘看过病。他娘风湿病犯了，是我给扎的针。”

“你不恨他？”

“恨过。”春妮说，“可后来想想，他也就是嘴碎、心眼小。那年月，大家都穷，都憋着一口气。他不过是把那股气撒在别人身上罢了。”她看着我，“再说了，要不是他那些话，咱俩能那么早把心掏出来吗？”

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是啊，那些流言像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遮掩和犹豫，反倒把两颗心炼在了一起。

1990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到县里工作。春妮也调到了县医院。我们在县城安了家，把两边的老人都接了过来。

赵大勇后来在村里承包了鱼塘，踏踏实实干起了养殖。他娘去世那年，是春妮守在床边，给老人送了终。赵大勇在灵前跪了一夜，第二天红着眼圈来找春妮，嘴唇哆嗦了半天，只说了一句：“刘大夫，以前的事……对不住。”

春妮摆摆手：“都过去了。”

后来赵大勇逢人就说：“刘大夫是菩萨心肠。”再后来，他成了村里致富能手，还当了几年村主任，修了路，打了井，干了不少实事。

有一年过年，他提着两瓶酒来我家，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建军哥，当年是我混账。我那时候就是眼红——眼红你有本事，眼红春妮看上你不看上我。那些话，是我造的谣。”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都过去了。”

他哭了。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哭得像个孩子。

那天晚上，春妮坐在阳台上，看着满城灯火，忽然说：“建军哥，你说那三天两夜，是不是老天爷故意安排的？”

“怎么说？”

“要不是被困在山洞里，咱俩可能就跟村里其他人一样，到了年纪，经人介绍，找个差不多的，凑合过一辈子。”她转过头看我，“可那三天两夜，让咱俩把命都交到对方手里了。这辈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让我这么信得过。”

我握住她的手。四十多年了，她的手不再像年轻时那样柔软，可依然温热。

“春妮。”

“嗯？”

“下辈子，咱俩还去后山打野鸡。”

她笑了，眼角有了细纹，可笑容还跟十八岁那年一样好看。

“好。不过你可得看准天气。”

尾声

去年秋天，我和春妮回了一趟青柳村。

村子变了样，土坯房都换成了砖瓦房，村道铺了水泥，路边停着小轿车。只有后山还在，郁郁葱葱的，像一位沉默的老人。

我们沿着当年的小路上了山。春妮走不动了，我就拉着她，像四十多年前那样。山路还是那么窄，露水还是那么重，松涛声还是那么响。

走到半山腰，我找到了那个山洞。

洞口已经被灌木遮住了大半，我拨开树枝，往里看了看。洞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我知道，那个破铁罐还在，那堆干草还在，那些夜晚的火光、雨声、春妮的呼吸、我自己的心跳——都还在。

“进去看看？”春妮问。

“不了。”我摇摇头，“就让它在那儿吧。”

我们坐在洞口的石头上，像当年一样。阳光穿过松林洒下来，照在春妮的白发上，亮晶晶的。

“建军哥。”

“嗯？”

“你说，要是当年咱们没进这个山洞，会怎样？”

我想了想，笑了：“那我可能娶了隔壁村的张桂兰，你可能嫁了公社的王技术员。然后各自过一辈子，到老了，坐在自家院子里，偶尔想起来——哎，当年有个叫春妮的姑娘，跟我去打过野鸡。”

春妮捶了我一下：“你倒是想得美。”

我哈哈笑起来。

山风拂过，松涛阵阵。四十多年的光阴，像一场大梦。梦里有过委屈，有过眼泪，有过被人戳脊梁骨的滋味。可梦醒的时候，身边的人还在，手还牵着，心还热着。

值了。

那天晚上，我们住在村里的老屋。春妮睡着了，呼吸均匀。我躺在她旁边，听着窗外的虫鸣，忽然想起我娘生前说过的一句话。

她说：“建军啊，人这一辈子，吃的苦、受的屈，都是给后来的甜攒着的。”

我娘说得对。

那些流言，那些委屈，那些在黑夜里咽下去的眼泪——都化成了后来的甜。甜得踏实，甜得长久，甜得让人心里安稳。

窗外的月亮很亮，照在春妮的脸上。她的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做梦。

我轻轻握住她的手。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