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出台新法收紧网络言论，但只能管住发言，更多难题还在后面

你敢信，素来以制度精细闻名的新加坡，攒了七年终于搭好一整套网络言论管理框架，刚把新法推落地，就捅了好几个马蜂窝。从最早针对虚假信息的POFMA到刚生效的OSRAA，法条写得密不透风，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换了新锁，该漏的风一点没少，甚至还比以前更大了。

这部POFMA2019年推出的时候，明确定位就是打击损害公共利益的网络虚假信息，核心操作是发更正指令，要求当事人在自己帖文旁边挂上政府的更正说明，真要走刑事程序，还得证明当事人明知道内容是假还发。本来立法逻辑看着没大问题，结果落地七年，跑偏偏得越来越明显。

2025年，POFMA的指令多次对准批评死刑政策的维权人士、反对党人士和独立媒体，同年11月，马来西亚新闻网站MalaysiaNow因为拒绝执行指令，坚持报道死刑犯的权利问题，直接被封锁。不少批评者都称，这条法律早就偏离了打击真正虚假信息的初衷。

今年三月，POFMA迎来生效六年多以来的第一宗刑事起诉，案子本身就是这套体系尴尬处境的缩影。被告杰伊是一名长期批评政府政策的评论人，他2023年和2025年在TikTok发，内容涉及投票保密制度、公积金提取政策还有组屋可负担性这些民生话题，被新加坡警方和POFMA办公室认定内容包含虚假事实。

当局2024年已经给了他二十四个月的有条件警告，要求他这段时间不能再犯，结果2025年他又发了被认定有问题的，直接被提起六项指控，里头就有三项POFMA的刑事罪名，还加了诽谤和煽动种族仇恨。一旦定罪，最高要蹲五年牢，还要罚差不多二十七万人民币。

人权观察、国际特赦这些机构立马发了联署声明，说这就是POFMA被滥用来压制批评的信号。到现在案子还在走司法程序，没有最终结果，外界都盯着这案子的走向。

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宗案子也引来国际关注。维权人士科基拉因为2024年十月就死刑执行发帖批评政府，被POFMA办公室发了更正指令，她直接拒绝执行。今年五月，刚好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议新加坡之前，多家人权机构联名要求新加坡撤回指控，说这个时机选得，只会让外界更觉得新加坡言论空间在收缩。

放到POFMA这几年的运作轨迹里看，这真不是孤立事件，已经成了固定模式：以虚假事实当理由，实际覆盖了不少政治批评内容，被指控的人想要申诉，能走的救济渠道少得可怜。上诉到高等法院，也只能审查三个技术性条件，连内容到底是不是真的，都不能做独立认定。

这边POFMA争议还没消，刚在六月二十九日正式生效的OSRAA，给这套体系加了新维度。这部法2025年十一月就通过了，和POFMA侧重打公共领域虚假信息不一样，OSRAA更偏向给个人受害者做救济。

它专门设了网络安全专员的职位，普通人碰到网络骚扰、亲密照片被滥用、被人冒充身份、被人肉搜索，都能找专员申诉，专员可以直接在行政层面发下架令、限号令甚至封网令，不用走漫长的司法诉讼，能快速拿到救济。对平台的要求也更明确，不按时响应专员指令，就得交高额罚款。

这次还顺带改了《防止骚扰法》，把非法跟踪的定义直接拓展到了网络空间。天天蹲在受害者的网络空间刷存在感，故意让对方不得安宁，都能算跟踪罪。

更关键的变化是多出了“管理者命令”这个工具，法院以后可以直接要求论坛版主、社群群主这些个人管理者下架或者改正侵权内容，法律责任直接从机构延伸到了个人管理者头上。现在但凡管着有点规模网络社群的人，都得重新算算自己会不会踩法律坑了。

这套POFMA加OSRAA的双轨体系，本来设计逻辑很顺，一个管公域一个管私域，互不重叠还能互补，新加坡立法本来就以精细出名，技术层面确实挑不出大错。可真到2026年的现实里，一堆解决不了的问题全冒出来了。

跨境执法就是跨不过去的第一道坎。OSRAA明确说适用于境内或者从新加坡发出的网络活动，还要求平台配合指令，可问题是，搞网络骚扰的人完全可以躲在新加坡管辖范围之外，用境外账号境外服务器发动攻击。

专员的指令能不能管到境外平台，最终还是看这些平台的商业利益，不是新加坡法律说啥就是啥。现在几大主流平台在东南亚的合规问题本来就一大堆，新加坡一国之力，根本改不了整个大格局。

AI生成内容带来的麻烦更棘手，也是目前法律准备最不足的地方。OSRAA条文里提了一句数字修改或者生成内容带来的伤害，也就仅仅提了一句，根本没有系统性的应对方案。

到2026年，一键生成高度逼真的语音已经是普通人都能用的工具，深度伪造内容搞骚扰，成本几乎为零，反过来要找出发言人的源头，法律成本高得吓人。法律规定申请披露用户身份有十二个月的时效，可AI生成的骚扰内容往往几个小时就能传遍全网，事后追责，好多时候已经没法挽回损失了。

更根子上的问题，其实和法律技术无关，和法律的合法性有关。一部法律能不能一直发挥作用，不光看法条密不密，还要看社会信不信它。POFMA从2019年到2026年，被盯上的大部分都是政治批评者和维权人士，很少碰到那些随便传假消息的普通用户。

现在杰伊的案子和科基拉的案子，在国际人权机构眼里，已经成了这部法律正当性受损的标志。本来是打虚假信息的法律，结果大量用来对付和政府有分歧的人，慢慢大家就会有顾虑，本来是怕说假话，最后变成不敢说任何可能惹麻烦的话，这对信息生态的伤害，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把视角放远一点看，新加坡所处的位置，还多了一道绕不开的难题。现在大国博弈越来越深，东南亚成了各方信息战舆论渗透的主要战场，新加坡作为东盟枢纽和全球金融中心，一直要在大国之间搞平衡。

不同背景的账号媒体智库都活跃在新加坡的信息环境里，很多人都披着合法的外衣，法律上没法直接定性，现有的两部法律主要都是针对个人行为，应对这种系统性的信息操控，能力相当有限。这已经不是管造谣打骚扰的小事，是国家信息主权的战略问题，单靠立法根本破不了局。

OSRAA六月底才刚正式生效，配套的监管框架还在磨合初期，专员办公室怎么运作、申诉程序实际效率怎么样、各平台合规改造完了没有，全都是还没填的空白。新加坡的制度执行能力全世界都有数，但执行能力只能解决把现有规则落地的问题，解决不了规则本身够不够用的问题。

现在AI技术迭代越来越快，地缘政治不停搅动，国际上的人权监督也越来越密集，新加坡这套网络法律体系要承受的内外压力，比当初立法的时候预想的复杂太多。能管住多少发言是一回事，能不能真正守住信息生态的底线，又是另一回事。这里头的差距，就是对新加坡最大的考验。

参考资料：环球网 新加坡新法收紧网络言论管制引发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