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一九七九年春上，我在我们大队配种站干活。说是配种站，其实就是生产队腾出来的两间土坯房，一间关种羊，一间搁张桌子和几瓶酒精棉球。我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村务农，队长看我识几个字，又会摆弄牲口，就把这活儿派给我了。工分按整劳力算，一天十分。活儿不累，就是味儿大。
我们大队的种羊是只瑞士萨能奶山羊，白毛，长脸，耳朵耷拉着，是从县种畜站引进的。配一次种收五块钱，个人家来配就记工分。开春正是发情旺季，每天都有牵着母羊来的。公的母的关在一块儿，跳一跳，叫一叫，事就成了。我负责登记，谁家的羊，什么时候配的，预产期哪天。我有个小本子，记得密密麻麻。
那天下午，日头偏西，我正在给种羊添草。院门口探进来一个脑袋，扎着两根辫子，脸圆圆的，眼睛挺大。是村长家的二闺女，叫巧云，在公社中学念高二。她手里牵着一只母羊，白毛，肚子挺大，走路慢吞吞的。她说：“志明哥，俺爹让我来配羊。”我说：“牵进来吧。”她把羊拴在桩子上，站在一边，脸有点红。
我登记的时候问她：“你家这羊头一回配？”她说：“嗯。”我说：“预产期记在九月，到时候你来找我。”她没应声，站了一会儿，忽然低声问了一句：“志明哥，你光给羊配，看人准不准？”我抬头看她，她脸更红了，像搪瓷盆里盛着的高粱酒。她说：“你看人准不准，我跟谁最配？”
我手里的笔停住了。土坯房里光线暗，能看见她鼻尖上细细的汗珠。我咳了一声，说：“这个……配种站只管羊，不管人。”她说：“那你就是不懂。”我说：“也不是不懂，就是……”她打断我：“就是什么？”我说：“就是没正经学过。”
她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那你瞎说一个呗。”我说：“瞎说不行，要讲科学。人的婚配跟羊不一样，羊看的是体格、毛色、产奶量。人看的是成分、劳动、脾气、家庭。”她歪着头：“那你看我呢？”我说：“你成分好，贫农，爹是村长，本人念书，劳动也好。按这个标准，谁娶你都合适。”她脸又红了，说：“谁问你这个。”我说：“那问什么？”她说：“问最配的。”我说：“最配的，还得看你自己心里怎么想。”她低头踢了踢地上的土坷垃，说：“我心里没想。”
母羊配完了，我把她家的羊牵出来。她接过缰绳，要走不走的样子。我说：“回去路上慢点，这羊怀上了，别让她跑。”她说：“知道了。”走了几步，回头说：“志明哥，你这个人，净说废话。”我说：“那你还来问。”她说：“我来是配羊的。”我说：“那不就结了。”
她走了以后，我在屋里坐了一会儿。小本子上留着她家的名字：李巧云，母羊一只，白色，三岁。我用笔在那行字底下画了个道道，又擦掉了。
那年秋天，巧云考上了省里的农机学校。走的那天，我在场院上晒玉米，她背着铺盖卷从大路上过，看见我，喊了一声：“志明哥！”我说：“去上学啊？”她说：“嗯！”我说：“好好学。”她说：“你那个小本子，还记着呢？”我说：“记着呢。”她说：“等我毕业回来，你教我看。”我说：“看什么？”她说：“看羊。”我说：“行。”
她笑了，还是那样弯弯的眼睛，转身跑了。我站在玉米堆上，看着她跑远。天很高，很蓝，几朵白云像刚弹好的棉花。风里有一股玉米须的甜味儿。
后来我接了我爹的班，去了县里的兽医站。那个小本子我一直留着，上面记着几百只羊的配种记录。一九八四年，我结婚了，媳妇是兽医站的同事。巧云中专毕业分在乡农机站，嫁了乡中学的一个老师。有一回赶集碰见，她领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说：“志明，你看我家这个，跟谁最配？”我说：“跟你最配。”她笑了，说：“你还是净说废话。”
再后来我调到市里，小本子放在老家抽屉里，发黄了。去年收拾旧物翻出来，看见李巧云那行字还在，底下那个我画过的道道，浅浅的一道铅笔印。我翻过去，又合上了。七九年的风，早不知道吹到哪儿去了。那只萨能种羊，后来老死了，埋在生产队后面的坡上。配种站那两间土坯房，也拆了盖了砖房。巧云那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正经答过。配种站只管羊，不管人。可人有时候问出来的话，比羊的事难答多了。那时候我要是瞎说一个，不知道会怎么样。大概还是不会怎么样。日子那么长，谁跟谁配，不是算出来的，是过出来的。我合上本子，把它放回抽屉里。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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