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十日记》是伪书还是禁书？其实清朝时就已经有不少人读过

顺治二年五月初一，扬州城封刀的那天，据说城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还能站着走路。更早十天，兵部尚书史可法守城失陷，清军从城门冲进来，一路杀到瘫。后来，人们提起那段历史，往往只剩下四个字——“扬州十日”。

问题是，我们今天熟悉的“扬州十日”，几乎都来自一本书：《扬州十日记》。它被反复引用、不断放大，有人把它当成铁证，有人却坚称是清末革命党捏造的宣传品。甚至连“这本书到底真不真”“清朝是不是查禁过它”，都成了网络争论的老话题。

把时间拉直来看，这件事其实并不复杂——史可法守扬州的惨败是真实历史，“扬州十日”这个说法，来自一部记录者的亲历回忆，而这部书的命运，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曲折、要普通，也更值得细细说一说。

从史可法到扬州十日，《扬州十日记》究竟写了什么？

先把时序捋清楚。

史可法镇守的是南明弘光元年，折算到清朝时间就是顺治二年四月。清军南下，打南京之前必须先拿扬州——这是长江北岸的要冲，也是沟通南北的交通节点，更是扬子江下游一颗富庶的城池。史可法在当时，是南明政权里最能打也最有名的忠臣之一，他在朝廷里曾极力反对南北分割，主张以江北为屏障抗清，扬州就是他赌上最后一口气的地方。

《扬州十日记》就从城破前一天的气味写起。

四月二十四日傍晚，城里的紧张气氛已经压得人喘不过气。明军内部开始出现溃散的征兆，有两名守军士兵在夜里干脆跑进作者王秀楚家里借宿，但不是带着纪律来，而是带着疲惫、恐慌和散漫。记载里提到军纪败坏，不按号令，抢吃抢喝，已经暴露出一支军队要撑不住的前兆。

到了四月二十五日午后，城终于破了。清军从城门涌入，先是四处追杀还在抵抗的明军残兵，同时也有一批士绅百姓信了“王师”、“清军来的是正统”的宣传，提前在门口设香案迎接，希望借“顺从”保命保财。这段心理，在《扬州十日记》里写得很生活化——家家关心的是田产和孩子，对大局认识模糊，只想着“换个朝廷继续过日子”。

现实却很快把幻想撕碎。

同一天下午之后，入城的清兵开始转向大规模劫掠，先不杀人，先抢东西。他们盯着的是钱财、粮食、首饰，接着就盯上了妇女。26日开始，屠杀与奸污才真正拉开帷幕。按照《扬州十日记》的描写，从这一日开始，血光就没停过——清兵挨家挨户搜人、绑人，妇女被拖走、被侮辱，胆敢反抗的男丁，当场砍倒。王秀楚在这一天与家人失散，他的笔下，从这一段开始，明显带上了悲愤和惊惶的个人情绪。

再往后，四月二十七日，屠杀没减弱，反而扩散到更多街巷。王秀楚躲到荒草堆里，听着城中杀声四起，只能在缝隙里看到清兵拖着刀在小巷中穿梭。那天，他确认至少有四个至亲遇害。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都是同样的画面：抢劫、杀人、奸污、放火，民宅变成尸堆，人家屋后的菜园变成乱葬之地，《扬州十日记》一直在重复一个基调——城里的普通人没有所谓“作乱”的资格，只有被动等待清军这一波又一波的清洗。

真正让后人争议最大的一句，是五月初一之后的那段话。

按照记载，五月初一日清军正式“封刀”，也就是长官下令停止随意杀戮。此时城中已是满目疮痍。五月初二起，官府开始组织掩埋、焚烧尸体。王秀楚记下了一句：“查焚尸簿载数共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门焚缢者不与焉，被掳者不与焉。”这句话成了后来很多文章的关键依据——扬州十日被杀八十万人，于是被搬进各类史实讨论和爱国教育当中。

这里要注意两个事实：

第一，《扬州十日记》本身写得很明确——所谓“十日”，是作者自己从四月二十五日起，到五月初五止的十天亲历，而不是屠杀整整十天。真正大规模、无节制的杀戮和掠夺，集中在四月二十六到三十这四五天。

第二，八十万人这个数字，来自所谓“焚尸簿”，是被作者引用的一个数据，并非统计学意义上的实测，也没有其他独立文献对这个数字做过交叉验证。

这就引出后面所有争论的核心——有限的记载，因其悲惨而被不断传播，逐渐演变成带有象征意义的“一次屠城”叙述。史可法守城失败、清军入城后的暴行，是历史事实；但具体死者数字、持续时间，能否精确统计，则是另一个问题。

等到五日之后，城中秩序慢慢建立起来，清廷开始安置官吏，开仓赈济余民。王秀楚剩下的三位亲人，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堪堪团聚，原本八个至亲，只剩三人——这也是本书最后转入个人反思的落脚点：他从一个普通读书人的视角，反思这场灾祸的成因、史可法的成败以及百姓的悲剧。

总体看，《扬州十日记》并不是一部“军事战史”，它记录的是一个读书人十天里见到的血腥与绝望，是一份带着主观感受的难民口述史。把屠杀时间拉长到“整整十天”或把所有数据都当成精确事实，本身就偏离了这本书的原貌。

是真史还是伪书，清廷到底有没有禁掉《扬州十日记》？

真正的争议，集中在两点：这书是不是清末革命党为宣传需要捏造？清朝是不是曾经严令禁毁？

先说“伪书”的质疑来源。

很多人拿出几个“漏洞”：冷兵器军队四五天砍八十万人，从常识上就难以成立，扬州城当时的人口是否有这么多更是一个疑点；书中作者能听懂八旗兵说满语，甚至可以交流，这对一个普通汉人来说似乎不太合理；另外，有些书中的地名称呼，在实际地理上找不到对应，有的地方用“高丽”称朝鲜，也显得古老；最关键的一点——王秀楚这个人，正史里没什么记载，连地方志里都难觅其踪影，于是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他根本不存在，是后人虚构的“见证人”。

这些论点如果只看表面，很容易得出“伪书”的结论。但问题在于，真要说它是清末革命党杜撰的，我们手上必须有一个更硬的证据：在革命党出现之前，这本书是否根本不见于任何清代文献？只要能在清代中期、或者更早的资料里发现拿《扬州十日记》当参照的记录，就足以推翻“清末伪造”的说法。

清代的几条史料，恰恰提供了这种证据。

先来看道光年间的《埋忧集》。这是清代文人朱翊清的文集，其中有一篇《乍浦之变》，写的是鸦片战争时英军在浙江乍浦的劫掠和杀戮。文章最后，作者有一句感叹：“其他遭其毒者，亦不胜举。顷阅《扬州十日记》，历叙城破被难之苦，令人不忍卒读。乱离之际，大体一辙也。”

这句话明确说了：他读过《扬州十日记》，知道书里详细写城破受难的痛苦，还拿来和英军的暴行做对比。这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革命党尚未兴起的道光年间。说明当时已经有《扬州十日记》流传，而且读书人可以很自然地拿它出来引用感叹，并不是一部突然冒出来的“革命宣传小册子”。

再往前翻，《南疆绎史》是清初温睿临整理明末史事的一部书。到了嘉庆年间，有人仿照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做法，给它广泛加注，引用的各类资料里，就提到了《扬州十日记》或“十日录”：“其专纪一人一事及合纪殉难事者，有……某《扬州十日录》（《秋室集》作王秀楚《扬州十日纪》）。”

这里有几个信息点：

一是嘉庆时代就已经有人把《扬州十日记》当成可引用的明末资料之一；
二是当时的注者还不确定作者姓名，写了“某《扬州十日录》”，说明这书在民间流传时，作者信息本身就模糊；
三是“十日录”“十日纪”名称不一，暗示这本书可能在不同版本里有所变化。

到了咸丰时期，蒋鼒写《小腆纪年》，专门记录明末清初历史，他在书中直接提到：“予读王氏《扬州十日记》……”后面还引用其中对史可法用人的批评，继而自己反驳一句：“此盖书生率意妄语，无足论也。”这里更清晰了——蒋鼒不仅读过这本书，而且记得里面具体评史可法的句子，还对这些评价提出批判。这种“读了之后还嫌人家妄语”的语气，很典型的清代士人文风，把一本书视为可以参考但未必全信的野史。

同治年间的大员张之洞在《书目问答·史部》里提到《明季裨史》这套丛书，列了十六种小册，其中就有《扬州十日记》。他把这些书归类为“杂史类事实之属”，其实就是明说：这是一些夹杂事实的野史小品，带有大量个人视角和传闻，不能和正史相提并论，但也不是凭空捏造。

这几条线索放在一起，结论其实很明白：

《扬州十日记》在清代至少从嘉庆前后就开始流传，之后道光、咸丰、同治时期都有人读过、引用过、批评过，不是突兀出现在清末革命运动里的“宣传作品”。它的作者信息和书名有过模糊和偏差，这是当时野史传播的常态，但书本身的存在，是可以通过多处史料相互印证的。

再说禁书问题。

网络上有种说法：乾隆修《四库全书》时，凡是对清军暴行不利的书，都被列为禁毁书，《扬州十日记》自然也在其列，以至于国内找不到，只能靠清末从日本“发现并带回”。

这套说法听起来很有戏剧性，但从现有资料看，并不站得住脚。

首先，清代确实存在官方禁毁书目，《清代禁毁书目》可以查到不少被毁书籍，但这其中并没有《扬州十日记》的名字。其次，前面说过，在嘉庆、道光、咸丰、同治这些朝代里，都有文人公开在著述中提到《扬州十日记》，把它当作常见的明季野史之一，既无避讳、也无遮掩——如果真是“文字狱”级别的禁书，文人不可能这样轻描淡写地写在书中，编者也不会敢把它顺手收进书目。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张之洞把《扬州十日记》归类为《明季裨史》系列的一种，这套书在清代中后期是通行本，市面上能买到。所谓“裨史”，就是辅助正史的小册，多半带有轶事和主观色彩。官方对这类书的态度，一般是不重视、不采入正史，但也不一定全面查禁——只要不直接攻击现政权，就容它在民间自生自灭。

所以，说《扬州十日记》是“被清廷下令禁毁的反清证据”，从清代书目记载看，并不符合事实。它更像是一部普通的野史小册：有读者、有流传、不算主流，也没有被特别重点打压。清末革命党在日本看到并传播它，是有可能的，但那只是利用现成资料，而非自编一本“新史书”。

至于王秀楚个人，在正史里确实没地位，更像是地方士人或幕僚一类的小人物，名字没有被系统记录，这在明清两朝的社会环境里再正常不过。我们不能因为“地方志没查到”就断言他不存在——很多战乱中的小人物，只有在这种“亲历者小册”里留下一点痕迹。

屠戮的数字与事实：扬州十日到底有没有被夸大？

回到最敏感的问题：扬州十日究竟是怎样一场屠杀，它是不是被后人夸大了？

现有材料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史可法守扬州，清军攻城后在城中实施了大规模杀戮和劫掠，这是从中国史料到外国传教士记载都能互相印证的事实。

关于数字，就分成两个层次来看。

首先，八十万人这个数字，近代以来很多历史研究者都有质疑。以当时扬州的规模和人口情况，城中居民加流亡者，要达到八十万本身就得打问号；更别说，短短几日内用冷兵器屠杀如此之多，从战术执行和时间成本上都极其困难。《扬州十日记》中的“焚尸簿载数共八十余万”，很可能是把大量不同地方、不同性质的尸体合并计算，甚至不排除有夸张成分。

其次，清军在扬州的暴行，不是只靠一本《扬州十日记》在喊。比如前面提到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他在《鞑靼战纪》中写到：扬州这座城的守将是忠于明室的大臣“史阁老”，鞑靼人屡攻不克，最终以惨烈战斗攻陷，全城被洗劫，百姓和士兵悉遭屠杀。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引发瘟疫，清军把尸体抬到屋顶，再放火焚城焚郊，一切化成灰烬，扬州周边成了一片废墟。

这段记载，虽然没有给出数字，但与《扬州十日记》中的大量细节高度吻合——城破后的洗劫、大屠杀、焚尸、放火，都是共同出现的元素。只是在卫匡国那里，这一切是他从教友、商人、地方官员口中拼出来的整体画面，而不是某一个逃难者的“十日日记”。

再加上国内其他有关“史可法扬州之难”的记载，屠杀的存在基本不需要再争辩。争议的核心，不是“有没有屠杀”，而是“到底死了多少人”、“是否可以用一个惊悚的数字来代表这段历史”。

从严谨态度来说，“八十万”这类极端数字应当被持保留态度看待。它传达出的是一个“惨烈到难以想象”的情绪，而不是一个可以精确度量的统计。就像很多战争中的“城破几日尸满街巷”的描述，更多体现的是幸存者极端震撼的体感。

但另一方面，不能因为数字存疑，就推翻整件事。扬州十日被夸大了吗？在某些宣传语境里，确实存在把这次悲剧演绎成更加极端的象征叙述——从十日屠城到八十万血案，这种说法方便传播，也容易唤起情绪。但换一个角度看，哪怕把数字减半、减到十分之一，只要确认当时存在广泛无差别屠戮，无数家庭在十天内被灭门，这本身就是难以抹去的历史暴行。

清军的暴行不因数字起伏而消失，正如卫匡国的记载所说，全城“悉遭屠杀”，城与郊一片灰烬。这种将整座城当作战利品清洗的行为，在后来很多战争史中都被视为残酷的典型——也难怪朱翊清会拿扬州十日来比照乍浦之变，将英军的暴行放在同一条线上来感叹“乱离之际，大体一辙”。

总结起来，《扬州十日记》是一部带有强烈个人视角的难民见闻录，它给了我们一个近距离窥视屠城的窗口，但不应该被当成“唯一权威”。它不是革命党伪造的，也没被清廷正式列为禁毁，而是在清代被越来越多士人当作一种野史材料慢慢消化——有人感慨、有人批评、有人引用，却没有谁把它当成不可碰触的禁忌。

从史学的角度，用它来还原扬州之难，必须搭配其他资料交叉印证，尤其是涉及具体数字和个别细节的时候，不能简单照抄。这既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那些在真实屠杀中死去的无名者负责——他们的遭遇不需要夸张数字来“证明惨烈”，暴行本身就已经够沉重了。

文章说到这，很多人可能会问：那我们还要不要继续讲“扬州十日”？要不要改成“扬州之难”？要不要把八十万这个数字拿掉？

这些，都可以“求同存异”。

可以继续用“扬州十日”这个历史标签，因为它已经深入人心。但在讲述的时候，可以更清楚地解释：这本是一本亲历者记录自己十天经历的书名，而不是屠杀持续的准确时长。可以在提到数字时说明争议来源，告诉读者这是当时某种记载而非严谨统计，避免让数字本身遮蔽了对事件的理解。

最重要的是，无论数字多少，无论记载如何，史可法守城的殉难、扬州城破后的灾难，都是真实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在回顾这些时，既不需要把它包装成无限夸张的传奇，也没必要出于某种情绪去“替清军洗白”。事实就是事实——有屠戮，有洗劫，有焚城，也有幸存者的痛哭和后来的反思。

这样的历史，讲得越清楚，越能让人看见复杂的人性和制度，也越能提醒我们，在任何朝代、任何旗号之下，战争对普通人的伤害，其实都长得一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