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一女子出去私混，染上艾滋病，村里人一看见她就躲的远远的

消息传开的那天，是个赶集的日子。

我骑着三轮车从镇上回来，车上装着两袋复合肥和一把新锄头。复合肥是赊的，跟镇东头老周家的农资店赊的，说好了秋后卖了粮再结账。老周跟我认识十几年了，没打条子，就拿笔记了个数。那把锄头是给我大儿子买的，他今年十三，能帮着下地了，原来那把短了些，抡起来不得劲。

刚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就看见王婶子跟李嫂子凑在一起，头碰着头，跟两只斗架前的母鸡似的。王婶子手里攥着一把韭菜，韭菜根上的泥还没抖干净，滴滴答答往下滴水。李嫂子手里攥着把蒲扇，扇面上破了道口子，她扇一下，那道口子就张一下嘴。

我喊了声婶子，两人同时抬起头，脸上那种表情说不清道不明的，像是刚嚼了一嘴苍蝇。王婶子的嘴张了张，又合上了，拿胳膊肘捅了捅李嫂子。李嫂子拿扇子挡着脸，只露出一双眼睛。

“你还不知道？”王婶子终于凑过来，声音压得跟蚊子哼哼似的，“彩云回来了。”

彩云。这名字从她嘴里出来的时候，我手里的车把晃了一下。三轮车龙头歪了歪，车轮碾过路边一块碎砖头，颠了一下。

“啥时候的事？”

“前天晚上。”李嫂子接话，拿扇子挡着半边嘴，“坐的最后一班小巴，天都黑透了才到。刘老四家的在村口碰见她，吓得抱着孩子就跑，说那脸白得跟纸一样，嘴唇都是黑的。”

“瘦成啥样了？”王婶子又凑近些，声音更低了，“刘老四家的说，整个人缩了一圈，走路都打晃。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头全是药盒子。说是那个病，那个……艾滋病。”

这两个字从她嘴里出来的时候，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像嘴里含着一块烧红的炭，不敢咬，也不敢吐。李嫂子在旁边使劲点头，扇子扇得呼呼响。

“造孽啊。”王婶子叹了口气，声音扬起来一些，“在外面混了这些年，混出这么个结果。她妈要是活着，非得活活气死不可。”

“她妈死得早，没人管，可不就学坏了。”李嫂子接过话头，“你是不知道，我听说她在深圳那边，做的是那种生意……”

“啥生意？”旁边又凑过来一个人，是张嫂，手里提着一篮子鸡蛋，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

“就是那种。”李嫂子拿扇子掩着嘴，眼睛往两边瞟了瞟。

“哎呀呀。”张嫂倒吸一口凉气，鸡蛋篮子晃了晃，“那她回来干啥？这不是害人吗？”

“谁知道呢。听说病得不轻了，怕是不行了才回来的。城里医院贵，她哪有钱治。”

我嗯了一声，蹬着三轮车往家走。背后王婶子还在絮叨，什么“造孽啊”“在外面混了这些年”“这回好了，回来等死”“可别来我家串门”之类的话，被风一吹，飘得东一句西一句的。我拐进巷子的时候，听见李嫂子又说了句什么，三个人齐齐压低了声音，脑袋凑得更紧了，像三只围着一块腐肉的乌鸦。

彩云是我小学同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俩坐一张桌子。那时候教室不够用，两个人一张长条桌，中间拿粉笔画道线。她扎两根麻花辫，辫梢上总绑着红头绳，是她妈从镇上扯的，一毛钱一根。她写字好看，横平竖直的，像印上去的。老师老拿她的作业本给我看，说“你看看人家李彩云写的”。我那时候不服气，把她橡皮藏了，藏在课桌缝里。她找了一下午，翻遍了书包和抽屉，快放学的时候趴桌上哭了。我把橡皮从缝里抠出来还给她，她拿袖子一抹脸，说“明天我还跟你坐”。

第二天真还跟我坐。从家里带了两块红薯，烤熟的，搁在桌洞里，偷偷塞给我一块。那红薯烫得我手心发红，我一边吹一边吃，她看着我笑，露出两颗小虎牙。

她念完初中就不念了。我念了高中，后来也没考上大学，回村种地。她去了南方，先是广州，在一家服装厂干了两年，后来听说是深圳，具体做什么就不清楚了。逢年过节回来，穿得跟电视上的人一样，头发烫了卷，指甲涂得红艳艳的，拎着大包小包，给她妈买金镯子，给她爹买好烟。村里人都说彩云有出息，在外头挣大钱了。到底干什么挣的，没人问，她也不说。偶尔有人打趣，问她在外面做什么大生意，她就笑一笑说“混口饭吃”。

我后来娶了隔壁村的秀兰，生了两个孩子，大的是儿子，十三了，小的是闺女，九岁。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可也踏实。彩云每次回来，都会来我家坐坐，给我孩子带糖，带衣服。有一回她喝多了，坐在我家门槛上，看着月亮说：“小军，你知道吗，我在外头，晚上从来不看月亮。看了想家，想我妈。”

我说那你就回来呗。

她笑了一下，那笑我到现在还记得。嘴角往上弯，眼睛往下垂，像是笑给自己看的。

“回来干啥？种地？我不会种了。”她说完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走了。那天月亮很圆，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她的背影在月光里越来越小，最后融进巷子那头的一片黑里。

后来她妈死了，脑溢血，半夜走的。那天晚上彩云她妈还跟隔壁王婶子一起在院子里乘凉，说今年庄稼长得好，等彩云回来给她带新米。回去睡下就没再起来。第二天早上王婶子去串门，发现她倒在灶台边上，锅里的水烧干了，锅底烧得通红。送到镇上医院，人已经不行了。

彩云从深圳赶回来，在灵前跪了三天三夜，膝盖烂了都不知道。出殡那天她哭得昏过去，是我媳妇秀兰把她架回来的。她在家住了半个月，天天把自己关在她妈那间屋里，不出来。我让秀兰给她送饭，她就扒拉两口，剩下的搁在门口。走的时候，她把钥匙留给我，说：“小军，帮我看着点这房子。我以后……不一定啥时候回来。”

那以后她再没回来过。过了有六七年了吧。偶尔打个电话，号码每次都不同。有一年过年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小军新年好，祝全家安康”，没有落款，可我存了她的号，知道是她。我回了一条，问她啥时候回来，她没回。

现在她回来了。

第二天我去地里浇水，路过彩云家老屋。那房子还是她妈走那年的样子，土墙上的白灰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黄泥。院墙上爬满了牵牛花，紫的白的，开得不管不顾。院门虚掩着，门板上贴的门神褪成了灰白色，秦琼和尉迟恭的脸都看不清了。门口的石阶上长满了青苔，绿油油的，像是铺了层绒布。我站在路边看了一会儿，没进去。空气里有股潮味，从院子里飘出来，混着一丝药味，苦中带涩。

中午回家吃饭，秀兰跟我说：“彩云得了那个病，你知道了吧。”

我说知道。

“村里人都在说，让大家都躲着点，说那个病传染。”秀兰把饭碗搁在我面前，筷子摆好，“王婶子早上来了一趟，专门跟我说这事，让咱家孩子别往那边跑。”

“日常接触不传染。”我说。这话是我在电视上看的，什么宣传片里讲的，一起吃饭、说话、干活，都不会传染。镇上卫生院还贴过海报，上面画着一个人跟另一个人握手，打着一个红叉，旁边写着“不会传染”。

秀兰看了我一眼。“你说不传染就不传染？万一呢？咱孩子还小。”

我没再说什么。扒拉完碗里的饭，去院子里劈柴。斧头砍在木头上的声音很响，一声一声的，把脑子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都砸碎了。秀兰在厨房洗碗，碗磕在锅沿上，叮叮当当的，比平时响。

下午我去村部交电费，会计小刘跟我说：“小军，你认识李彩云吧？”

我说认识。

“她这个情况，村里得往上汇报。”小刘压低了声音，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刘主任说的，让各家各户都注意点。主要是怕传开，镇上知道了不好看。”

“汇报啥？”

“就是报个备。万一出事了呢。”

我没再问，交了电费就走了。出门的时候在村部门口碰见刘主任，他夹着个公文包，看见我，点了下头，欲言又止的样子。最后拍了拍我肩膀，说了句“你忙”，就走了。

第三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在村口又碰见彩云了。

她站在老槐树底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外套，牛仔裤，脚上一双布鞋，鞋面刷得起了毛。整个人瘦得脱了形，颧骨突出来，像两把刀片嵌在脸上。脖子上青筋一根一根的，撑着一层薄薄的皮。头发剪短了，贴在头皮上，灰白灰白的，一绺一绺的，像是枯了的草。她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头装着几盒药，塑料袋是镇上卫生院那种白袋子，印着红十字，里头还有一张收费单，长长的一条，折了好几折。

她看见我，站住了。嘴巴动了一下，像是想打招呼，又没说出来。就那么站着，风吹起她额前几根碎发，贴在干燥的额头上。

我推着自行车走过去，停在她面前。距离两三步远的地方，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药味，混着洗衣粉的味，还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像是很久没晒被子的房间里的潮气。她领口露出一截锁骨，深得能盛水。

“回来了。”我说。

她点点头。声音哑哑的，像是嗓子眼里有砂纸：“前天到的。”

“吃饭了没有？”

她愣了一下。可能没想到我会问这个。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塑料袋，摇了摇头。塑料袋在她手指上勒出一道红印。

“上我家吃去。”

她抬起头来看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那眼睛还是她的眼睛，虽然陷进去了，眼眶下面一圈青黑，可瞳仁还是黑的，亮亮的，像两口深井里映着天光。

“不了。”她说。“秀兰和孩子……”

“走吧。”我把自行车掉了个头，推着走。“家里有剩饭，热热就行。”

她跟在我后面，保持着两步的距离。我能听见她的脚步声，轻轻的，像是踩在棉花上，又像是踩在碎冰上，小心翼翼的，每一步都带着试探。走到我家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她站在院门外，两只手攥着那个塑料袋，指关节发白，不敢进来。

“进来啊。”

“小军，要不……算了。”她往后退了一步，鞋底蹭在门槛上，发出轻轻的沙沙声。“我就是想看看你。看看你就行了。”

“来都来了，进来。”

秀兰正在厨房做饭，听见动静出来，看见彩云站在院子里，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很快，快到一般人看不出来。可我看见了。她嘴角往下压了压，又提上去，眼皮跳了一下。

“秀兰。”彩云叫了一声，声音低低的，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来了啊。”秀兰应了一声，转身进了厨房。过了一会儿，端了碗面条出来，搁在桌上。碗里还卧了个荷包蛋，蛋黄是溏心的，在面汤里颤颤巍巍。“吃吧，还热着。”

彩云端起碗，手有点抖。她吃了两口，眼泪就掉下来了，滴在碗里，跟面汤混在一起。她拿手背抹了一下，继续吃。秀兰站在厨房门口看着，没说话，转身进去了。我听见她在厨房里把锅盖掀了又盖上，盖上又掀开，哐当哐当的。

那天晚上彩云在我家坐了一个多小时。她说了她在外头的事，说得不多，断断续续的，像是从一堆乱麻里往外抽线头。说她在深圳待了十几年，换过好几个工作，先在服装厂，后来去餐厅端盘子，再后来在一个夜场做领班。说那个病是前年查出来的，不知道怎么得的，可能是有一回帮一个喝醉的客人处理伤口，那人后来听说也是这个病。她说她没乱来，真的没有。她说这话的时候看着秀兰，秀兰在纳鞋底，针扎了一下手，吮了吮指头，没抬头。针眼里冒出一颗血珠子，她拿布擦了。

“我知道你们不信。”彩云说。“可我真的没有。”

我说我信。

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感激里面夹着点别的什么。像是一碗水里滴了一滴油，散开了，又聚回来。

她走的时候，我把她送到门口。月亮很大，照得院子里亮堂堂的。她站在门槛外，回头看了看屋里，秀兰在灯下纳鞋底，两个孩子趴桌上写作业。儿子的笔在作业本上沙沙响，闺女的铅笔断了，拿小刀在削。

“小军。”

“嗯。”

“谢谢你。”

她说完就走了，瘦瘦的背影被月光拉得很长，一直拖到巷子那头。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直到那个影子融进黑里，再也看不见。月亮挂在天上，圆圆的，亮亮的，照得路面上的小石子都清清楚楚。

后来彩云就在老屋住下了。她也不怎么出门，偶尔去镇上医院拿药，偶尔在门口坐一会儿。她搬了把竹椅坐在门槛里侧，门开着一半，阳光照进去，在她脚前铺了块亮堂堂的方砖。她就坐在那片光里，拿根树枝在地上画，不知道画什么。有时候画圈，有时候画线，有时候画些乱七八糟的图案。我路过的时候瞥过一眼，那些图案里好像有房子，有树，有小人。

村里人看见她，都绕着走。王婶子有回从她门口过，看见她在院里晒衣服，当场就呸了一口，声音大得半条巷子都听得见。那口痰吐在彩云家门口的石阶上，白花花的一团，在青苔上格外扎眼。彩云听见了，衣服没晒完就进屋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咔嗒一声，像是怕吵着谁。

李嫂子更绝，她家孩子跟彩云家的老宅就隔一堵墙。她在墙那边加高了半米，拿碎砖头垒的，上面还插了些碎玻璃。有人问她怕不怕，她说：“怎么不怕？万一她洗衣服的水渗过来呢？万一那病毒从墙缝里钻过来呢？”说这话的时候她正拿抹布擦墙根，擦了一遍又一遍。

张嫂的男人在镇上开小卖部，有一回彩云去买盐，张嫂男人隔着柜台把盐袋子扔过来，钱都没接，摆了摆手让她走。彩云把五块钱搁在柜台上，拿起盐走了。后来张嫂知道了，跟她男人吵了一架，说“你跟她说话干啥？她碰过的东西你都扔了！”那袋盐后来不知道扔了没有。

我每回去地里，都从彩云家门口过。有时候看见她坐在门槛上，拿根树枝在地上画，画着画着就发呆，树枝垂在地上，一动不动。有时候看见她趴在那张旧桌子上写东西，大概是在写信，可又没见她寄过。桌上搁着一支圆珠笔，笔芯快用完了，写出来的字要使劲划才看得清。我喊她一声，她就抬起头来笑一下，那笑跟从前一样，嘴角往上弯，眼睛往下垂。

秀兰为这事跟我吵过一架。那天我从镇上给她带了一盒药，治咳嗽的，她咳了半宿，我听着揪心，那种咳法，一声接一声的，像是要把肺管子都咳出来。我在镇上药店买了盒甘草片，又买了一瓶止咳糖浆，一共花了二十七块钱。秀兰看见了，脸拉得老长。

“你跟她到底啥关系？”

“同学。邻居。”

“同学？邻居？你给她买药？你不知道那病怎么传的？”

“日常接触不传染。”

“你老说这个，你又不是大夫！”秀兰把抹布往桌上一摔，抹布上的水滴溅出来，洒了一桌子。“你要去管她，你就别回这个家！”

我没跟她吵。端着碗出了门，蹲在院子里吃完了。碗里的面条坨了，粘在一起，我拿筷子搅了搅，一口一口往嘴里塞。那天晚上我睡在堂屋的竹床上，竹床硬邦邦的，硌得骨头疼。半夜听见秀兰在屋里翻来覆去的，床板吱呀吱呀响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起来，秀兰把一兜子鸡蛋放在桌上，没说话，进了厨房。我看了她一眼，她把锅铲敲得叮当响，锅里的油滋啦滋啦的，煎蛋的香味飘出来。

那兜鸡蛋，我送去了彩云家。她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看见鸡蛋，眼圈红了。

“秀兰让送的？”

“嗯。”

她把鸡蛋接过去，攥了攥我的手。她的手很凉，骨头硌人，手指头瘦得跟竹签似的。

“小军，你跟秀兰说，我谢谢她。”

日子一天天过去，彩云的咳嗽越来越厉害。入冬以后，她几乎不出门了。门整日关着，只有烟囱里偶尔冒出一缕烟，证明屋里还有人。我去镇上的时候帮她带药，带米，带点菜。药是镇上卫生院开的，有一种进口的，卫生院没有，得去县里。我托人从县里带过两回，一盒三百多，彩云把钱塞给我，零的整的都有，皱巴巴的一沓。我没数，揣兜里了。

村里人看我往她家跑，也开始躲我了。王婶子不再找我说话，看见我就把头一低，绕着走。李嫂子看见我就把头扭过去，跟旁边的人咬耳朵。就连我一块儿长大的刘大壮，有一回在村口碰见，犹豫了一下，还是绕道走了。他走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东西，说不清是歉意还是别的什么。

秀兰有一天晚上跟我说：“要不……把她送医院吧。”

我说问了，她不去。她说医院那个地方，进去了就出不来。她说她想死在自己家里，死在她妈那张床上。那张床是她妈结婚时候的嫁妆，杉木的，睡了三十多年，床头雕着花，油漆磨光了，露出底下的木纹。

秀兰沉默了半天，叹了口气。那口气叹得很长，像是从脚底心升上来的。

那天夜里，雪下得很大。我起来上厕所，听见院门外有动静，像是有人在拍门。声音很轻，拍两下停一下，拍两下停一下。我披上衣服出去，拉开门，彩云趴在我家门口，整个人缩成一团，嘴唇紫得发黑，脸上全是雪。雪落在她头发上，落在她肩膀上，落在她攥着门板的手指头上。她穿着一件单薄的棉袄，扣子系错了位，前襟一高一低的。

我吓坏了，赶紧把她抱起来。她轻得像一片树叶，身上烫得吓人，隔着棉袄都能感觉到那股热。她整个人在抖，抖得跟风里的纸片似的。

“小军……”她眼睛半睁着，声音细得像蚊子叫，“我妈……我妈在屋里……她叫我……她说冷……”

我抱着她往屋里跑，秀兰也起来了，看见这情形，二话没说去铺床。她把我们的被子抱出来，铺在堂屋的竹榻上，又加了两床棉絮。我们把彩云放在床上，盖了三床被子，她还是抖个不停。牙齿磕在一起，咯咯咯的响。

秀兰端来热水，一勺一勺地喂。彩云喝了两口，呛了出来，水混着血丝，喷在枕头上，洇开一朵暗红的花。

“叫大夫吧。”秀兰说。

我骑上自行车，顶着雪去镇上的诊所。雪片子打在脸上，跟小刀子割似的。路上积了薄薄一层雪，车轮打滑，我摔了两跤，膝盖磕在冰上，疼得钻心。到了镇上，赵大夫家的灯还亮着。我敲门，他出来看见我一身雪，吓了一跳。

赵大夫姓赵，叫赵德贵，跟我认识十几年了。他爹是镇上的老中医，他后来上了卫校，回来开了这个诊所。平时谁家有个头疼脑热的，都找他。他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会儿。手里攥着听诊器，攥得紧紧的。

“小军，这个病……你最好还是送县医院。”

“她不去。”

“那你让我去，我去了也没用，她那个情况，得住院。得上呼吸机，得用抗生素，得……”

“你就去看看，看看就行。”

赵大夫叹了口气，背上药箱跟我走了。他媳妇在里屋喊了声“早点回来”，他应了一声，把门带上了。

到的时候，彩云烧得糊涂了，嘴里一直在叫妈，叫小军，叫一些我听不清的名字。手在空中抓来抓去，像是要抓什么东西。赵大夫给她量了体温，听了心肺，脸色很难看。他把我拉到一边，压低了声音。

“肺部感染，很严重。”他说，“小军，我跟你说实话，她这个情况，就算送医院，也未必救得回来。她的免疫系统已经全线崩溃了。一个普通的感冒对她来说都是要命的，何况是肺炎。”

秀兰在旁边听见了，眼泪一下子下来了。她站在灶台边上，手撑着灶沿，肩膀一耸一耸的。

赵大夫给彩云打了一针，又留了些药。走的时候拍了拍我肩膀，什么都没说。他走到门口又停下来，从药箱里掏出两包口罩，塞给我。

“戴着点。”他说。“虽然日常接触不传染，但你现在照顾她，还是注意点。”

我把口罩揣兜里，没戴。

那天晚上，彩云醒了一次。她看着坐在床边的我和秀兰，嘴唇动了动。眼珠子转了转，从秀兰脸上转到我脸上，又转回去。

“秀兰。”

“嗯。”

“对不起。”

秀兰握着她的手，攥得紧紧的。秀兰的手粗糙，指节上有茧，是常年干活磨出来的。彩云的手瘦得只剩骨头，手指头像枯树枝。

“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秀兰说，声音哑哑的。“你对不起的是你自己。”

彩云笑了一下。那笑很轻，嘴角微微往上弯，眼睛弯了弯，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小军。”她又叫我。

“在呢。”

“我枕头底下有个信封。你帮我拿出来。”

我从她枕头底下摸出一个信封，很旧了，边角都磨毛了，上头沾着药渍，黄黄的一小块。信封口没封，舌头耷拉着。她想接过去，手抬了一半又放下了。

“给你吧。你看着办。”

我打开信封，里头是一张存折，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我和她，小学五年级的合影，两个人站在学校门口。那门是木头做的，两扇，上面用红漆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她扎着麻花辫，我剃着小平头，都龇着牙笑，太阳照得睁不开眼。存折上是五万块钱，她的名字，开户行是深圳的一个什么支行。

“我这辈子，就攒了这些。”她说。“给我妈上坟的时候烧点纸，剩下的……你帮我捐了吧。给那些没爹没妈的孩子。”

我攥着那个信封，一句话说不出来。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堵得死死的。

“小军，你别哭。”她说。“我不怕死。我就是……舍不得。”

她看着天花板，那上面有一道裂缝，弯弯曲曲的，从墙角延伸到房梁。

“舍不得啥？”我问。

她想了想。嘴角又弯了弯。

“舍不得你。”她说。“舍不得小时候。舍不得我妈做的红薯饭。”

那天晚上她就走了。走的时候很安静，秀兰握着她的左手，我握着她的右手。她的呼吸越来越浅，越来越慢，胸口微微起伏着，越来越轻。最后轻轻呼出一口气，再没有吸气。

窗外雪还在下。秀兰把她的手放平，给她捋了捋头发。那张脸瘦得脱了形，可看着看着，又像是小时候那张脸。扎着麻花辫，绑着红头绳，冲我喊“小军你橡皮还我”。她嘴角还留着一点弧度，像是走的时候在笑。

我把她的手搁在她身侧，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她的肩膀。秀兰坐在床边，握着彩云的另一只手，半天没动。

天亮以后，我去找村主任，说彩云走了，得办后事。村主任姓刘，四十来岁，比我大几岁。他听了，皱着眉咂了咂嘴。手里夹着根烟，烟灰烧了老长一截，没弹。

“这个……不好办啊。”

“怎么不好办？”

“村里人这个反应你也看见了。她的后事，你说怎么办？谁去抬？谁去埋？她那块地……”

“我抬，我埋。”

刘主任看了我半天。烟灰终于掉了下来，落在他裤子上，他拍了拍。

“小军，你跟她到底……”

“同学。邻居。”

他又咂了咂嘴。把烟屁股摁在烟灰缸里，摁了好几下。“行吧。你自己小心。”

我找了赵大夫，问了这个病死了以后怎么处理。赵大夫说，人走了以后病毒很快就没了，正常处理就行，不用怕。他给我写了张条子，盖了诊所的章。上头写着“经诊断，该患者因艾滋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死亡，尸体无特殊传染风险，可正常处理”。我拿着那张条子，折好了揣在贴身的口袋里。

然后我去找刘大壮。大壮在院里劈柴，看见我来，停了一下，又继续劈。斧头落下去，木头咔嚓一声裂成两半。

“大壮。”

“嗯。”

“彩云走了。”

他的斧头停了一下。停在半空，举着。

“我想请你帮个忙。抬人。”

他没说话，闷着头劈柴。斧头一下一下的，木头裂开的声音在院子里响。他劈了五六根，劈完了，把斧头插在柴堆上，拿袖子擦了把汗。

“你知道村里人都怎么说吗？”他闷了半天开口。眼睛看着柴堆，不看我。

“知道。”

“你知道我媳妇为这事跟我闹吗？她说我要去帮这个忙，就跟我离婚。”

“知道。”

他放下斧头，抬起头来看我。那眼神里有东西在打架，我看得出来。他从小跟我和彩云一块儿长大的。小时候我们仨去河里摸鱼，大壮摸得最多，彩云一条也摸不着，急得直跺脚。大壮就从自己桶里捞两条给她，说是她自己摸的。彩云信了，高兴得跳起来。

“你就不怕？”他问。

“怕什么？人死了，什么病都没了。”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院子里那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刨食，咕咕咕地叫。太阳照在院墙上，明晃晃的。最后他把斧头往柴堆上一插。

“什么时候？”

“明天早上。”

他点了点头。没再说别的。

第二天早上，天没亮，大壮就来了。穿了身旧衣裳，戴了副手套，手套是那种劳保手套，线织的，指头露在外面。我俩把彩云抬出来，用秀兰给她洗干净的那条床单裹着，放在我三轮车上。秀兰给彩云换了身干净衣服，是件淡蓝色的碎花衬衫，她妈以前给她做的。那衣服彩云一直压在箱底，没舍得穿，领口的折痕还在。秀兰给她穿上的时候，扣子扣了好几下才扣好，彩云瘦得厉害，衣服空荡荡的。

出村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东边天上有一道白，慢慢扩开，把云彩染成了粉色。路上碰见王婶子，她远远看见三轮车，一转身进了巷子，门摔得砰一声。李嫂子在墙头上探了探头，缩回去了。刘主任站在村部门口，没过来，远远地鞠了个躬。张嫂家的小卖部门关着，窗帘拉着。

路过彩云家老屋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那扇虚掩的门，门框上贴的春联还是她妈走那年贴的，红纸褪成了粉白色，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了。院墙上那些牵牛花还开着，紫的白的，在晨风里轻轻摇晃。

赵大夫说，得了这个病走了的人，要深埋。我在村后头的山坡上挖了个坑，挖了整整一上午。大壮帮我，两个人轮着挖，挖到一人多深的时候，他说行了。

我们把彩云放下去。我往坑里撒了把土，又停了手。从兜里摸出那个信封，照片我留下了，存折揣在怀里。我把信封放在她胸口，把土填回去。一锹一锹的，土落在她身上，发出闷闷的响声。大壮在旁边填土，一句话不说，脸上的汗一道一道的。

填完最后一锹土，大壮蹲在地上，点了根烟，闷着头抽。烟头在风里一明一灭的。

“小军。”他喊我。

“嗯。”

“你说她这辈子，图个啥？”

我站在坟前，风从山坡上刮下来，冷得刺骨。远处能看见村子，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升起来，歪歪扭扭地散在天上。有人家在做饭了，烟是淡蓝色的，飘着飘着就淡了，融进天里。

“不知道。”我说。“可能就是图个活法吧。”

大壮没再问。抽完烟，他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先下山了。我站在那儿又待了一会儿，把照片拿出来看了一眼。照片上两个小孩，站在学校门口，太阳照着，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她的麻花辫搭在肩膀上，红头绳鲜艳艳的。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是彩云的笔迹，一笔一划的，横平竖直。用的是圆珠笔，蓝色的，力透纸背，背面都摸得出来。

“小军，谢谢你。这辈子有你这样的朋友，值了。”

我把照片揣回兜里，下了山。风从背后吹过来，推着我走。

彩云走了以后，村里人开始有人来我家串门了。先是王婶子，提着一兜子苹果，说是来看秀兰的。那苹果是镇上买的，红艳艳的，贴着标签。坐了半个钟头，话里话外打听彩云留下了什么。我说没留下什么，就一间老屋。她哦了一声，坐了一会儿走了。走的时候把苹果留下了，搁在桌上。

然后是李嫂子，拿着一袋子自家蒸的馒头，也是来看秀兰的。馒头蒸得白胖胖的，一个一个有拳头大。两个人坐在灶房里说了半天话，出来的时候李嫂子拍了拍秀兰的肩膀，说“你是个好的”。秀兰笑了笑，没说话。

张嫂也来了，带了一箱牛奶。她坐在堂屋里，眼睛四处打量，看见书架上的相册，问能不能看看。秀兰把相册递给她，她翻了一遍，在彩云那张照片上停了一下。什么也没说，合上放回去了。

秀兰没怎么理她们。等人走了，她把那兜苹果搁在灶王爷跟前，把馒头扔给了狗，牛奶放在柜子顶上，再没动过。

“以前怎么不来？”她说。“人没了，都冒出来了。”

我说算了。

开春以后，我去了一趟县里的红十字会，把那五万块钱捐了。工作人员问我要不要留名，我说不用，写“一个朋友”就行。她在单子上写了，又问我朋友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用写名字。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出来的时候，门口有一棵玉兰树，花开得正盛，白花花的一片，像雪。风吹过来，花瓣落了一地，踩上去软软的。

我站在树下抽了根烟。想起彩云说过，她在外头从来不看月亮。现在我替她看，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人没了。烟抽完了，我把烟头踩灭，扔进垃圾桶里。

回村的路上，我拐到镇上卫生院，去找赵大夫。他正在给一个小孩看病，看见我，点了点头。等小孩走了，我坐下来，问他这个病的知识。他给我讲了一下午，从传播途径到预防措施，讲得仔仔细细。我拿笔记了，记了满满两页纸。

后来村里有人问起来，我就跟他们说。说这个病不通过日常接触传染，一起吃饭说话干活都不会传染。说传播途径就三种，血液、性、母婴。说蚊子叮了不会传染，握手拥抱也不会。有人听，有人不听。王婶子听了，点点头说“原来是这样”，可下次看见我还是绕着走。李嫂子没听完就走了，说“你又不是大夫”。

只有大壮听了。他听完，闷头抽了根烟，说：“早知道这样，我那时候该去看看她。”

我说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第二年清明，我去给彩云上坟。坟头的草长起来了，绿油油的，开着几朵小黄花，指甲盖大小。我蹲下来拔了拔，把坟前的土培了培。大壮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站在我身后，手里提着瓶酒。

“来了。”我说。

“嗯。”

他蹲下来，把酒洒在坟前。酒渗进土里，洇开一片深色。

“我媳妇后来跟我说，”他盯着那摊酒渍，“她小时候跟彩云一块儿上过学。彩云帮她写过作业。有一次她铅笔断了，彩云把自己的笔掰成两截，分给她一半。”

我没说话。

“她说她其实不怕那个病。”大壮的声音闷闷的，“她就是怕村里人说。怕自己被人当成跟彩云一样的人。”

风吹过来，草叶子沙沙响。远处有布谷鸟在叫，一声一声的，从山坡那边传过来。

“人呐。”大壮站起来，拍了拍膝盖。“有时候就是活给别人看的。”

他走了。我蹲在坟前又待了一会儿，把那几朵小黄花理了理。起身的时候，看见山坡下面，秀兰带着两个孩子上来了。她手里提着个篮子，里头装着香和纸。两个孩子跑在前面，一人手里攥着一把野花。

秀兰走上来，把篮子搁在坟前。

“给他们爷俩上完坟，顺道过来看看。”她说。

她蹲下来，把野花放在坟头。那花是路边摘的，紫色的白色的，嫩嫩的，花瓣上还带着露水。

“妈，这是谁啊？”小女儿问。

秀兰看了我一眼。

“是你爸的一个朋友。”她说。“一个……很勇敢的人。”

小女儿哦了一声，把手里那朵最大的黄花放在坟头，拍了拍手上的土。大儿子站在旁边，没说话，可眼睛看着坟头，像是在想什么。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那张照片拿出来，夹在相册里。相册第一页是我和秀兰的结婚照，第二页是两个孩子满月，第三页就是这张，我和彩云，小学五年级，站在学校门口，太阳照得睁不开眼。

秀兰看见了，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头是她攒的各种东西，粮票，布票，还有一张她和彩云的合影，也是小学时候拍的，两个人手拉着手，站在操场上。秀兰扎着两个小辫，彩云扎着麻花辫，都笑着。

“留着吧。”她把照片递给我。“都是念想。”

我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夹进相册里。照片上两个小姑娘，手拉着手，站在操场上。操场是土夯的，一下雨就泥泞，可那天是晴天，阳光照在地上，白晃晃的。

后来每年清明，我都去给彩云上坟。有时候秀兰跟着，有时候我自己去。坟头的草长了又枯，枯了又长，那几棵野花倒是年年都开，白的紫的，小小的，风吹过来摇摇晃晃的。

有一年，县里来人，说是要在村后头那片山坡上建个什么生态园。规划图上，彩云的坟正好在范围内，得迁。刘主任来找我，说小军你看这事怎么办。他头发白了不少，说话的时候拿手捋着鬓角。

我去找了彩云的堂叔，她在这个世上最近的亲戚。堂叔七十多了，耳朵背，听我说完，摆摆手说你们看着办吧，我管不了了。他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眼睛眯着，像是快睡着了。

我又去找了大壮。大壮听完，闷头抽了根烟，说迁吧，迁到我家地里去，以后我照看着。他家的地在村东头，靠着一片林子，向阳，土厚。

迁坟那天，天阴着。大壮带着他儿子，我带着我儿子，四个人挖的挖，抬的抬。大壮的儿子十八了，长得比他爹还高，抡起铁锹来利索得很。挖到一半的时候，我儿子的铁锹碰到了什么东西，发出铛的一声。扒开土一看，是那个信封，已经烂了一半，里头那张纸也烂了，只剩一个角。可那个存折还在，塑料封皮包着，打开一看，五万块钱，一分没少。

我拿着存折，蹲在坑边上，半天没起来。存折的塑料封皮上沾满了泥，我拿袖子擦了擦，里头的纸还是白的，字还是蓝的。

大壮凑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他儿子问怎么了，他拍了拍儿子的后脑勺，说没事，挖吧。

新坟安在大壮家的地头，挨着一棵老榆树。榆树有些年头了，树干粗得两个人才能合抱，树冠遮天蔽日的。大壮说这地方好，向阳，背风，春天的时候满地的油菜花。我把我爹留下的那块青石条搬来，立在坟前，上面刻了几个字。

李彩云之墓。

没写生卒年月，没写立碑人。我想彩云不在乎这些。

下葬那天，村里来了不少人。王婶子来了，李嫂子也来了。她们站在人群后面，手里攥着纸钱，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什么。张嫂也来了，提着一兜子橘子，搁在坟前。秀兰带着两个孩子站在我旁边，小女儿手里攥着一把野花，是从路边摘的，跟那年一样。

大壮铲了第一锹土。然后是刘主任，然后是我。后面的人一个一个上来，每人铲一锹。轮到王婶子的时候，她犹豫了一下，还是铲了。土落在棺木上，发出闷闷的响声。李嫂子铲土的时候手有点抖，铲了两次才铲起来。

填完土，大壮点了挂鞭炮。噼里啪啦的，在山坡上回荡。硝烟散尽以后，人们陆陆续续走了。我和秀兰留到最后，两个孩子在新坟前跑来跑去，追着一只蝴蝶。

“小军。”秀兰叫我。

“嗯。”

“你说彩云要是没出去，在村里找个老实人嫁了，现在会咋样？”

我想了想。看着远处的村子，炊烟又升起来了，一缕一缕的，被风吹散了。

“可能活着，”我说，“也可能早就死了。”

秀兰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她蹲下来，把坟前那兜橘子摆正了，又拔了几根草。

我们下山的时候，太阳快落了。天边烧得通红，把整片山坡都染了色。新坟立在那棵老榆树下面，土是湿的，过几天该长出草来了。榆树的影子拉得老长，盖在坟头上，像是给它盖了条被子。

走到半路，我回头看了一眼。恍惚间好像看见彩云坐在坟头上，扎着麻花辫，绑着红头绳，冲我笑。那笑跟小时候一样，嘴角往上弯，眼睛往下垂。她手里拿着一块烤红薯，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

我眨了一下眼，坟头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老榆树的叶子在风里哗啦啦响，一片一片往下落。

风从山坡上吹下来，带着油菜花的味道，甜丝丝的。路边的田里，有人在烧秸秆，白烟升起来，贴着地面铺开，像是给大地盖了层纱。

我掏出那张照片，看了一眼。照片上两个小孩，站在学校门口，太阳照得睁不开眼。她扎着麻花辫，红头绳鲜艳艳的。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那行字已经模糊了，可还认得出。

“小军，谢谢你。这辈子有你这样的朋友，值了。”

我把照片揣回兜里，跟秀兰并排走着。她挎着篮子，我扛着锹。两个孩子跑在前面，一人手里攥着一把野花，紫的白的，在暮色里一晃一晃的。

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的时候，王婶子正坐在树底下纳凉。看见我们，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最后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

我冲她点了下头，没停步。老槐树的叶子在头顶沙沙响，掉下来几片，落在肩上。

回到家，秀兰去厨房热饭。我把那张照片拿出来，跟相册里那张放在一起。两张照片，两个小姑娘，手拉着手，站在操场上。那时候天很蓝，日子很慢，她们还不知道以后会怎样。

我合上相册，放回书架。窗外月亮升起来了，圆圆的，亮亮的，照着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照着屋檐下的燕子窝，照着村后头那片山坡。

彩云说过，她在外头从来不看月亮。

我站在窗前，看了很久。月亮挂在天上，安安静静的，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