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者应如何治理，第二部分

在本系列的第一部分中，我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当选的社会主义者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国家来推进社会主义。在第二部分中，我将以纽约市为例，开始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

我们先来看看埃里克·奥林·赖特在《阶级、危机与国家》结论中提出的判断一个左翼政府是否在推进社会主义的标准：

1. 福利和社会福利是扩大了还是缩减了？
2. 资本主义的核心利益在政策制定中是否被优先考虑？
3. 国家在经济中的直接作用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4. 官僚机构是否被改造成服务于工人阶级的机构并被纳入左翼政治联盟？
5. 左翼政治组织活动是被压制还是获得了更大的运作空间？
6. 基层民主和工人阶级动员是扩大了还是缩减了？
7. 军队/警察中的反动分子是否被削弱，社会主义力量是否得到壮大？

政策建议

那么，一个大城市的市长——比如佐兰·马姆达尼这样的人——实际上能做些什么来达到赖特提出的标准呢？他能推行哪些本质上不属于改良主义的改革？在他所拥有的权力和面临的政治障碍下，他能取得什么成就？

我提出以下建议：

1. 发展工人合作社行业
2. 使食品产区去商品化
3. 建立参与式大会
4. 推动图书馆社会主义
5. 向汽车宣战
6. 利用紧急权力
7. 启动维修网络
8. 建立城市服务团
9. 强制推行公共物流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逐一梳理其中的前三点，其余的将在本系列的后续部分中介绍。

发展工人合作社行业

工人所有的合作社是由工人成员共同拥有并民主管理的企业。自2014年以来，纽约市已向工人合作社业务发展倡议提供了少量资金，该倡议为合作社提供技术支持（每年约80家）。这无疑是个好倡议，但一位社会主义市长怎样才能把它推得更远，甚至远得多呢？

首先，通过大幅增加对该倡议的资金投入，以便有足够的技术力量来支持该行业的增长。然后，通过一项城市采购指令来大力助推这种增长，让市政合同优先授予工人合作社（在纽约市，这完全在市长裁量权范围内）。该市还可以设立一个循环贷款基金，以促进工人合作社的创办和转型，确保它们能获得资金。它可以将合作社培训加入现有的劳动力发展项目和中小学教育中。它可以在城市拥有的房产和重建场址中给予工人合作社租赁优先权（这也完全在市长裁量权范围内）。在私营部门，它可以要求工人拥有将濒临倒闭或搬迁的企业转为工人合作社的优先权。此外，该市可以针对特定行业推动工人合作社的创办，例如在剥削性的零工经济中的平台合作社，随后利用其立法权赋予它们在拼车和外卖配送等领域的竞争优势甚至垄断地位。

这些措施可以为工人合作社创造有保障的需求，同时降低其发展门槛。工人合作社的任何扩展都意味着将部分资本控制权转移给工人阶级，从而在经济中推进民主社会主义。

让食品供应去商品化

马姆达尼竞选时承诺在每个行政区开设一家市属杂货店，这是一个好主意，但遗憾的是他在上任后把核心内容砍掉了（他现在提议的是由政府补贴、私人拥有和经营的杂货店，市政府充当房东和开发商。）但即使他坚持原计划，市长通过创建一个市政采购合作社——从该市的公共住房居民开始——花同样的钱也能办更多的事。

食品采购合作社是一个把大家的购买力集中起来、定期批量订购食品并配送的团体。在纽约这样的城市，此类团体可以由市政府在NYCHA大楼或街区中组织，成员自愿加入，自行选择订哪些食品、订多少。因为运营成本低、流通环节少，这类合作社能提供比实体杂货店大得多的折扣。

城市可以通过利用现有的市政基础设施——如仓库空间和货运——结合其庞大的购买力，来实现效益最大化。团购俱乐部模式省去了开设杂货店所需的高额前期投入（目前在纽约市估计为7000万美元），也省去了大型零售业务在人员配备和日常运营上的巨额持续开销。这些省下来的钱最终都会让利给会员，把市营杂货店原本5-15%的折扣，变成合作社成员享受的35-40%折扣。

团购俱乐部的民主管理模式有两大好处：既能减少食物浪费（货架上的东西不会放到过期），又能把食物的掌控权交到工人阶级手里，让成员学会掌握自己的饭碗，而不是当被动的消费者。而且这样的项目只要市长一声令下就能启动，不需要经过市议会或州立法机构。

如果成功，市长就可以把合作社扩展到NYCHA以外的地方，并着手推进垂直整合。下一步顺理成章的做法就是成立一个市营食品批发商，不光为合作社服务，还能服务全市的公共和私营食品采购方。这样一来，全市主食的成本都可能降下来，同时合作社成员还能享受50-60%的折扣。

再加上在食品加工行业推动工人合作社的建立——同样，利用现有的城市基础设施，比如放学后空置的公立学校厨房——再加上一个直接农场采购计划，你就会开始看到这其中的变革潜力，而且还能节省成本。

建立参与式议事会

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重塑国家官僚机构，远不止是任命社会主义官员。它要求让工人阶级深深嵌入政府结构本身，以便能够不断为自身利益发声。这要求将市政各部门的决策民主化。

一个合理的起点是建立社会服务使用者议事会。既然福利体系服务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就应该对其运作方式拥有决策权。使用公共社会服务的人，如住房援助、儿童保育、残疾服务和劳动力培训项目，将组成民主议事机构——通过选举或抽签的方式产生——来决定服务如何提供。

这些大会将在公共机构如何与服务对象互动、如何向他们提供福利方面有话语权，不仅仅是通过烦人的问卷调查，而是通过直接投票决定预算该优先花在哪儿、评估机构绩效以及参与高层领导的招聘。服务申请流程由服务对象说了算，服务后续怎么搞也一样。

这将带来双重好处：既提升机构绩效，又让工人阶级能对一项关键的国家职能说了算。当国家机构不仅被要求征求服务对象的意见，还被要求拿到他们的投票时，权力天平就从资产阶级国家倒向工人阶级。要搞成社会主义，这种转变必不可少，而且现在就可以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