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问题就追责，正在边缘化很多干实事儿的人

追责机制，是现代治理体系里一道必不可少的约束手段。明确责任边界，对失职失责行为进行问责，目的是倒逼履职尽责，减少各类工作纰漏，守住各项工作的底线。但现实工作场景之中，不少地方出现了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简单化追责、泛化追责。只要事情出一点纰漏，就第一时间找人问责，不分客观条件、不分主观动机，这种“一出问题就追责”的工作模式，在无形之中挫伤了踏实干事人员的积极性，一部分愿意冲在一线干实事的人，慢慢选择收缩手脚，甚至被逐步边缘化。

不少体制内、企事业单位的一线从业者都有类似感受。网上有从业者分享过这样一段饭局见闻，和单位老同事聊天，谈及当下单位的工作氛围，对方给出四个字的评价：死气沉沉。很多过去愿意主动揽活、敢于碰难题的人，现在慢慢变得不愿出头。不是大家不想做事，而是做事就要承担出错风险，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心态，开始在一部分群体当中蔓延开来。

我们首先要客观厘清，追责本身没有错。权力和责任本身就是相互对应，拿着岗位赋予的职权，就应当承担对应的责任。面对玩忽职守、敷衍塞责、徇私谋利，造成公共利益受损的行为，严肃追责是理所应当，这是维护制度运转的必要手段。如果做错事情不用承担后果，就会出现履职松懈，各项民生、发展工作就很难落地落实。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追责制度本身，而是部分场景下出现的泛化问责、简单化问责。

什么叫泛化追责？简单来说就是不区分主观过错与客观局限。有些工作出状况，并不是工作人员偷懒懈怠，而是现实客观条件受限。基层开展工作，经常会遇到资源不足、历史遗留问题、外部突发变化、政策落地现实阻碍。有些难题是长期积累形成，不是某一个工作人员短时间就能够彻底扭转。可个别地方处理问题，不去复盘完整前因后果，不去区分“主观故意犯错”和“客观条件下出现疏漏”，只要最终结果不理想，就要找具体人员承担责任。

举一个很常见的现实场景，基层推进民生项目，工作人员前期按照流程走完申报、调研、公示，所有流程全部合规，但是项目落地之后，遇到物价上涨、群众诉求发生变动，项目推进达不到预期效果。这种情况，工作人员已经尽到岗位该尽的努力，但个别处理方式直接以结果不好为由启动追责。长此以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家害怕担责，遇到复杂棘手的任务，第一反应不是怎么攻坚克难，而是怎么规避自身风险。

踏实干事的人，往往干的大多是难度高、矛盾多的硬活。安稳按部就班的常规工作，不容易出纰漏；而改革创新、处理历史遗留矛盾、啃硬骨头，本身就自带试错空间。越是愿意主动担当，承接别人不愿意接手的难题，出错的概率就会比守摊子的人更高。如果不分情况，只要有瑕疵就追责，就会形成一种逆向导向：安安稳稳守旧摊子的人平安无事，敢闯敢干解决难题的人反而容易被问责。一部分实干人员，干事的热情被消耗，慢慢选择明哲保身，不再主动揽下难事，这就是实干人员被边缘化的由来。

当“怕出错”成为首要考量，工作就会发生明显转向。很多人把大量精力消耗在规避责任上面。一件事情还没动手推进，首先琢磨怎么留痕、怎么规避个人风险，层层向上请示，事事等待上级明确指令，不敢做任何自主判断。哪怕是职责范围之内可以处置的小事，也选择层层上报，绝不自己拍板。看起来流程完备，可办事效率大幅下降。群众来办事，得到的回复大多是“要向上汇报，等待指示”，缺少敢于拍板解决问题的人。

但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保护干事的人，就放弃追责、纵容失误。容错纠错，不等于容错护错。现实制度设计当中，一直明确区分“可容错的失误”和“必须追责的失职”。改革探索当中，出于公心、没有谋取私利，严格遵守程序，因为客观不可控因素造成工作偏差，属于可以容错的范畴；而主观不作为、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无视规章制度造成损失，必须坚决问责。二者边界本应当清晰。

真正的矛盾点在于，部分基层实操环节，容错纠错的边界没有落到实处。很多一线人员心里没有清晰的预期：我主动去干一件难事，如果努力之后依然达不到完美结果，到底会不会被追责？如果这个预期不确定，大多数普通人出于自我保护，本能就会选择求稳。

不少地方已经察觉到这一类问题，陆续出台相关细则，明确精准问责，杜绝问责简单化扩大化。2025‑2026年多地纪检部门发文，强调问责要综合研判动机态度、客观条件、程序方法、后果影响，不能简单以结果论责任。既要对失职失责严肃处理，也要为出于公心干事创业的干部撑腰，防止“干事者受罚、躺平者无恙”的现象。

精准追责，核心讲究实事求是。一件工作出现问题，完整的复盘至少要回答几个关键问题：当事人主观上是敷衍应付，还是尽力履职？失败是个人主观失误，还是外部客观条件限制？有没有严格按照既定流程开展工作？有没有谋取个人私利？造成不良后果，是单一人员责任，还是多方历史因素叠加？只有把这些问题全部厘清之后，再启动问责，才称得上精准。只盯着最终结果倒推责任，忽略整个过程的全部背景，就是简单化问责。

泛化追责带来的伤害是双向的。一方面打击实干人员，另一方面也会稀释追责本身的威慑力。如果问责用得过滥，什么问题都拿来问责，真正严重失职渎职的案例，反而不容易引起足够警醒。当问责变成一种“流程动作”，就失去了惩前毖后的原本意义。

当然，也要客观看到，绝大多数单位的追责工作，都能够做到实事求是，简单化泛化问责只是局部个别现象。不能把个别问题扩大为全部，否定整套追责体系的价值。制度本身设计是科学的，问题多出现在个别执行层面。

想要破解这种困境，需要两头同时发力。一方面要坚持有错必纠，对于不作为乱作为绝不姑息；另一方面要把容错纠错机制真正落地，划清容错的清晰边界，让干实事的人有稳定预期。让干事者清楚，只要出于公心、依规办事，就算改革探索出现非主观的失误，不会不分青红皂白被追责；同时也要让躺平不作为的人，同样要承担对应的考核后果，不能出现“干得多风险大，不干反而平安”的错位局面。

对于从业者个人来说，在现实工作之中，既要保持干事担当，也要做好过程留痕，严守制度流程，把该尽的履职义务落实到位。制度层面不断完善精准问责细则，才能保护好愿意冲在一线解决问题的群体。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不该是人人畏手畏脚，而是鼓励担当，同时守住底线，让担当者没有后顾之忧，让失职者无处遁形。

话题讨论：

在日常工作当中，你有没有见过“多做多错”的现实情况？你认为要怎样把握追责与容错之间的尺度，既约束失职行为，又保护踏实干事的人？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社会现象客观科普分析，不针对特定地区、特定单位，问责、容错的具体执行以国家及地方官方制度文件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