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给羊配种，支书女儿红着脸问我：你看人准不准？我跟谁最配

1971年的春天来得晚，都过了清明，地里的冻土还没化透。生产队那排牲口棚的屋顶上还挂着冰溜子，一早一晚哈出的气还是白茫茫的。我蹲在牲口棚门口铡草，铡刀一起一落，干玉米秆子咔嚓咔嚓断成寸把长的碎段，碎末子沾了一脸，痒痒的。那年我二十三岁，在生产队当畜牧员，说白了就是伺候牲口——喂草、饮水、垫圈、配种。这活又脏又累，队里没人愿意干，可我觉得挺好，至少不用像大田里那样顶风冒日头，还有个棚子遮风挡雨。

说起来我这畜牧员也是半路出家。原先队里配种都是老孙头管，老孙头六十多了，腿脚不利索，有一回牵种马去配种，被马尥蹶子踢了胯，在家躺了半个月。队里研究来研究去，觉得我年轻、脾气好、有耐心，就把这活交给了我。我爹不乐意，说伺候牲口低人一等，连个媳妇都找不着。我说爹，那大田里的活谁爱干谁干，牲口棚里至少能坐着。我爹叹口气不说话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干，再说了，牲口棚里安静，没人跟你争跟你抢，挺好。

那天上午，队长老赵来找我，说公社给拨了只新疆细毛羊种公羊，让我赶紧把各队的母羊配种计划排出来。我翻开本子一算，光我们队就有十二只母羊等着配，加上邻村几个队，少说也有四十来只。我说行，我这就安排。老赵拍拍我肩膀，说了句“好好干”，然后压低了声音，“公社新来的支书老周，他家闺女这几天在咱队里帮忙，你别给人家派重活。”我说知道了。

我当时没多想。支书闺女来队里帮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照样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牲口棚打扫干净，给种马刷毛，给种羊喂精料。那只新疆细毛羊个头真大，浑身雪白，角弯弯的，看着就精神。我给它起了个名，叫大白。大白脾气好，不踢不咬，就是馋，看见豆饼就咩咩叫。我每天省下半个窝头喂它，半个月下来它跟我熟了，看见我就往我身上蹭。

过了三天，支书闺女来了。

那天我正蹲在牲口棚门口给大白梳毛，听见脚步声抬头一看，一个姑娘站在棚子门口，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黑裤子，脚上一双黑布鞋。两条辫子搭在胸前，用红头绳扎着，碎发被风吹得贴在额头上。她手里提着个篮子，篮子上盖着块花布。我站起来，手上的毛刷子还没放下。她看了我一眼，脸微微红了一下，说：“你是李福生吧？赵叔让我来帮你干点活。”

我愣了一下。队长老赵是说过支书闺女来帮忙，可我没想到真给派到我这儿来了。我说：“牲口棚里脏，你……”她打断我：“脏怕什么，又不是没干过。”说着把篮子放在地上，掀开花布，里头是十来个鸡蛋。“我娘让带的，说给种羊补补身子。”我接过来，鸡蛋还温着，应该是刚从鸡窝里掏出来的。我说替我谢谢你娘。她说不用谢，我娘说种羊配种费力气，得吃好点。

那天上午她就跟着我在牲口棚里忙活。她干活利索，扫地、拎水、递草料，不用我吩咐，眼里有活。我配种的时候她也不躲，站在旁边看着，帮我按着母羊的脖子。母羊不老实，四蹄乱蹬，她力气小按不住，我就让她松开，我自己来。她站在旁边，看着我一只手按着母羊，另一只手操作，脸上没什么表情，可耳朵根是红的。

中午歇晌，她坐在牲口棚外面的石头上，从兜里掏出个窝头啃。我娘给我带的也是窝头，掺了红薯面的，黑黢黢的。我掰了一半递给她，说：“你吃这个，红薯面的，甜。”她看了看我手里的窝头，接过去了，咬了一口，说：“是甜。”然后她把自己那个白面掺玉米面的窝头掰了一半给我，说：“我娘蒸的，你也尝尝。”我接过来，咬了一口，真香。两个人坐在石头上啃窝头，谁也没说话。远处大田里的人在歇晌，零零星星的说话声传过来，混着牲口棚里驴叫的声音，还有大白在圈里走来走去的蹄子声。

过了好一会儿，她突然问我：“李福生，你天天跟牲口打交道，你看牲口准不准？”我说还行吧，看多了就知道哪个发情了，哪个快下崽了。她低头掰着手里的窝头，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半天没往嘴里送。然后她抬起头看着我，脸一下子红了，红到脖子根，声音也小了：“那你看人准不准？我跟谁最配？”

我嘴里的窝头差点噎住。

她说完就低下头，不敢看我，手里那块窝头被她掰得碎碎的，撒了一地。我坐在石头上，手里还攥着半个窝头，脑子里嗡嗡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牲口棚里大白咩咩叫了两声，像是在催我说话。我张了张嘴，又闭上了。她等了一会儿没听见我说话，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把碎窝头收拾了，说了句“下午还配种吧”，然后转身进了牲口棚。

我坐在石头上，太阳晒得后脖子发烫，手里的窝头都攥出汗了。我心想，这姑娘是不是在问我？她爹是公社支书，我是什么？我就是一个生产队伺候牲口的，家里三间土坯房，爹娘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她跟我？怎么可能。

下午配种的时候，她跟没事人一样，照样帮我按羊、递东西。可我不敢看她了。她递东西过来我接的时候手碰了她一下，我像被烫了似的缩回来。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嘴角好像抿了一下。那天收工的时候，她提着空篮子走了，走到棚子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明天我还来。”

第二天她真来了。还是那件蓝布褂子，还是那两条辫子，还是篮子里十来个鸡蛋。这回我提前跟我娘说了，让她多带点白面，我娘问我是不是有情况，我说没有，就是支书闺女来帮忙，不能让人家吃窝头。我娘半信半疑，还是给我蒸了两个白面馒头。中午歇晌，我把馒头递给她，她接过去，咬了一口，笑了：“你家的馒头真白。”我说我娘蒸的。她说你娘手巧。我说嗯。两个人又坐在石头上啃馒头，大白在圈里咩咩叫。

她问我：“你昨天想了一晚上没有？”我说想什么。她低下头，拿馒头渣喂蚂蚁，说：“就是那个问题。”我说：“你爹是支书。”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我爹是支书，跟我问你的问题有什么关系？”我说：“你爹不会同意的。”她把馒头吃完，拍了拍手，站起来说：“我爹是我爹，我是我。”然后转身进了牲口棚。

那之后她天天来，来了半个月。队里人都看在眼里，开始有人嚼舌头。说支书闺女看上李家那小子了，说李福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老周家那闺女八成是脑子有问题。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嘴上不说，心里跟针扎似的。我娘也听说了，晚上坐炕头上问我：“福生，你跟那个周家闺女……”我说没有的事。我娘看了我半天，叹了口气：“咱家这条件，别高攀。”我说我知道。

可我心里知道，我好像真的喜欢上她了。喜欢她干活利索的样子，喜欢她啃窝头的样子，喜欢她喂大白的样子，喜欢她红着脸问我那个问题之后又假装没事的样子。可我不敢说。我拿什么说？我一个月挣的工分还不够买一双胶鞋，我住的土坯房漏雨还没修，我爹娘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我底下还有个妹妹要上学。她跟着我，图什么？

第二十天上，她没来。

那天我在牲口棚门口等了一上午，太阳从东边升到头顶，她没来。我铡草的时候铡刀差点切了手指头，给大白喂料的时候把豆饼撒了一地。中午我一个人坐在石头上啃窝头，红薯面的，噎得我直打嗝。大白在圈里咩咩叫，叫得我心烦。

下午老赵来了，递给我一根烟。我不抽烟，他硬塞给我。我夹在耳朵上，老赵自己点了一根，抽了两口，说：“福生，周支书今天找我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老赵看了我一眼，接着说：“他问你是不是在跟他闺女处对象。”我说没有。老赵点点头：“我说没有，就是队里派来帮忙的。他说那就好，让他闺女明天别来了，公社有事。”老赵拍拍我的肩膀，走了。

我站在牲口棚门口，看着老赵的背影消失在村道上。太阳快落了，把牲口棚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我的影子也长长的，跟牲口棚的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我的。大白在圈里又咩咩叫了两声，我转身进去，给它添了把草，蹲在槽前看着它吃。大白吃得香，嘴巴一歪一歪的，青草嚼得嘎吱嘎吱响。我说：“大白，你说我是不是想多了？”大白没理我，继续吃草。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娘以为我病了，伸手摸我额头。我说没事，就是累了。我娘没再问，翻了个身睡了。我睁着眼睛看着屋顶，屋顶的椽子黑黢黢的，有一根弯了，我爹说等开春找人修，可开春了也没修。我想着她站在牲口棚门口的样子，蓝布褂子被风吹得贴在身上，辫子上的红头绳一晃一晃的。我想着她蹲在地上喂蚂蚁的样子，馒头渣撒了一地。我想着她说的那句话：“我爹是我爹，我是我。”

可你爹是支书。你爹能决定全公社的大事，也能决定我们生产队分多少口粮。你爹一句话，我这个畜牧员就当不成。你爹一句话，我家在队里就抬不起头。你爹一句话，我妹妹在学校就得被人戳脊梁骨。这些你都知道吗？还是你知道，可你觉得不重要？

第二天，她真的没来。

我照常铡草、喂料、配种。大白好像也知道什么似的，那天特别不老实，我给邻村一只母羊配种的时候，大白在圈里来回走，蹄子把地刨得咚咚响。我完事了去安抚它，它拿角轻轻顶我，不疼，可把我顶了个趔趄。我拍拍它脑袋，说：“你也想她了？”大白咩了一声。

过了半个月，我渐渐习惯了没有她的日子。每天早上起来干活，中午啃窝头，下午干活，晚上睡觉。日子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平平淡淡的，像一碗白开水。可有时候铡草铡到一半，会突然停下来，好像听见了什么声音，回头一看，棚子门口空空的。有时候给大白梳毛，梳着梳着就走了神，梳子掉在地上，大白拿嘴拱我。

转机出现在一个月后。

那天下午，我正在牲口棚里给一只母羊做产前检查——那只羊快下崽了，肚子大得走路都晃。我蹲在羊圈里摸胎位，听见棚子外面有人喊我：“李福生！”声音挺急。我站起来往外走，看见队长老赵站在院子里，旁边还站着个人，五十来岁，穿着件四个兜的干部服，脸黑黑的，眉毛很浓。是老周，公社支书。

我手上还沾着羊水，在裤子上蹭了蹭，站定了。老周看着我，打量了半天，说：“你就是李福生？”我说是。老周背着手，在牲口棚门口走了两步，看了看棚子里的牲口，又看了看棚子外面那堆铡好的草料。他问我：“这些牲口都是你一个人管？”我说是，有时候我爹来搭把手。他又问：“配种你也会？”我说会。他说：“细毛羊配种，你配了几只？”我说这个春天配了四十二只，怀上的三十八只。老周点点头，没说话。

队长老赵在旁边打圆场：“周支书，福生这孩子踏实，干活仔细，队里牲口这两年没出过毛病。”老周摆摆手，让老赵别说了。他走到我面前，离我不到两步远，盯着我的眼睛，问：“你跟我闺女，怎么回事？”

我心跳得跟擂鼓似的，手心里全是汗。我张了张嘴，想说没什么事，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看着他，他的眉毛很浓，眼睛不大，可看人的时候特别沉，像能把人看穿似的。我深吸了一口气，说：“周支书，我喜欢您闺女。”

老赵在旁边倒吸了一口凉气。老周眼睛眯了一下，没说话。我接着说：“我知道我条件不好，配不上她。可我真心喜欢她。我没什么本事，就会伺候牲口。可我能保证，她要是跟了我，我不会让她饿着，不会让她冻着，不会让人欺负她。”我说完这些话，手不抖了，心跳也慢下来了。我看着他，等他发话。

老周看了我半天，突然问了句：“你会看牲口，看人准不准？”

我愣了一下。这话跟她问的一模一样。老周又说：“你说你喜欢我闺女，那你觉得，她跟谁最配？”

我站在牲口棚门口，太阳照在我脸上，晃得我眯起眼睛。我看着老周，一字一句地说：“跟我最配。”

老周盯着我，半天没说话。然后他转过身，背着手，往院门口走。走到门口，他停下来，没回头，说了句：“明天让你爹来公社一趟。”然后走了。

我站在院子里，手心里全是汗，腿有点软。老赵跑过来，拍着我肩膀：“福生，你小子行啊！”我说周支书什么意思？老赵笑着说：“你傻啊，让你爹去公社，这是要谈婚事了！”我脑袋里嗡的一声，像被人敲了一记响锣。老赵又说了什么我没听见，我转身跑进牲口棚，蹲在大白面前，抱着它的脖子，把脸埋在它毛里。大白咩了一声，拿脑袋蹭我。

第二天我爹去了公社，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一进门就跟我娘说：“老周这人，痛快。”我娘问怎么样，我爹说：“人家说了，不图彩礼，就图福生人老实、干活踏实。就是有一条，让他闺女继续在队里干活，不能因为嫁人就躲家里享清福。”我娘说那敢情好。我爹看了我一眼，说：“福生，你摊上了个好媳妇。”我站在灶房门口，咧着嘴笑，我妹妹在旁边刮脸皮：“哥，你笑得跟个傻子似的。”

那年秋天，我跟她结了婚。

婚礼很简单，在公社食堂办了两桌，请了队里的干部和两家的亲戚。她穿着件红底碎花的新褂子，是供销社扯的布，她娘给做的。我穿着件蓝布中山装，借我表哥的，袖子短了一截，她看见了抿着嘴笑。老周坐在主位上，板着脸，可喝了两盅酒之后话就多了，拉着我爹的手叫亲家，声音大得整个食堂都听得见。队长老赵当证婚人，讲话讲了一半自己先哭了，说福生这孩子不容易，从小没娘——我亲娘走得早，后来我爹续了弦——能娶上媳妇，还是支书闺女，这是祖坟冒了青烟。我后娘在旁边拿手绢擦眼睛，说老赵你少说两句，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婚后她搬进了我家那三间土坯房。东屋是爹娘住，西屋是妹妹住，我们住中间那间，用布帘子隔开。她什么都没嫌。房子漏雨，她拿盆接着；炕不好烧，她趴在地上掏灰；我妹妹上学要走十里地，她每天早起给做好饭装好盒。我爹私下跟我说：“福生，你这媳妇，比亲闺女还亲。”我说我知道。

结婚第二年，她生了个闺女。老周来看了，抱着外孙女，稀罕得不行，说长得像她妈。我后娘在旁边说闺女也好，闺女是贴心小棉袄。老周瞪了她一眼：“什么也好？闺女就是好！”我后娘吓得不敢说话了。我在旁边偷笑，被她看见了，踹了我一脚。

又过了两年，她生了个儿子。老周又来了，这回抱着外孙子，嘴都合不拢了，说这小子随他爹，看着就老实。我爹在旁边抽着烟，说老实好，老实人不吃亏。老周说亲家说得对。

那年冬天，老周来我家吃饭。喝了点酒，话就多了。他突然问我：“福生，你老实跟我说，当年我问你看人准不准，你说跟我闺女最配，你当时心里到底有底没有？”我看了她一眼，她正端着菜从灶房出来，听见这话也站住了，看着我。我说：“没底。”老周哈哈大笑：“那你敢说？”我说：“您让我说的。”老周笑得直拍桌子，眼泪都出来了。她站在灶房门口，也笑了，端着菜走过来，把菜往桌上一放，说：“爹，您别笑了，再笑菜都凉了。”老周收住笑，看着我说：“福生，我没看错你。你看牲口准，看人也准。”然后他又看了她一眼，说：“我闺女眼光也准。”

日子就这么过下来了。我还在生产队当畜牧员，后来牲口棚扩大了，我当了畜牧组长。她还是那么利索，家里家外一把抓，两个孩子被她养得壮壮实实的。大白老了，走路慢了，可还是爱吃豆饼。有一回我带儿子去牲口棚，儿子摸着大白问：“爹，这只羊几岁了？”我说你几岁它就几岁。儿子说那它跟我一样大。我说对，它跟你一样大。儿子抱着大白的脖子，把脸埋进毛里，跟当年我抱大白一样。大白咩了一声，拿脑袋蹭儿子。

那年秋天，老周走了。走得挺突然的，晚上睡着就没醒过来。她哭得站不起来，我扶着她，她靠在我肩膀上，肩膀一抽一抽的。老赵来帮忙料理后事，跟我说：“周支书走之前跟我说过，说把闺女交给你，他最放心。”我说我知道。老赵拍拍我肩膀，没再说什么。

老周走了以后，她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怎么说话，做饭也心不在焉，有时候把菜炒糊了自己都不知道。我没催她，每天下了工就回家，帮她烧火，陪她坐着。她不说话，我也不说。两个人坐在灶前，看着灶膛里的火，火苗一跳一跳的，映着她的脸，眼角有了细纹。过了好久，她突然开口：“福生，我爹当年问你那个问题，你还记不记得？”我说记得。她说：“那时候我站在棚子外面，听见你说跟我最配，我心里高兴得不行。可我爹在外面站着，我不敢出声。”我愣了：“你爹在外面？”她说：“嗯，他跟着我去的。他不放心，跟在我后面。你说话的时候他就在棚子外面，我听见他咳嗽了一声。”我看着她，她的眼睛红红的，可嘴角是笑的。“我爹后来跟我说，李福生这人，胆大，心细，靠得住。”她擦了擦眼睛，“他说我眼光好。”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还是那么凉，几十年了都没变。我说：“你眼光是好。”她捶了我一下：“你脸皮真厚。”我笑了，她笑了，灶膛里的火也笑了。

1985年，生产队解散了，牲口棚也分了。大白已经老得走不动了，眼睛也瞎了，整天趴在圈里不动。分牲口的时候没人要大白，嫌它老。我说我要，把大白牵回了家。她没说什么，在院子里给大白搭了个棚子，拿旧棉袄垫在地上。大白趴在上面，喘着粗气，我给它喂豆饼糊糊，拿勺子一勺一勺往嘴里送。她蹲在旁边看着，说：“大白跟了你一辈子。”我说是。她说：“下辈子让它投胎做人吧。”我说那得让它做女人，像你这样的。她瞪了我一眼，说：“像你这样的才得投胎做牲口。”我笑了，大白也咩了一声。

大白又活了两年。最后那天晚上，它站不起来了，眼睛睁着，看着我。我蹲在它旁边，摸着它的角，跟它说：“大白，你辛苦了。”它咩了一声，声音很小，然后闭上眼睛，再没睁开。我把大白埋在了院子后面那棵枣树下，她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把铁锹，帮我填土。填完了，她说了句：“下辈子别做羊了。”我说嗯。她看了我一眼，又说：“也别做畜牧员。”我问为什么。她说：“省得再碰上支书闺女问你那种问题。”我笑了，她也笑了。

孩子们大了，闺女嫁到了县里，儿子考上了中专。家里就剩我们两个人。她在院子里种菜，我在旁边搭把手。她种了茄子、辣椒、西红柿，还种了一架黄瓜。黄瓜熟了，她摘一根递给我，说：“尝尝。”我咬了一口，脆生生的。她说：“比当年那个窝头好吃吧？”我说那时候窝头也好吃。她看着我，眼睛还是那么亮，只是眼角的皱纹深了，头发也花白了。她说：“李福生，你说咱俩这辈子，配不配？”我说配。她说：“那你再说一遍当年那个话。”我说：“你跟我最配。”她笑了，嘴角的梨涡浅浅的，跟1971年那个春天一模一样。

枣树底下，大白埋的地方，长出了一棵小苗。她说是黄瓜苗，我说是大白托生的。她说是黄瓜，我说是大白。后来长出来一看，是棵枣树苗。她看着那棵苗，说：“大白这是给你看家呢。”我说嗯，大白最老实。

那棵枣树苗一年一年长高了，第三年上开了花，第五年上结了枣。枣子熟了，她摘了一颗给我，说：“甜不甜？”我说甜。她摘了一颗自己尝，说：“是甜。”然后她看了看那棵树，说：“大白要是还在，肯定馋了。”我说：“它吃不着了，咱替它吃。”她点点头，又摘了一颗。

院子里的黄瓜架底下，她坐着纳鞋底，我坐着铡草——虽然早就不养牲口了，可我还是习惯铡点草喂鸡。鸡在脚底下转悠，啄草里的虫子。她纳着纳着，突然说了句：“福生，当年那个问题，要是你回答的不是我，你说我爹会怎么样？”我想了想，说：“不知道。可能把你嫁给公社的干事。”她撇撇嘴：“那我不干。”我说：“你不干也不行，你爹是支书。”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亮亮的：“我爹是我爹，我是我。”然后低下头继续纳鞋底，针扎进鞋底，拔出来，又扎进去，一下一下的。

我看着她纳鞋底的样子，跟几十年前在牲口棚门口看见的那个姑娘重叠在一起。那时候她穿着蓝布褂子，辫子上扎着红头绳，站在棚子门口，碎发被风吹得贴在额头上。她说：“你是李福生吧？”她说：“我娘让带的，给种羊补补身子。”她说：“你吃这个，红薯面的，甜。”她说：“你看人准不准？我跟谁最配？”

我放下铡刀，走过去蹲在她旁边。她抬头看我，问怎么了。我说：“我给你讲个事。”她说讲吧。我说：“1971年春天，有个姑娘在牲口棚门口问我，看人准不准，她跟谁最配。我当时没回答，后来她爹来问我，我说跟她最配。”她看着我，笑了：“这个事你讲了多少遍了，孩子都会背了。”我说：“还没讲完。”她说那你讲。我说：“那个姑娘后来嫁给了我，跟了我五十年。五十年里，她没嫌过我家穷，没嫌过我笨，没嫌过我不会说话。她给我生了两个孩子，伺候走了我爹娘，把这个家撑起来了。她纳的鞋底我穿了几十双，她做的饭我吃了几十年。她说她眼光好，我觉得我眼光也好。”她低下头，手里的针停住了。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说：“李福生，你今天怎么想起说这些了？”我说：“不为什么，就是想说了。”她擦了擦眼睛，拿针在头发上蹭了蹭，说：“那我也说一句。”我说你说。她看着我，跟1971年那个春天一样，脸微微红了一下，说：“我跟了你，不后悔。”

院子里的枣树沙沙响，风从牲口棚旧址的方向吹过来，带着一点干草的味道。鸡还在脚底下转悠，啄完了虫子，开始啄我的鞋。她低头继续纳鞋底，针起针落，细细密密的。我站起来，去灶房倒了两碗水，端出来递给她一碗。她接过去喝了一口，说：“井水甜的。”我说是，咱村这口井，甜了几十年了。

那天晚上，月亮很圆，照得院子里明晃晃的。她先睡了，我坐在院子里，看着那棵枣树。树影在地上摇摇晃晃的，像牲口棚里那些走来走去的牲口。我仿佛又听见大白咩咩叫，听见铡刀咔嚓咔嚓响，听见那个姑娘站在棚子门口说：“你吃这个，红薯面的，甜。”

我坐了很久，直到月亮偏西，露水打湿了衣裳。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进了屋。她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怎么才进来？”我说：“在外头坐了坐。”她嗯了一声，又睡着了。我躺在她旁边，听着她均匀的呼吸声，想起1971年那个春天，想起那个红着脸问我问题的姑娘，想起那个胆大心细的畜牧员。我想，我这辈子，看牲口看得准，看人也看得准。

院子里的枣树又长高了一截，明年应该能结更多的枣。

（全文完）

本故事为虚构创作，涉及的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将其与现实关联，所用素材来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并非真实图像，仅用于辅助叙事呈现，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