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
理性看待老子故里的学术讨论，史料考古应当分开辨析
看到网友留言，说涡阳天静宫是清代刘道广改造东岳庙、伪造碑刻，还讲司马迁史书早有定论。文史研究讲究摆史料、讲考古、论地理，不能简单扣帽子、下道德评判，我本着文献记载、出土考古实物，客观做一次辨析。
第一，说一说所谓“刘道广造假立碑，东岳庙改成天静宫”这个说法。
先查阅地方志史料，《涡阳县志》、《亳州志》记载，刘道广是清代光绪年间的道士，重修天静宫。重修不等于凭空创造，改造庙宇也不等于无中生有建造一座新祠观。天静宫这个名字，宋代《犹龙传》《太平寰宇记》早已有记载，宋代文献就记述亳州以东，存有天静宫，乃是李母感星之处。这座庙宇，宋代就已经存在，并不是清代道士凭空起出来的名字。
再说流星园古碑。1992‑1993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天静宫遗址开展正规考古发掘，“古流星园”石碑，是于遗址地下文化层当中发掘出土，并非后世人为埋入、当代伪造，这一点，有正式考古勘探记录存档可查。这块碑刻，经过金石专家鉴定，属于元代旧物，并不是清代刘道广新刻的。刘道广仅仅是重修地上残破殿宇，把出土古碑重新竖立起来，并不是他亲手伪造出来一块碑。把重修古迹歪曲成造假，是不符合考古发掘事实的。
原来地面上东岳庙，只是清代后期在遗址高台上面，修建的一座小型民间庙宇，是遗址废墟之上后世民间简易建筑，不能把晚期地上小庙，等同于整个天静宫古遗址本体。地下的宋元、更早的文化堆积层，才是遗址本身。
第二，谈谈司马迁《史记》的记载。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原文写：“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关键点来了，古苦县，行政区划历经数次拆分、变迁，地名、县域边界两千多年几经改置，不能直接拿今天的现代县域版图，直接硬套汉代古苦县地理。
汉代苦县，后来先后更名谷阳、真源、卫真。宋代卫真县，元代至元二年撤县，卫真县地盘并入鹿邑。也就是说，宋代卫真与鹿邑，本就是两个独立县。古代一个县域很大，随着朝代更迭，县治多次搬迁。司马迁只写了古苦县厉乡曲仁里，《史记》全书，从来没有写下“太清宫”三个字，也没有标注今天任何一座现代城镇的具体地名。不能直接断定，司马迁笔下的古苦县，就完全等同于如今的鹿邑县城位置。司马迁没有给出精确坐标，后世唐宋才分别修建两处祭祀老子的祠宇，一处是真源县（后世鹿邑）太清宫，为老子降生祀庙；一处卫真县（今天涡阳地界）天静宫，记载为李母感星的地方，唐宋史料本就把两处地点分属两县记录，二者祭祀内涵本就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
第三，讲地理方位，对照古代方志的里程记录。
《太平寰宇记》：“天静宫，在亳州东一百二十里”。古亳州治所，就是今天亳州老城区。我们按古代驿道陆路里程测算，亳州向东120汉里，地理方位，对应今天涡阳天静宫遗址一带；如今涡阳天静宫，方位是亳州东南，古代没有现代公路，古人行舟、走古道，山川河流改变，古代记载的“东”，是大方向，并不是严格罗盘正东。反观今天鹿邑太清宫，处在亳州正西方向，和史书“亳州东一百二十里”方位完全相反。这一条地理线索，应当正视，不能刻意回避。
第四，分清两个宫观的定位：鹿邑太清宫，宋真宗前去朝拜，这个史实完全属实，史书《宋史》记录清清楚楚，先天太后赞碑，御笔石刻，皇家文物，价值崇高，这点无需否认。
但是有一个关键：唐宋太清宫，是唐代、宋代官方敕建的祭祀老子祠庙，是皇家祭祀场所，不等于直接等同于诞生地唯一铁证。古代经常出现，圣人出生地、后世官方大型祭祀庙宇，两地分开的历史现象。就好比曲阜孔子诞生地尼山，而官方主祭祀孔庙却在曲阜城内，两处地点并不是同一个位置，这是古代很普遍的情况。
第五，对待学术争议，应当秉持什么态度。
老子故里的讨论，是史学界延续很久的学术课题。既有支持鹿邑说，也有涡阳说，还有其他不同声音。文史考据，允许不同观点互相探讨。
但辩论，要拿方志原文、考古发掘报告、金石碑刻、古地理里程来逐条推演。不要直接扣上“见利忘义、良心坏透”这类道德大帽子。
考古讲究地层说话，文献讲究原文通读，不能断章取义，截取只言片语，就直接下定论。两处祭祀古迹，都属于我们中华老子文化宝贵遗产，完全可以共存，共同传承弘扬道家文化，不必非黑即白，互相扣造假帽子。
（安徽蒙城:张庆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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