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旅顺大屠杀⑥：通过当事人和外国记者，看日军有多禽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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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占旅顺，实行了野蛮、残忍的大屠城。全城手无寸铁的平民无辜被杀害，这种不讲人道、蔑视人类的肆意屠杀，在人类战争史上都是十分罕见和骇人听闻的。这也是对人类文明的蹂躏和践踏。但是，日军明明是杀害了平民，却从政府到军方，从指挥官到士兵，从过去到现在，始终奉行不承认主义，并且一再隐瞒、遮掩、辩解和否认。

1、当事者的回忆

日军制造的旅顺大屠杀惨案绝不是靠辩解和否认就能抹杀的。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永远无法忘却的。对于日军大肆屠杀旅顺平民的暴行，曾亲自调查过当年幸存的收尸、抬尸者鲍绍武的孙宝田(1903~1991，大连市金州区人，专门从事大连地方史研究者)在他编写的《旅大文献征存》一书中记述说：

日军在旅顺，“不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幼，沿户搜杀，甚至医院之医师、护士、病人亦皆刃之，破腹穿胸，血流成渠。”大屠杀时正值风雪交加，大街小巷响遍了枪声、炮声、杀声和嚎哭声，各处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日军挨门挨户进行搜查，逢人便杀。

也石在《旅大人民的血泪仇》文章中也揭露了日军残杀平民毁尸灭迹的暴行：

马车夫王作春，被一群从南道上下来的日本兵发现了，他回头就跑，后面七八个鬼子尾追上来，被追得穷途无路，逃到傅士声房后一座草房里躲起来，鬼子随后就朝着傅士声家追来，一进门就开枪杀死了正在吃饭的傅学文的父亲和大爷，接着又转到前屋枪杀了唐、袁两家七口人。赵家河有家姓赵的也被日本兵杀死了全家。姜元财一家，当日本兵杀进来时，都逃到了外村去。二十二日他二哥提议往别处去避难，大哥说:“不要紧，听说外边已经不杀了。”

大家略有些放心，可是，刚说完话还不到五分钟，忽听外边门响，进来四个鬼子，吓得全家抖成一团，鬼子们不问青红皂白，上去就揪住他两个哥哥还有东院的父子三人，一块拉到大街上，只听得几声枪响，五个人就这样被枪杀了。

当鬼子兵闯进旅顺，杀得最凶的时候，孙玉金全家老少都逃到艾子口。一天他们走到前大王村，看见祖父正站在村头迎着他们，心中充满了喜悦，可是还没等讲一句话，后面就一下围上来四五个日本兵，恶狠狠地将他们的祖父按倒绑缚起来，说他是“勇兵”(指清兵)，这时就有一些街坊跑过来跪下苦苦哀求，说他是庄稼人，不是“勇兵”，鬼子一听不但不理，反而照头一刀砍死了。接着，鬼子又七手八脚地把他老祖父连拖带拉拽到一条沟边，将肚子用刺刀戳开，掏出血淋淋的肠子观看着，并狰狞地狂笑。日本兵就这样，在旅顺口连杀了数天，马路、通衢到处都是鲜血，通天街和四十八间房两条街道，几乎完全被尸体塞满了。

大连玻璃厂职工于国成的父亲于文江，是旅顺龙塘人，生于1867年，1889年入旅顺船坞做木工。甲午战争时，他目睹了日军对旅顺人民的血腥大屠杀。

他的儿子于国成回忆父亲曾经亲口对他讲述的日军屠杀平民的暴行：

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凌晨两点多钟，旅顺口周围就开始响起了炮声。根据当时清军在旅顺口的防务看，百姓们普遍认为，日本人围攻旅顺口没有几年是打不下来的，所以先父和工友们也不害怕，仍是照常上班，始终没有离开大坞。两军正在酣战中，卫汝成、黄仕林等统领又先后逃跑，于是日军就攻进了旅顺城内……先父和工友们正准备吃饭时，忽听男女老少的惨叫声由远渐近。

大家感到不好了，大难要临头了。出门一看，只见日本兵正向这边杀过来，大家慌忙退回屋内，爬上顶棚藏起来。但门没有关上，日本鬼子闯进屋里来，见地上有几个小板凳东倒西歪，柴草满地，锅里还冒着热气，门又没关，以为这家人已经逃散了。但他们仍四处搜寻，幸运的是没有上棚搜查，搜完房内就在门上贴了一张条(可能是表示已搜查过的标志)，然后就向别处搜寻去了。先父等幸免于难。战争结束，先父回到大坞，但没有再见到那几位工友。

看来他们几个都惨遭不幸了。

日本侵略者在旅顺屠杀了近两万人，事后，鬼子将尸体全部集中到郭家店的湿洼子里，浇上油，烧了十几天。随后，将骨灰装到三口大棺材里，葬于白玉山东麓，就是现在的万忠墓所在地。

据先父讲，我的姑父就是因为当时在旅顺城内给人家做生意没逃出来，最后被日本鬼子杀害，也被埋在万忠墓里的。

鲍绍武是在日军屠杀时因被抓去掩埋收尸、抬尸才得以幸存者之一，当时住在旅顺口太阳沟，全家9口人，除他以外，全部被日军残杀，后来在收尸、抬尸时，亲眼目睹了同胞被屠杀的惨状。

他于1963年接受林基永调查时叙述了日军疯狂屠杀的暴行：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四日(1894年11月21日)日落后，日本兵已侵入市内。在上沟一带到处都可听到哭叫惊呼的声音，惨不忍闻。日本兵往西搜杀，到半夜已到达太阳沟西岔道附近。我家就住在这里，当时我家有九口人，日本兵踢开门就冲进屋里，见人就杀，我在天棚上藏了起来才得幸免。下来一看，全家人都被杀死了。我顾不得掩埋亲人的尸体就往外跑，走到将军石(现解放桥附近)，又被鬼子给抓去了。当时，被抓到兵营里共有十几个人，日军把我们头上的辫子两个人一对结在一起，头发连着头发，牵着往外走，我想这一下可完了。后来听到一个日本兵咕噜了几句，又把我们押了回来。我们十二个人被留在兵营里干活，挑水、砍柴、洗碗、清扫等。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年3月)，天气渐渐暖和，许多被害者的尸体还没有掩埋，有的尸体都开始腐烂了。日本鬼子怕引起传染病，就抓了八九十人去抬尸体，我也是被抓进抬尸队的。我们在收尸时，亲眼看到了同胞们被害的惨状。在上沟一家店铺里，被鬼子刺死的账房先生还伏在账桌前。更惨的是有一家炕上躺着一位母亲和四五个孩子的尸体，大的八九岁，小的才几个月，还在母亲怀中吃奶就被鬼子捅死了。许多人都死在自己家门口，他们都是在开门时被鬼子杀死的。死者大多数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

日军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苏万君，当时是个8岁的孩子，因日军占领旅顺时他正躲在附近赵家沟村姑姑家里，幸免于难，不料几天后，他姑夫却被日军用绳子绑起来带走了。为此，姑姑让他与另外一个孩子一起到旅顺口街内去看姑夫的死活，他亲眼目睹了日军残杀无辜百姓的罪行。

1977年，91岁的苏万君老人接受周祥令调查时，他用亲身经历愤怒地控诉了日军的暴行：

甲午战争时我八岁，日本人打进旅顺那天，我正在旅顺赵家沟姑姑家里。头两天躲在家里没敢出门，不料第三天我姑夫也被日本兵用绳子绑起来带走了。我姑姑全家放声大哭，姑姑叫我跟去看看。我就和一个小孩儿一起去了，跑到小南山草地里趴着，看见大医院前(今旅顺海军后勤部门前)，日本兵把抓到的许多人用绳子背手绑着，十几个人连成一串，拉到水泡子边上，用刀砍一个往水里推一个。不一会又牵来一群人，只见刀一闪一闪，一群人就没有了。我们俩看了一会，害怕了，就顺着山坡往家跑。半路上遇见逃离虎口的姑夫，我们俩就赶紧把我姑夫搀回家。可是由于受到惊吓，我姑父不久也就去世了。

住刀(即停止杀人)后，我们俩到西大街(现得胜街)，看见大坞北面机器磨房里尸体躺了一地，到处都是血。在一个小铺里，看见人都倒在地上。我走进几处住家，看见老的、小的都被日本兵砍死在炕上、地下。还看见一个小孩在炕上躺着，不知是怎么死的。我当时光着脚，回家一看脚底都沾满了鲜血。

当时日本兵见人就杀，死的大都是老百姓。万忠墓里埋的骨灰，就是那时被杀者的尸体后来火化的。旅顺百姓气愤地说：“赵(怀业)不打，姜(桂题)不辣，黄(仕林)宋(庆)各营吹喇叭，鬼子进来好顿杀。”

家住在旅顺黄金山下的李长发，是从日军屠刀下侥幸乘船逃脱掉的幸存者，他经历了日军在他家的房屋西院屠杀二三十名由旅顺街内逃到此避难的难民的恐怖之夜。

1964年他76岁，在接受孙厚淳调查时叙述说：

我家当时住在黄金山下，十月二十四日(1894年11月21日)那天，日军打进旅顺口。晚上一群日本兵闯进俺西院一个空房子里，当时正好有二三十个山东人由街里逃到这里避难，不幸被日军发现劈开门，进去乱砍乱杀半个多钟头，房内传出一片惨叫声。我父亲听人说，把门窗打开可以免遭杀戮。于是赶紧把大门、房门都打开，全家人都躲在炕上。日本兵在西院杀完，就到俺院里站了一会，看到门大开，认为全跑了，就没进屋。当晚我们全家和西院死里逃生的两人一起，乘藏在草丛里的一只小船逃出虎口。

胡崇真老人在1964年接受了孙厚淳调查时已经85岁，他清楚地记得日军“大队人马开过来，逢人就杀，将旅顺街内的买卖人(即小商人)全部杀了”。大屠杀后，他到旅顺口，“看见大医院南的东菜市，尸体堆满街，车不能行。双岛曲家村被杀100多人，一户老李家被杀3口。有一个女人一家9口人被杀。"

金纯泰(1894~1972，大连解放后曾任旅顺市教育局长、旅顺市副市长等职。1948年倡议重修万忠墓，并撰写碑文，警醒群众勿忘国耻)家住在旅顺城西墙外，是中日交战中心地区。大屠杀时才刚出生40天，被母亲抱在怀里躲在磨房后，才得以幸免。后来母亲告诉他，日军连在他家居住靠卖豆芽菜为生的70岁老人也不放过。

2、屠戮平民的惨状

甲午战争日本侵略军屠杀旅顺人民，不问老幼病残，一概枪毙刀刺。泥河子87岁的王世令老人说，他家当时有十间草房被鬼子放火烧掉。他两个叔叔与鬼子搏斗，也死于敌人屠刀之下。蒋家瞎婆独身老人，是他祖父的姐姐。

邻居告诉她：

“东洋鬼子来杀人，快躲躲吧!”瞎婆不理，以为鬼子根本不杀盲人。鬼子闯进她家，一见瞎婆，立刻刺死，狗出来咬也被打死。南山岗鞋匠孙瘫子，是鸦户嘴人，日军闯进旅顺口，他的伙伴都逃走了，他无法，只好藏在席子里，被日军拖出来刺死。大榆树下老张家大人都逃走，慌乱中把3岁婴儿丢在家中，哑哑哀哭。鬼子闯声闻进屋，举起孩子摔死在地。

下的姨奶奶家9口人被日军屠杀的惨状：

袁明广老人在1975年接受周祥令调查时叙述了住在黄金山我姨奶奶家姓李，住在黄金山。甲午战争那年，日本侵略军闯进旅顺到处搜杀，我姨妈家十口人被杀了九口。姨奶奶趁混乱时躲在窗外一口空缸里，总算死里逃生。

90岁的曲传海老人在1974年也控诉了日军残杀了住在旅顺北海沙仓村的外祖父、姨夫和舅舅的罪行：

我十岁那年赶上甲午战争，日本兵打进旅顺口进行大屠杀，杀死两万多人。我姥姥家在北海沙仓村，那天上午日本兵闯进她家，把我姥爷和两个舅舅杀害了。我姨夫住在水师营，因躲日本兵跑到姥姥家住也同时被杀害了。当时村里还有很多老百姓遇难。

日军大屠杀时，逃难到旅顺太阳沟西山上的潘长春的哥哥被日军开枪打死了。

1964年，82岁的潘长春老人接受孙厚淳调查时叙述说：

甲午战争那年，日本兵打到三里桥，我们逃难到太阳沟西山上，清楚地看到日本兵攻上了案子山，清军撤走。日本兵发现我们几个人，也认为是清兵，就开枪朝我们打来。我哥哥坐在中间中弹死了。清军撤退后，日本兵在赵家村抓到四个人说是清兵，捆绑起来，然后令四个人躺着，摆成“井”字形，中间放上木柴，点火把人烧死。

居住在旅顺石灰窑村的徐长英，甲午战争时年仅8岁，他的父亲就是躲藏在石灰窑村北山上被日军发现后开枪打死的，1974年在接受周详令调查时控诉道：

我八岁那年(1894年)日本第一次侵占旅顺口。旧历十月二十一日那天(11月18日)，清军把日本兵打败了(指徐邦道等撤退到旅顺后指挥的土城子之战)。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日本兵进攻旅顺，在旅顺口把清军打败。当时清军叫勇兵，勇兵被迫北退，二十四日夜里海西(老虎尾、柏岚子一带)有五百来个勇兵，趁黑走到石灰窑村。当时我们都在睡觉，只听外面很多人走道，出去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往东走了。二十五日(22日)吃过早饭，日本兵开始大屠杀，从大潮口到石灰窑东岗，一阵工夫日本兵杀死三十来个中国老百姓。

当天我父亲等五人跑到北山后去躲藏，不料被日本兵发现，当时开枪打死两人，其中就有我父亲徐英利。那时我们全家被撵到北海住了一个星期，我嫂子刚生孩子才九天，由于惊吓中病死去。在北海的七天中没东西吃，我到海边拣块被海潮打上岸的豆饼带回来，全家人就啃这块豆饼才活了命。七天后日本兵走了，我们才回家。我最先跑到家里一看，两头牛、一头猪都没有了。箱子、柜子都弄得不像样，房子和家产也都被祸害了。

我父亲的尸体在山上躺了七天，母亲叫哥哥到邻居家要几块木板钉了个火匣子(即简陋的棺材)，把父亲埋葬了。当时被害得家破人亡不止我们一家！冯家屯有个冯传声，他家被害得更惨。二十五日那天他父亲到西海边被日本兵看见开枪打死，他妈抱着不满两岁的弟弟，领着十八岁的姐姐到西海边去找，被日本兵看见，把娘仨一块打死了。剩下七岁的冯传声和十二岁的姐姐，无法生活，只好被舅舅领回家去。

1974年在接受周详令调查时吴道德回忆说：

吴道德的父亲吴福来是在旅顺街内积肥时被日军杀害的。
甲午那年日本侵占了旅顺口，他们在城里见人就杀。我父亲吴福来当时正在旅顺街里积肥，也被日本兵杀害了。事后我母亲到旅顺街里找我父亲，只见满街到处都是尸体，有的都已变形，好歹在一具尸体上找到了父亲的兜兜，这才认出是我父亲，他身上被捅了好几刀。

提起旅顺大屠杀，王宏照老人对残暴的日军满腔仇恨，他永远也忘不了日本侵略者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

1951年在接受调查时他控诉道：

阴历十月二十三日(1894年11月20日)，外面干巴巴地冷，日本人从金州打来，枪炮像爆豆似的一阵接着一阵，好多人都逃到偏僻的地方去了。俺老王家老的老小的小，大家聚在一起说，我们王家的人，要死都死在一起。大家全搬到一个院里。十月二十四日(11月21日)，我叔伯二哥和本家叔伯爷爷叫王志昌的瓦匠，藏在挖好的洞子里，真是喘气都怕人听见。但是，日本兵像虎狼般地到处搜查，用刺刀各处探，正好一下子探到我二哥他们藏的洞子里，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两个人拖到水师营南门外，用刺刀活活刺死，然后一脚踢到沟里。被刺死的二哥，家里撇下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两个年幼的孩子和老婆。全家大小知道后，都哭得不成声了，孩子哭叫要爹爹，老妈妈想看看儿子的尸首，可是谁也不敢去找，十几天后，才求人把尸体扒出来。

王志昌是个年过半百的白发老人，可恨的鬼子也没把他留下。有一天，日本兵用刺刀逼着我们抬着四具死尸往旅顺送。我到旅顺一看，家家户户都敞着门，里面横七竖八的人，有的掉了头，有的横在柜台上，有的被大开膛，肠子在外面一大堆，鲜血喷的满墙都是，尸体把街道都铺满了。当时旅顺的老百姓，没有逃走的，都死在鬼子屠刀下。

日军野蛮暴行，旅顺的天后宫及其道徒们也未能幸免。残暴的日军将圣洁的殿堂也变成了屠杀场。日军一路烧杀，不仅将天后宫的道徒杀死，还把金光教主鲍世昌等信徒全部杀死。大屠杀进行时，“金光教主鲍世昌同信徒们跪在佛堂前，捧经吟诵，祈祷慈佛保佑。日军破门而入，见经卷有‘戒杀’两字，愈触其凶杀之气，将鲍世昌及十几名信徒赶到白玉山南麓，一阵枪弹把佛门弟子全打死。”

3、外国人的记录

英国海员詹姆斯·艾伦在旅顺大屠杀期间因故滞留旅顺，险遭日军杀害，几经辗转，侥幸逃出虎口。回国后，艾伦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慨，如实记下了他在旅顺大屠杀期间亲眼看到的一些真实情况。

他写道：

我朝造船厂的方向往后逃，为的是迂回到城南，离日军正在进军的地方尽可能远些。我从未料到会有大屠杀，只想回旅店，待到一切恢复平静为止。我欣慰地感到总算不必在这个被包围的城中长期待下去了，因而起初我没注意人们正在四处乱跑。我想除了在日军得胜气焰平息之前应躲过他们，没有任何需逃难的理由。没过多久，我就恍然大悟了。致命的复仇和杀戮，使充满惊慌失色的人们拥向街道。我向前走时，传来了越来越大的步枪声、盛怒日军的喊叫声以及受害者临死前的尖叫声。

我清楚，武装抵抗早已停止，而当这些恐怖之声有增无减时，我突然想到即将发生的事。我记得一个城市被武装占领后，往往会遭到何种命运。我记得对日军战俘施加的暴行，亦记得所有东方军人的共同特性。我停住脚步便考虑自己的处境。我已从船坞外的临河一侧绕了过来，拐入街道，沿着一条我极熟悉去东港的路线，直奔旅店。我四周皆是仓皇奔跑的难民。此刻，我第一次看到日军紧紧追赶逃难的人群，凶狠地用步枪和刺刀对付所有的难民，像恶魔一样刺杀和挥砍那些倒下的人们。我被人流挤倒了，反挨了踩。过了一会儿我才站了起来。

在我蹒跚站起时，一个日军就在我近旁，用步枪向我瞄准。步枪筒离我不到一英尺，我立即给他一拳，正好闪过飞来的枪子。我除了这天生的本领，身边什么武器都没有。日本兵没来得及捡起步枪，我用右手朝他眉宇间猛击一拳，这英国式漂亮的一拳把他一下子打翻在地。十有八九这是第一桩引起他注意的事。显然他很不适应这种攻击，直挺挺躺在地上，似乎还在细细回味呢，而我趁机拔腿溜之大吉。

美国纽约《世界报》记者克里曼对日军在旅顺屠杀平民的残暴行为十分震惊，他连续几天目睹了日军的屠杀：

大屠杀中的幸灾乐祸。大约下午5点钟，校兵场传来军乐声，除乃木将军正在追赶那些撤退的敌军外所有的将军们在陆军元帅带领下全部集结在这里。啊！多么令人振奋的欢呼，多么令人鼓舞的鼓掌，多么庄严的军乐旋律。而就在这时，我们还可以听到来复枪在街中猛烈射击的声音，知道镇里那些孤立无援的人民被血腥屠杀，家园被抢劫。

这是这年最冷的一个晚上，寒暑表下降到零下20度，妇女和孩子在山上被冻僵了，但追杀男人的行动仍在彻夜进行。

早上我在街上穿行，不论在哪看到的尸体都是被撕碎或砍碎，就像野兽撕扯过的那样。被杀死的店主的尸体叠卧在路的中间。从眼里流出的眼泪已经结冰，冻僵的血块挂在伤口上。狗在主人僵硬的尸体旁不断呜咽。饿狗则到处撕咬刚被杀死不久，尚未冻僵的尸体。

哨兵嬉笑。当我在柯文先生陪同下，路过一具被斩首而头滚落在二三码远的无头尸体时，一条狗正在撕扯着尸体的脖子，一名日军哨兵一边在看，一边在大笑。接着我看到一具白发无牙的商人倒在自己店铺的门槛上，腹破肠出，而店铺早已被抢劫过了。

另一具尸体胸部被日军用刀剖开，一条宠物犬躺在他胳膊底下，不停地战栗着。

一具女尸被压在一堆男尸下面，那堆男尸露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极其痛苦或苦苦哀求的神情。在一个角落堆着25具尸体。屠杀他们的士兵在屠杀他们时竟如此之近，以至他们的衣服都着了火，一些尸体有些烧焦了。

20英尺以外躺着一具满脸皱纹白胡子老人，喉咙被砍开，眼睛和舌头都被挖了出来。

没有一处没有武器袭击过的痕迹，没有一处没有战争的痕迹。这情景表明，日本是在这世界上一个多么值得从头到尾都应诅咒的民族。

整个第二天，大屠杀仍在继续着，数以百计的人被杀死，仅仅在一条街上就有227具尸体，至少有40个人手是被捆绑在后面射杀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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