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媒体不打码国内媒体打码，受害者的痛苦一字未删，打码保护了谁？

9月底美国的康奈尔性侵案，最荒诞的一幕不在美国，在国内的媒体转载环节。“美媒没打码国内媒体打码”上了热搜。

事情发生在2024年10月，20岁女生在康奈尔Chi Phi兄弟会会所被下药，遭7名男生性侵近7小时。事发后校方内部调查，仅开除2人，其余5人靠书面报告、参加研讨会就从轻了事，检方最初也以证据不足未予起诉。

直到今年9月女生提起民事诉讼，校园媒体《康奈尔太阳日报》直接曝光7人全名，美国主流媒体同步配上7人正面照片，标注“THE CORNELL 7”，舆论彻底炸锅，检方才宣布重启刑事调查。

荒诞的点在这里：美国媒体顶着压力把名字、照片、群聊记录全捅了出来，把校方的遮羞布撕得一干二净。可到了国内媒体转载环节，7张清清楚楚的人脸，齐刷刷被打上了厚厚的马赛克。

打码保护了谁

美国新闻界长期遵循“公共利益优先”原则：涉及校园公共安全、群体性犯罪且涉案人仍在公共空间活动时，公众知情权高于普通个人隐私。

受害者的身份、样貌会被严格打码保护，但施害者的信息，只要不违反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就应当公之于众——毕竟，和你同处一个校园、一间教室的人曾参与下药性侵，你有权知道他是谁、长什么样。

校园媒体更是天然肩负监督校方的职责，不受校方行政约束，才敢顶着压力把遮羞布撕到底。

韩国直接把这件事写进了法律。《特定重大犯罪嫌疑人个人信息公开法》规定：对于杀人、性侵等重大暴力犯罪，警方经专门委员会审议，确认公开信息符合公共安全利益，即可公开嫌疑人姓名、年龄、正面照。

换句话说，美韩媒体的不打码，是在法律和伦理框架内，把公共安全放在了嫌疑人隐私前面。

国内部分媒体的打码，也不是伦理，是避险惯性

反观国内的一些媒体，既没有对法律层面的明确判断，也没有公共利益的权衡判断，大抵是剩下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自我保护：只要是嫌疑人，先打码再说。哪怕国外官方已经公开，哪怕信息已经全网可查，只要到了国内转载环节，必须糊上一层马赛克才放心。

一些国内媒体也判断不准，当一个案子侦查结束，进入审理阶段的被告或者已经被宣判有罪的罪犯要不要打码。

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和第202条，到了审理阶段，哪怕还没宣判，被告的身份就可以公开了，宣判了以后也可以公开。

新华网在2016年曾发过一篇文章解释道：“这是因为除了依法不公开的案件，所有案件都须公开审理，所有公民都可以前往庭审现场进行旁听，媒体可以向法院申请拍照、摄影，法院也可以对庭审情况进行视频直播。庭审公开正是将各方诉讼参与者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由于我国要求审理公开、宣判公开，这就意味着被告相关的姓名权、肖像权、隐私权让渡出来了。哪怕有些可以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子，也是考虑到受害人的隐私（譬如强奸案）或国家的机密，而非被告的。

因此，这些可公开的案件到了审理、宣判阶段，再给被告/罪犯化名、面部打码，就毫无理由了。

现在大概率是一些记者、编辑自己没明确区分嫌疑人和罪犯，也不去思考嫌疑人被打码的真正原因，他们怕有人来杠，索性都打码算了。

至于有些媒体还给已经被执行死刑的罪犯打码、化名，就更让人啼笑皆非了。

更讽刺的是：国内的一些媒体，转载或者报道的时候，对受害者的遭遇，写得比谁都细——被灌了什么药、持续了几个小时、女生被迫退学，这些细节一字不落。唯独施害者的脸，要精心保护起来。

受害者的痛苦被无限放大，施害者的面目被精心模糊。这不是新闻伦理，这是选择性善意——善意留给作恶的人，伤害留给受害的人。

比如今年9月的韩国郑昌盛案，韩国庆尚北道警方依据《特定重大犯罪嫌疑人个人信息公开法》，公开了杀害25岁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疑人郑昌盛的无码正面照、姓名、年龄。韩媒直接用原图，播监控。

结果国内媒体一转载，两张图上的嫌疑人，齐刷刷戴上了马赛克，而打码保护的从来不是"当事人隐私"，是施害者的辨识度。

当恶人没有脸，恶就变成了抽象

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莱说过一句话："记忆的本质，是记住那张脸。"

一个人做了恶，如果他的脸被记住，他就被钉在耻辱柱上，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认得他、提防他、谴责他。

如果他的脸永远是马赛克呢？

他就从一个具体的人，变成了"某嫌疑人"。他做的恶，变成了一段没有面孔的文字描述。读者愤怒，但愤怒找不到对象。读者谴责，但谴责打在一团马赛克上。

这才是对施害者打码真正的效果：它让恶变得安全。

如果美国媒体也像国内媒体一样，把这7个男生的脸全部打码，把Chi Phi兄弟会的名字隐去，把"写论文抵处分"的细节删掉——这件事会变成什么样？会变成"某大学发生一起性侵事件，校方已严肃处理"。

然后三个月后，没人记得。

2020年韩国N号房事件，主犯赵主彬的照片和姓名被韩国媒体公开。当时也有人说"侵犯隐私""无罪推定"。

但韩国社会的共识是：当一个人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当他的罪行已经造成大规模伤害，他的隐私权必须让位于公众知情权。

郑昌盛案也是同样逻辑。这不是媒体自作主张，是法律程序。

公开之后呢？韩国全社会都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他服刑出狱，走到街上有人认得他。他再想作案，心里得掂量掂量。

这才是公开嫌疑人信息的真正意义：不是泄愤，是让恶有成本。

国内的一些媒体呢？

康奈尔案里，女生用"简·多伊"（Jane Doe）匿名起诉，这是美国法律体系给原告的保护。

但她的遭遇呢？101页诉状里写得清清楚楚，国内一些媒体把细节原样搬运过来，一个字没删。然后在报道的配图上，给那7个施害者的脸，仔细打上了马赛克。

如果恶性案件都这样处理，马赛克一糊，这个人就消失了。他出狱后换个城市，谁也不认识他。他的犯罪记录在法律档案里，但在公共记忆里，他从来没存在过。

卡夫卡写过一篇小说《在流放地》，讲一台机器在犯人身上刻字，刻完犯人就死了。

我们的一些媒体好像也在做类似的事。只不过刻字的对象是受害者，用马赛克保护的是施害者。

施害者永远有一张模糊的脸，受害者永远有一个清晰的故事。

在美国康奈尔案里，对方媒体花了两年时间，曝光了施害者姓名和照片之后，事情才变了，检方才重启刑事调查，才把遮羞布撕下来。国内媒体手一抖，又给人盖上了。

真正的新闻伦理，从来不是机械地给所有嫌疑人打码。而是分清保护的边界——受害者的身份、隐私要严严实实地护，涉公共安全的施害者信息，不该无原则地遮。

别再做“二次捂盖子”的事：人家官方已经依法公开的信息，没必要自作主张糊脸；别拿“无罪推定”当挡箭牌：那是司法原则，不是媒体剥夺公众知情权的借口。

把善意留给受害者，把审视留给作恶者，而不是反过来。

媒体的本分，从来不是帮恶藏起面孔。是让恶被看见，被记住，付出代价，这才是传媒该守的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