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这一天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不管是知名人士，还是普通百姓，都是难以忘怀的。
作家巴金作为文化界代表，受邀参加了开国大典。那天，巴金整个人都被包围于激情洋溢之中。大典是从下午三点开始的，他和其他代表乘车前往，在天安门城楼上，望着广场上数不清的头和手、数不清的迎风招展的旗帜，他思绪万千，想起“这百年来有多少撕裂人心的痛史！有多少不平不义的故事！有多少牺牲掉的有为的生命，埋没掉的卓绝的才能！”在今天都像梦魇一般地过去了，禁不住心潮澎湃。在接下去的六个小时里，他和人们一起加入到春雷般的欢呼声中，感觉到“心要从口腔里跳出来，人要纵身飞上天空”。游行队伍在晚上九点后才散去，他和几位同仁决定步行回住所，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夜晚十点钟后, 听着远远近近仍不停歇的锣鼓声，他兴奋得无法合眼，便坐在桌子前面，拿起笔在纸上写起来，一直写到深夜，反反复复地写着同样的一句话：“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正是在观礼台上，他感受到个人的感情已经融化在人民群众的感情之中，因此，他不住地在心里说“我要写，我要写这个时代，写这里的人民。”
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在上海冒雨参加了一天一夜的庆祝建国大游行。上海的庆祝活动从10月1日持续到10日，可9月30日大游行就开始了，不分昼夜，市民们倾巢而出。剧影协会与电影制片业工会的千余人，组成红旗、白鸽、盾牌、火炬、活报、锣鼓、秧歌、音乐等八支队伍参加游行。秦怡加入了秧歌队，因为她觉得，世界上最好看的艺术，就是新安旅行团的腰鼓，“它那雄伟的场面就像是人们敞开的胸怀，它那每一声鼓点就像是我心灵的跳跃。”秧歌队是既扭秧歌又打腰鼓的，确实最受欢迎，所以，她根本停不下来，这场游行刚结束，便立刻参加另一场游行。事实上，她对腰鼓如此情有独钟，是有原因的。上海早在当年5月27日就解放了，7月6日，上海人民庆祝解放大会在跑马厅（今人民广场）举行，跟随解放军进城的新安旅行团的腰鼓队最为显眼，“咚咚咚”的鼓声响彻大地，正在团体彩车上参加欢庆大游行的秦怡也被震撼了。
腰鼓立刻在上海风行起来，当她听说“新旅”办了腰鼓培训班，马上和其他电影演员去报名学习。“今天是开国大典，还有什么比这更使我兴奋的事呢？”有人问她连着参加大游行，还一直打着腰鼓累不累，她说心里满是翻身做主人的舒畅感，哪有什么累的。
朱永孜是一位普通的中学生，在南洋模范中学读高三。上海解放时，他在学校的红楼一层走廊看报纸，第一次看到“解放”一词，过去都是“失守”“沦陷”，所以知道是改朝换代了。7月里，他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系，因开学要到10月以后，便回闵行家中休息。由于家里连电灯都没有，别说收音机了，因此消息十分闭塞，于是琢磨着自己装个矿石收音机。他从同学处要了一粒绿豆大小的矿石，还有一副耳机，并将两根竹竿竖在房顶上，中间架一根长长的漆包线，做成了天线；无须电源，用根针触探矿石，就能从耳机收听到无线电长波的广播。有一天，在矿石收音机中听到的节目声很嘈杂，有敲锣打鼓声，像是在游行，他改换触点，再仔细一听，原来正在转播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开国大典。他一看日历，那天是10月1日。
原标题：《简平：开国大典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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