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太平广记_514_卷七十五·道术五_3 井之二三事 1

井之二三事 1

　　引子

　　井，不过是大地之上的一个圆形深坑，四壁或砖或石，底有清泉涌动。你若站在井口向下望去，看见的只是自己幽暗的倒影，以及一小片被井圈切割成圆形的天空的影子。然而你若将这口井放在历史的纵深里去打量，便会发现那幽暗的水面之下，竟映照着整个华夏文明的天光云影。

　　一口井能有多深？古人掘井，深者可达数丈。但井的深度若以文化的尺度来衡量，恐怕要深过时间本身。从八九千年前先民在黄土地上挖出第一口浅坑，到今天深埋地下的自来水管道；从甲骨文中那个方正如栏的象形符号，到《易经》中"改邑不改井"的哲学譬喻；从村口井台上妇人淘米的闲话家常，到星空中井宿与南北河的神秘对应——井的维度，远不止于物理的深度。

　　人类为什么需要井？这个问题看似简单，答案却贯穿了整部文明史。原始人类逐水草而居，江河湖泊是唯一的饮水来源。但当气候变迁、河流改道或干旱来袭时，先民们发现脚下的土地里也藏着水。当第一抔被地下水浸湿的泥土被挖出时，人类对生存空间的理解便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跃迁——不再被动地追随地表水，而是主动地向地下索取。这个转变的意义，不亚于从采集走向农耕、从穴居走向筑室。

　　井的出现，让人类第一次拥有了"住在哪里都可以"的自由。不必靠近河流，不必担忧干旱，地下深处的清泉如同大地预留的馈赠。定居成为可能，聚落因此稳固，城池得以兴起。一部井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中国人定居史、城市史和文明史的缩影。

　　本文将从井的源头说起，沿着字的演变、工艺的进步、内涵的扩展、哲学的升华和遗迹的分布这条脉络，尝试勾勒一口井的文化全貌。这当然不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只是一次关于"井"的漫游——走走停停，看看想想，像在井台边听一个老人讲述世代相传的老故事。

　　第一章 源头：大地之下，清泉之初

　　1、伯益作井：传说与历史的交汇

　　井是谁发明的？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却有一条绵延数千年的传说。

　　先秦典籍《世本·作篇》记载："化益作井。"三国荆州学派大儒宋衷（或作宋、宋忠）注曰：“化益，伯益也。”明确指出“化益”就是“伯益”。那伯益何许人也？他是舜禹时代东夷部落的首领，嬴姓始祖，曾辅佐大禹治水，立下赫赫功勋。《吕氏春秋·勿躬》亦云："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则说："伯益作井，而龙登玄云，神栖昆仑。"

　　一个治水的人，最终却把目光从肆虐的地表洪水转向了沉默的地下清泉，这其中的转折意味深长。治水是疏导，凿井是探寻；治水是对抗桀骜不驯的自然力，凿井则是与温顺的地下之水达成默契。或许正是治水的经验让伯益懂得：水不仅有表层的狂暴，也有深层的温柔。

　　关于伯益作井，民间流传着两个有趣的说法。

　　其一：伯益在山中行走，见一头猛虎坠入猎人挖掘的深坑，困在其中无法逃脱。伯益深受启发，开始尝试挖坑引水。这个说法把井的发明归于一次偶然的观察——人类许多重大发明都始于对自然的模仿，从井到桥，从舟到屋，莫不如此。

　　其二：传说只要在井边呼喊"益"，井水便会涌出。这个故事解释了"溢"字的来历——水满为"溢"，仿佛伯益的名字本身就与水的充盈有关。这可能是典型的民间词源学附会，却也为伯益与井的关系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除了伯益，另一位上古圣贤也与井有着密切的关联——舜。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舜的父亲瞽叟和同父异母的弟弟象，多次密谋杀害舜。这一次，他们让舜下井去干活，等舜深入井底，立刻在上面填土盖石，企图将他活埋在井中。然而舜早已有备，在井底预先挖好了一条秘密通道，得以死里逃生。

　　这个故事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屡被提及。西汉刘向《列女传》亦载此事。屈原《楚辞·天问》中"舜服厥弟，终然为害"的疑问，王逸注明确指为"烧廪[廪]填井"之事。这说明在战国的时代，这个关于井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

　　从文献记载的"故事时间"来看，舜生活在伯益之前，舜是尧的继承人，而伯益则是舜所举荐的治水助手。若仅以故事的先后为序，舜"穿井"的传说似乎要比伯益"作井"的记载更早。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那么，如何理解这些看似矛盾的记载？"舜穿井"的传说，说明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井已经是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正因为井是日常的、熟悉的，它才能成为一个可以被用作陷害情节的装置。而"伯益作井"的记载，则可能是将凿井技术的某种重大改进或系统推广，归功于这位协助大禹治水的功臣。

　　当然关于井的发明者，古书中还有不同说法。《帝王世纪》云："黄帝始穿井。"《周书》则载："神农造井。"《淮南子》另有"伯益作井"同时提到"禹凿井"的记载。这些说法看似矛盾，其实并不冲突。

　　井的发明大约不是某个圣贤灵光乍现的产物，而是先民在漫长岁月中摸索积累的集体智慧结晶。伯益也好，黄帝、神农也罢，他们或许都是那个漫长过程中被记住的代表性人物——如同黄帝被奉为诸多发明的始祖一样，井的发明权也被后人附着在了不同的圣贤身上。

　　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国最早的井实物发现于河南西平县谢老庄遗址，距今已有近九千年。这些圆形直筒状的水井，最深达五米有余，井底出土了用于汲水的陶制罐形壶。而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七千年的水井遗迹，井壁用木桩支护，结构已经相当成熟。

　　这意味着，在伯益传说所对应的年代（约四千多年前）之前，中国人凿井的历史已经走过了数千年。"伯益作井"与其说是在讲述一个具体的发明事件，不如说是在表达一个文化记忆：我们的祖先，早在尧舜禹的时代，就已经掌握了凿井取水的技术。这个记忆代代相传，最终凝结在一个叫伯益的名字上。

　　2、"井"字的旅程：从甲骨到楷书的数千年

　　如果说实物之井是大地的水眼，那么文字之井便是文明的泉源。

　　甲骨文中的"井"字，写作一个方框，如同四根木料交错叠压而成的井栏。从上方看下去，正是木料纵横交错的"井"字形。中间偶尔还有一个小点，学者们猜测那大约是汲水的斗或桶。这个字形简洁而精准，把一个三维空间的构筑物压缩成了二维的符号，却又保留了最本质的特征——围栏与开口。

　　这是一个典型的象形字。与"水"字摹写溪流的波纹不同，"井"字摹写的是人工构筑物的结构。它表明了井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性——重要到需要专门造一个字来记录它，而这个字一造出来，就几乎再也没有变过。

　　金文中的"井"字大体继承了甲骨文的形态，但线条更为浑厚庄重。在青铜器铭文中，"井"字有时还出现在人名、地名或族徽中，这说明早在商周时期，"井"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普通名词，而是具有了社会文化的多重含义。

　　到了小篆，"井"字的笔画变得更加规整，方框的四角略微圆转，整体呈现出一种对称的美感。秦统一文字后的小篆虽然对许多字形进行了规范化改造，但"井"字的改动极小，足见其字形的稳定性。

　　隶书和楷书的"井"字，则完全定型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模样——两横两竖，交叉成四个方格，简洁到了极致，也稳定到了极致。

　　令人惊叹的是，这个字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到今天，几乎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今人见到这个字，依然能够一眼认出那是"井"。在汉字演变的漫长历史中，能够保持如此高度稳定的字形并不多见。这大约是因为"井"所指向的事物——那些用木料或石料围护起来的取水设施——在数千年的时光里形态变化不大，字随物定，形由实生。

　　一个字的稳定，有时正是一个文明内核的稳定。甲骨文的"井"字能穿越三千多年的时光被今人轻松辨认，就像一口古井里的水穿越地层被今人汲取一样——源头未断，清澈如初。

　　"井"字的字形还衍生出了另一个重要功能：作为部首。汉字中从"井"的字虽然不多，但"井"本身作为一个部首，在字典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而"井"字作为一个构字部件，也参与了"阱""耕""刑"等字的构造。"阱"是陷坑，与井形有关；"耕"是犁田，田垄纵横如井；"刑"的初义与法度有关，而法度要求的是方正不阿——这些字的意义链条，或多或少都与"井"的形态或内涵有所关联。

　　3、八千年的凿井史

　　如果说"井"字是文字意义上的源头，那么凿井工艺的演进就是物质意义上的源头。这一节，我们不妨顺着时间的河流，看看先民们是如何从挖一个土坑开始，一步步把井凿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精巧的。

　　新石器时代：最初的土坑

　　最早的井与其说是"井"，不如说是"坑"。先民们发现某个低洼处地下水渗出，便顺势向下挖掘，挖出一个不规则的圆坑。这些浅井深度不过一两米，直径却可能达到三四米，与其说是取水设施，不如说是被水淹了的土坑。

　　河南西平县谢老庄遗址的井，已经有了较为规整的圆形直筒形状，最深处达到五米多。这说明到了距今九千年前，先民们已经掌握了垂直向下挖掘的技术，并且知道如何选择地下水位较高的地点。井底出土的汲水陶器，则是判定其为水井而非其他用途坑洞的关键证据。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井，开始出现简单的支护措施。先民们在井壁周围打入木桩，以防止泥土坍塌。这些木桩密集排列，形成了一圈简陋的"井壁"。虽然这种结构相当原始，但它已经包含了后世一切井工技术的核心要素：防止塌方、形成稳定的取水空间。

　　商周：陶井圈的革命

　　商周时期，一项重要的技术创新出现了——陶井圈。

　　陶井圈是预先烧制好的陶质圆筒，直径与井口相当，高度约半米上下。掘井时，先挖出一个圆坑，将一个陶井圈放入底部，然后继续向下挖掘，井圈随着挖掘的深入逐节下沉。一节套一节，如同叠放竹筒，形成一个完整的陶质井壁。

　　这项技术的优势十分明显。陶井圈质地坚硬，防坍塌效果远超木桩；圈与圈之间的接缝经过精细打磨，能有效过滤泥沙；预制构件的使用让施工效率大幅提升。考古学家在殷墟遗址中发现了大量陶井圈实物，说明在商代晚期，这项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殷墟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人口密集，对清洁饮用水的需求极大，陶井圈的广泛应用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

　　陶井圈的发明，让水井的深度得以大幅增加，水质也得到明显改善。人们不再满足于浅层地下水，开始向更深的地层探寻更清冽的泉源。有些商周时期的井，深度已经达到了十米以上，这在当时无疑是令人惊叹的工程成就。

　　春秋战国至汉代：砖石井的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普及大大提高了凿井的效率。铁锹、铁铲取代了木质和骨质的工具，让挖掘硬土和岩石变得更加可行。与此同时，井壁的砌筑材料也从陶质向砖石过渡。

　　汉代是中国古代井工技术的又一个高峰期。楔形砖开始大量用于井壁砌筑，砖与砖之间用榫卯结构咬合，形成一个坚固的圆形井筒。相比陶井圈，砖井的直径可以更大，深度可以更深，使用寿命也更长。汉代砖井的砌筑工艺已经相当精细，砖缝之间甚至使用了类似石灰的黏合材料，让井壁的密封性和耐久性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上，我们还能看到当时汲水的场景。人们使用桔槔[jié gāo]——一种利用杠杆原理的简易汲水装置——从深井中取水。桔槔的出现大大减轻了汲水的劳动强度，也提高了取水的效率。这种装置直到近代仍在许多农村地区使用，堪称跨越两千年的技术传承。

桔槔：在一根竖立的架子上加上一根细长的杠杆，当中是支点，末端悬挂一个重物，前段悬挂水桶

　　唐宋：工艺的精细化与卓筒井的突破

　　唐宋时期的井，工艺更为讲究。井台铺石，井口加盖，为防止污物落入，许多水井还搭建了井亭。井亭不仅有实用功能，还成为村落或寺庙的一道景观。至今在江南古镇中，仍能见到不少保存完好的唐宋风格古井——六角形的石井栏、覆钵状的井亭顶、石板上被绳索磨出的深深凹槽，都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宋代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是四川地区发明的"卓筒井"。这是一种小口深井，诞生于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采用"冲击式顿钻法"——通过踩踏等动力，利用钻头自由下落的冲击力来破碎岩石。这项技术最初用于开采地下盐卤，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其他资源开采领域。

　　工作原理：卓筒井的钻井装置包括碓架、绳索、加重杆、圜[yuán]刃钻头等部件-。工匠们搭建一个数丈高的木制井架（碓架），通过人力或畜力踩动踏板，利用杠杆原理将钻头高高提起，然后让钻头自由落下，依靠下落的冲击力破碎岩石。这种“冲击”的方式，与旧时舂米用的踏碓原理如出一辙。钻头每冲击一次，井就向下深入一点；冲击一段时间后，需要用“搧泥筒”将井底的岩屑捞出。钻进和捞砂交替进行，如此反复，一口深井便一寸一寸地凿成了-。

　　技术特点：与传统的大口浅井不同，卓筒井是“小口深井”——井口只有碗口大小，深度却可达数十丈甚至上百丈。这种“小口”的设计，不仅节省了工程量，更重要的是让钻井深度实现了质的飞跃。井凿成后，工匠们用打通竹节的楠竹作为套管下入井中-。竹套管既能防止井壁坍塌，又能隔绝上层的地下淡水，确保能够汲取到深层的盐卤资源。

　　历史意义：卓筒井的发明，标志着中国古代凿井技术从“人力挖掘”迈向了“机械钻井”的新阶段-。这项技术在当时极为先进，它不仅使四川的井盐生产获得了巨大发展，其原理更被认为是近代石油钻井技术的始祖。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文化中最壮观的应用"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不仅挖井，还挖出了影响世界工业进程的技术源头。

　　工具演变：与卓筒井配套的是一整套精密的地下作业工具。古代的主要钻凿工具包括“鱼尾锉”“财神锉”等；治井和打捞工具则有“提须子”“柳穿鱼”“霸王鞭”等——这些名字形象而有趣，透露出工匠们的智慧与幽默。传递动力的工具使用斑竹所制的篾索，堵漏和补腔的主要材料则是桐油和石灰。钻进一口三百丈左右的井，往往需要数年时间和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在此之前，春秋时期已有人力凿井用的铁镐、铁锨及铁钗；汉唐以后，铁铲一直是主要的挖土工具-。从骨器、木器到铁器，从人力挖掘到机械钻井，每一次工具的升级都推动着井的深度和品质向前迈进一大步。

　　明清至近现代：从汲水到引水

　　明清时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水井开始与供水系统相结合。一些大城市的繁华地段，出现了专门从井中汲水并挑送到用户家中的"水夫"。南宋临安（今杭州）就有所谓的"西门水"——从西湖引水入城，与井水一起构成城市的供水网络。这种模式在明清时期的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中继续发展，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都市供水体系。

　　到了近现代，自来水逐渐普及，水井的实用功能开始衰退。但那些历经千年的古井并未完全消失，它们以另一种形式——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旅游景点或历史地标——继续存在于城市和乡村的肌理之中。有些古井甚至被重新发掘和保护，成为连接现代人与古代生活的情感纽带。

　　从土坑到木构，从陶圈到砖砌，从人工挖掘到机械钻井，八千年的凿井史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技术史。每一口古井都是一个时间的断面，记录着那个时代的材料、工艺、审美和生活方式。

　　考古发现中的古井世界

　　如果说文献记载是井的“书面传记”，那么考古发掘就是井的“实物档案”。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用手中的手铲和毛刷，从黄土中清理出一口口沉睡数千年的古井，让我们得以亲眼看见先民凿井的真实痕迹。

　　河姆渡的木构水井：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第二文化层中，发现了一口形制奇特的木构水井-。井口呈方形，边长约2米，深约1.35米。四壁密排木桩支护，木桩之间采用榫卯套接——这种结构在当时堪称精巧。水井外围还有直径约6米的栅栏桩28根，考古人员推测上面可能盖有简单的井亭。这口井的形制，与甲骨文中的“井”字惊人地相似——方形的木框，四边竖立的排桩，仿佛正是那个象形文字的实物原型-。专家推测，最初这里只是一个水坑，遇上干旱时水量不足，先民才不断向下挖掘并用木桩加固，最终形成了这口中国最早的木构水井之一。

《河姆渡》遗址

　　澄湖遗址的井群：1974年，南京博物院和吴县文化馆对江苏吴县澄湖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一次性清理出古井150余口，出土并征集了新石器时代至宋代的遗物1200多件-。这些古井年代跨度极大，从新石器时代的土井到唐宋时期的砖井，构成了一部近乎完整的凿井技术演变史。新石器时代的土井，口径约1米，深1至3米不等，井壁平滑规整。井内出土了大量陶器，以泥质灰陶和黑陶为主，器形包括鼎、釜、罐、壶、钵、杯、豆、盘等日常用具，其中彩绘罐、鸟形提梁壶、四系鳖形壶、猪形壶等造型生动，工艺精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陶器上还刻有早期文字符号，为研究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贵材料。150余口井聚集在同一遗址，说明这里曾经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型聚落，而井群的存在则证明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相当成熟的凿井和供水技术。

　　殷墟的商代水井：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殷墟遗址中发现了众多水井遗迹。考古人员在殷墟刘家庄北地等地清理出多口水井，多数为圆形或椭圆形井口，偶见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令人惊叹的是，商代水井的做工已经相当考究。在一座复原的殷墟水井中，考古人员发现井的下部放置了木质的井架，井架周围铺满了鹅卵石。这些鹅卵石并非随意堆放，而是经过精心筛选和排列，其作用是利用石块的缝隙过滤水中泥沙，起到净化水质的效果-。这说明早在三千多年前，商代先民对饮用水的卫生已经有了相当自觉的意识。井内出土了大量陶器残片，包括罐、鬲、簋、盆、瓮等，以及无字卜骨和骨锥等器物。专家推算，殷墟当时约有14.6万人生活其中，每个族群的居所附近都应有水井。这些水井不仅是生活的保障，更是都城运转的生命线。

　　山西阳泉的战国木构井：2023年公布的山西阳泉平坦垴古城遗址，发现了一座保存极为完好的战国水井。考古人员经过对木质井圈的碳十四测年，推断水井的开凿和使用时间大体在春秋晚期到西汉早期之间，主体使用时间极有可能就是战国时期。这座井的木结构保存状况之好，在同类考古发现中极为罕见，为研究战国时期北方地区的凿井技术和聚落生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东汉釉陶井：随葬的微缩世界：在考古发现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井”——不是用来取水的，而是用来随葬的。2007年，重庆忠州博物馆在乌杨街道花灯坟墓群第101号汉墓中，出土了一件东汉釉陶井。这件陶井高25.8厘米、口径13厘米、底径10.8厘米，重1.84千克。它是一件微缩的明器，按照真实水井的比例缩小烧制，随葬于墓中。古人“事死如事生”，认为死者在另一个世界同样需要水井。这件釉陶井造型规整、釉色温润，井栏、井架、汲水设备一应俱全，仿佛一个微缩的汉代井台被永久地封存在了地下。类似的陶井明器在汉代墓葬中多有发现，它们不仅是精美的艺术品，更是研究汉代井工技术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实物证据。

　　北京陶井群：城市地下的井的森林：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北京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考古工作者密集发现了战国至汉代的陶井群。这些陶井圈形制多样，尺寸不一，纹饰从素面到粗绳纹各有不同，清晰地反映了陶井圈从战国到西汉的演变轨迹。2024年初，北京西城区陶然亭附近的龙爪槐遗址，又最新发掘出土了两口汉代陶井-。一座城市的地下埋藏着如此密集的古井群，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北京地区（当时为蓟城）已经是一个人口聚集、市井繁荣的重要城邑-。

　　这些考古发现让我们看到，古井不仅仅是文献中的一个词，更是实实在在存在于地下的历史物证。每一口被清理出来的古井，都像一页被翻开的地书，无声地讲述着先民们如何取水、如何生活、如何在一口井的周围建立起家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