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我在安卡拉做工程翻译那年，认识了一个叫哈桑的土耳其小伙子。他在中方食堂帮厨，切菜、揉面、擦灶台，手脚麻利，就是不爱说话。食堂大师傅老周嫌他笨，总说“这娃切个洋葱都能切出眼泪来”。可我看得出来，哈桑不是笨，他是太小心翼翼了，连擦桌子都像在擦一件易碎的瓷器。
有天中午，食堂开饭。工人们端着不锈钢餐盘打饭，哈桑站在窗口后面递馒头。老周照例煮了一大锅红茶，用那种超市买的大号不锈钢桶，茶叶抓一把扔进去，开水一冲，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工人们拿搪瓷缸子接满，有的还兑点白糖，端着就回宿舍了。
哈桑盯着那桶茶，眼神直勾勾的。老周喊他：“愣啥？想喝自己接。”哈桑摇摇头，继续擦灶台。等人都走了，他才小声问我：“那个……那个茶叶，一公斤多少钱？”
我说不知道，但估计不贵，食堂采购的都是大路货。他掏出手机算了算，说按今天的汇率，一公斤大概是他三天的工资。然后他又算了一下食堂每天用多少茶，算完之后嘴巴张得老大，半天没合上。
“你们中国人，”他说，“真的天天这样喝？”
我说是啊，工厂里哪个车间没个茶桶？夏天还发菊花茶和冰糖。哈桑说他们家里，茶是锁在柜子里的。他母亲只有周末才泡一壶，还得等有客人的时候。平时家里人喝水，就是白水，偶尔放两片干柠檬。
后来混熟了，哈桑给我看他手机里的照片。他家在安卡拉郊区，一栋两层的小楼，楼下是父亲开的小修理铺。照片里有个玻璃茶几，上面摆着一套茶具，六个细腰杯子，一个铜质托盘，旁边放着一个巴掌大的锡罐。“这是我妈最宝贝的东西，”哈桑说，“那个罐子里的茶，是去年开斋节我叔叔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我妈每星期只泡两次，每次捏一小撮，泡完的茶叶渣还要晒干，混在新茶叶里再泡一遍。”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坐在食堂后门的台阶上。我手里端着一杯刚泡的绿茶，茶叶是老家寄来的，超市里三十块钱一袋的那种。杯子里的茶叶舒展开来，绿油油地浮在水面上。哈桑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然后低下头，手指在地上画圈。
“其实我不是羡慕你们茶便宜，”他忽然说，“我是羡慕你们不用锁柜子。”
这话让我愣了半天。
那之后我开始注意哈桑的一些小动作。食堂每天剩的馒头，他从来不吃，说太白了，像棉花。他喜欢捡老周扔掉的茶叶渣，晒干了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我问他攒这个干什么，他说寄回家。“我妈会很高兴，”他说，“她说中国茶香，闻着就像过节。”
有一回老周看见了，骂他：“那玩意儿都馊了你还留着？你要茶我给你一斤！”哈桑吓得直摆手，说不用不用，真的不用。老周硬塞给他一包没开封的绿茶，哈桑抱着那包茶站在食堂门口，像抱着一块金砖，不知道往哪儿放。
后来我回国了，哈桑加了我微信。他偶尔发语音过来，背景里能听见他母亲的说话声。有一回他发来一张照片，是他在自己家里泡茶，用的还是那个细腰杯子，杯底躺着几片茶叶——就是我老家寄去的那种。他配了一行字：今天我妈没锁柜子，她说以后不用锁了。
我没回他。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起老周的大茶桶，想起车间里那些泡得发白还在喝的搪瓷缸子，想起我爸那个糊满茶垢的杯子。这些东西在哈桑眼里，大概就是“不用锁柜子”的自由。
可我们真觉得那是自由吗？还是只是习惯了，就忘了它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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