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洲过中秋，我给黑人员工一人发一桶油，结果他们把我整哭了。

在非洲过中秋，我给黑人员工一人发一桶油，结果他们把我整哭了

我叫陈国栋，今年四十二岁，在非洲尼日利亚拉各斯开了一家小型塑料制品厂，生产水桶、脸盆、衣架这些东西。来非洲八年了，从摆地摊开始，一步一步攒钱，开了这个厂子。厂里雇了三十多个当地工人，男的做注塑，女的做包装，一个月工资折合人民币六百多块。这个工资在尼日利亚算中等，够他们租房子吃饭，养活老婆孩子。

我在国内老家还有老婆孩子。老婆在县城超市上班，儿子今年上高一，住校。我一年回去一趟，待半个月，剩下的时间都在非洲。说不想家是假的，可没办法，回去挣不着钱。在非洲虽然苦，可一年能攒个二三十万，比在国内打工强。我寻思着，再干几年，攒够了钱，就回去养老。

今年的中秋节，是我在非洲过的第八个中秋。前七个，我都是一个人过的。买盒月饼，泡杯茶，坐在院子里看看月亮，跟老婆孩子视频一下，就算过了。可今年不一样。今年厂子里来了个中国厨师，姓王，东北人，以前在国内开饭馆的，后来跑到非洲来打工。他会做月饼，还会做一桌子中国菜。王师傅跟我说，陈总，中秋咱好好过一回，我做几个菜，你把厂里那几个中国师傅叫上，咱喝一顿。我说，行，你看着办。

我寻思着，光我们几个中国人吃吃喝喝，厂里那些当地工人看着，不太好。他们虽然不过中秋，可也知道中国人过节。再说了，他们跟着我干了一年，平时我也没给他们发过啥福利。我就跟王师傅说，你多买点东西，给当地工人也发一份。王师傅说，发啥？我说，发点实用的，米面油都行。他说，那就发油吧，尼日利亚这边油贵，工人家里都缺油。我说，行，你看着买。

王师傅去市场买了三十多桶食用油，五升一桶的，当地产的花生油。他还买了些月饼，那种散装的，国内运过来的，不算精致，可也是那个味儿。他把油和月饼分成三十多份，一人一桶油，一人两个月饼。我说，行，就这么发。

中秋那天下午，我把工人们叫到厂区空地上。他们不知道啥事，站成一排，看着我，有的笑，有的交头接耳。我站在前面，王师傅在旁边当翻译。我说，兄弟们，姐妹们，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我们中国，中秋是团圆的日子，一家人坐在一起，吃月饼，赏月亮。你们在厂里干了一年，辛苦了。今天过节，我给大家发点东西，一桶油，两个月饼，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王师傅把我的话翻成当地话。工人们听了，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开始鼓掌。有个叫阿杜的男工，三十多岁，在厂里干了三年，是注塑车间的组长。他站出来，用当地话说了几句，王师傅给我翻：他说谢谢老板，祝老板中秋快乐。我说，谢谢阿杜，也祝你们全家快乐。

然后开始发东西。工人们排着队，一个一个上来领。阿杜第一个，他接过油和月饼，冲我鞠了个躬，说了声谢谢。第二个是个女的，叫阿玛卡，四十来岁，在包装车间干了两年。她接过东西，也鞠了个躬，说了声谢谢。然后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每个人都鞠个躬，说声谢谢。我站在那儿，一个一个地发，心里头挺高兴的。这些东西不值多少钱，一桶油人民币四十来块，月饼十来块，加起来一个人五十多块。可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天的工资。能帮一点是一点。

发到一半的时候，有个年轻工人，叫埃梅卡，二十出头，刚来厂里半年。他接过油和月饼，没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嘴里说了几句话。王师傅翻了半天，说，陈总，他说，他想跟你说个事。我说，啥事？埃梅卡说了几句，王师傅说，他说，他妈妈上个月生病了，他没钱买药，你能不能借他点钱？我说，借多少？王师傅说，他说两万奈拉，折人民币不到两百块。我说，行，你让他明天来办公室找我。埃梅卡听了，又鞠了个躬，说了声谢谢，走了。

发完东西，工人们都散了，各自回家。我站在空地上，看着他们三三两两地走出厂门，有的骑着破摩托车，有的走路，有的一边走一边低头看手里的油桶。我想，这些油，够他们家吃一阵子了。

晚上，王师傅做了六个菜，红烧肉、糖醋鱼、宫保鸡丁、炒青菜、凉拌黄瓜、还有一个西红柿蛋汤。我们厂里五个中国人，围坐在我宿舍的桌子边上，开了瓶二锅头，吃着喝着，说着中秋快乐。王师傅说，陈总，你给工人发东西，他们挺高兴的。我说，高兴就好，花不了几个钱。他说，你这人，心善。我说，心善啥，我就是觉得，人家跟着咱干，咱不能亏了人家。

正吃着，外头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阿杜。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头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的啥。他说，老板，我来给你们送点东西。我说，送啥？他进了屋，把袋子放在桌上，打开。里头是一摞用芭蕉叶包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是当地的一种食物，叫“乌咖喱”，是用木薯粉做的，配着一种绿色的蔬菜糊糊，还有几块烤鱼。阿杜说，老板，这是我老婆做的，今天你们过节，我也没啥好东西，就做了点我们这儿吃的，你尝尝。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摞芭蕉叶包着的食物，半天没说出话。阿杜在厂里干三年了，一个月挣六百多块，租一间铁皮房子，养四个孩子。他老婆没工作，在家带孩子。他每天骑一辆二八大杠，从十几公里外的贫民窟骑到厂里，风雨无阻。他从来没跟我借过钱，从来没抱怨过工资低。他干活踏实，管着注塑车间十几个工人，从来没出过差错。今天我给他发了一桶油，两个月饼，值五十多块。他晚上让他老婆做了当地饭，送到厂里来给我。

我说，阿杜，你坐，跟我们一起吃。他说，不了，我吃过了，你们吃。他把东西放下，转身要走。我说，阿杜，等一下。我回屋拿了一瓶酒，国内带来的，二锅头，还剩半瓶。我说，这个你拿着。他说，老板，我不喝酒。我说，拿着，给你爸喝。他说，我爸不在了。我说，那你留着，过年喝。他收了，说了声谢谢，走了。

阿杜走了以后，我坐在桌子边上，看着那摞芭蕉叶包着的乌咖喱，眼睛有点酸。王师傅说，陈总，你咋了？我说，没事，辣的。他说，你还没吃呢。我说，我先尝尝这个。我打开一个芭蕉叶包，里头是木薯粉做的面团，白白的，软软的，旁边配着绿糊糊和烤鱼。我掰了一块，蘸着绿糊糊，放进嘴里。没啥味道，木薯粉本身没味，绿糊糊有点咸，烤鱼有点焦。可我觉得，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

吃着吃着，外头又有人敲门。这回是阿玛卡，包装车间的女工。她站在门口，手里也拎着一个塑料袋，里头是几个芒果，还有一包用报纸包着的东西。她说，老板，这是我家树上摘的芒果，还有我做的花生酱，你尝尝。我说，阿玛卡，你拿回去给孩子吃。她说，家里还有。她把东西放下，就走了。我打开报纸，里头是一小罐花生酱，黑乎乎的，闻着特别香。

那天晚上，陆陆续续来了七八个工人，有送木薯的，有送香蕉的，有送自己做的辣椒酱的，还有送手工编织的小篮子的。每个人都说，老板，你给我们发东西，我们也得表示表示。东西不值钱，可都是他们家里最好的东西。阿杜送来的乌咖喱，是当地逢年过节才吃的。阿玛卡送来的芒果，是她家树上最大最甜的。埃梅卡送来的辣椒酱，是他妈妈生病前做的最后一罐。这些我后来才知道。

我坐在桌子边上，看着堆了满满一桌子的东西，芭蕉叶包的乌咖喱、芒果、花生酱、辣椒酱、木薯粉、还有几个手工编的小篮子，心里头翻江倒海的。我给他们发了一桶油，两个月饼，一共五十多块钱。他们回我的，是他们家里最好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值多少钱，可对他们来说，是能拿出来的全部。

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二锅头，辣得眼泪都出来了。王师傅说，陈总，你咋了？我说，没啥，酒太烈。他说，你哭了？我说，没哭，烟熏的。他说，你没抽烟。我说，那可能是风沙。他说，屋里哪来的风沙。我说，王师傅，你别问了。他说，行，我不问。

那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那轮月亮。尼日利亚的月亮，跟中国的月亮，好像也没啥不一样，都是圆的，都是亮的。我想起我老婆，想起我儿子，想起我妈包的韭菜鸡蛋饺子，想起我爸坐在院子里抽烟的样子。我想，我在非洲八年了，挣了钱，开了厂，养了三十多个当地工人。我以为我是在帮他们，给他们发工资，给他们发福利。可今天我才知道，是他们一直在帮我。他们帮我挣钱，帮我干活，帮我在异国他乡站住脚。我给他们一桶油，他们给我一个家。

我想起阿杜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从十几公里外的贫民窟骑过来，风雨无阻。我想起阿玛卡在包装车间里，一边干活一边哼着歌，她唱的是当地的歌，我听不懂，可我知道那调子是高兴的。我想起埃梅卡跟我说他妈妈生病了，他没钱买药，他一个月挣六百块，要养活一家人。我想起这些，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这个人，在非洲八年，没哭过。谈生意被人坑了，没哭。被移民局刁难，没哭。一个人过年，没哭。可这天晚上，我哭了。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王师傅出来倒水，看见我坐在院子里抹眼泪。他说，陈总，你到底咋了？我说，王师傅，你说，人这辈子，图啥？他说，图啥？图个吃饱穿暖呗。我说，还有呢？他说，还有，就是图个有人惦记。你今天给工人发油，工人给你送饭。这就是惦记。我说，嗯，你说得对。他说，那你哭啥？我说，我高兴。他说，高兴哭啥？我说，你一个东北人，你懂啥。他说，我东北人咋了？东北人就不懂高兴哭了？我说，那你懂。他说，我不懂。我说，那你回去睡吧。他说，你也早点睡。我说，行。

我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抽着烟。我想，明年中秋，我还给工人发油。不光是中秋，过年也发。发点实用的，米面油，或者糖，或者盐。花不了多少钱，可他们高兴。他们高兴，我也高兴。我高兴了，就不那么想家了。不那么想家了，日子就好过了。好过了，就能接着干。接着干，就能攒够钱。攒够了钱，就能回去。回去了，就能天天跟老婆孩子在一起，天天过中秋。这个日子，我等着。等着的时候，我就好好干。好好干，就是好好过。好好过，就是中秋。天天都是中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