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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中国是日本企业海外布局的“必争之地”。如今,这张版图正在明显收缩。
总部位于东京的日本企业信用调查机构帝国数据银行最新发布的调查显示,截至2026年6月,在中国有业务存在的日本企业为10118家,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低纪录。
与2012年的峰值相比,这一数字下降了近三成。与两年前相比,也减少了约22%。
这份调查发布之际,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已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就在同一时期,一个日本商界代表团正在访问北京,而中方也就历史问题向日方发出警告。
一退一进之间,折射出的不仅是企业的经营算盘,更是地缘政治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复杂图景。
数字里的“退潮”轨迹
帝国数据银行的数据来源相当扎实。它依托约151万家企业的数据库、约200万家企业的信用调查报告,以及大量公开信息。
据该机构统计,在华日企数量在2012年达到14394家的顶峰。此后一路下滑,到今年已减少29.7%。
更值得关注的是“新陈代谢”的失衡。
自2024年上次调查以来,新进入中国市场的日企只有1221家。
这个数字,甚至少于新冠疫情最低迷的2020年至2022年间的水平,投资热情之低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已撤出中国或无法确认经营状况的企业多达4137家,远超新进入者。
从行业看,制造业、批发业和服务业合计约占在华日企总数的86%,而这三大领域全都出现了收缩。
换句话说,这不是某个行业的局部调整,而是一次全面性的“退潮”。
政治寒流与成本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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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日企为何加速撤离?政治因素首当其冲。
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表示,假设中国大陆对台湾动武,可能引发日本的军事回应。此言一出,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路透社去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日本受访企业,把对华关系列为展望2026年经营环境时最担忧的因素,排在美国贸易政策之前。
两国之间此后又发生过军机雷达照射等摩擦事件,双方各执一词,进一步加深了企业的观望情绪。
对企业而言,政治风险意味着不确定性。签证、通关、消费者情绪乃至员工安全,任何一环出现波动,都可能打乱长期投资计划。
经济层面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世界工厂”的低成本优势已不如往日。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突飞猛进。在汽车、家电、电子等日企传统强项领域,本土品牌正以更快的迭代和更低的价格抢占市场。
一些曾经在中国风光无限的日本品牌,如今不得不面对销量下滑、工厂减产的现实。
以汽车为例,本土新能源品牌的迅速崛起,让不少合资日系车企的市场份额大幅萎缩。
供应链的“中国加一”
撤离并不意味着日企放弃亚洲市场,更多是在重新分配手中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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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加一”策略在日本企业界颇为流行。也就是在保留中国业务的同时,把部分产能转移到越南、泰国、印度等地,以分散风险。
越南因地理邻近、劳动力相对充裕,成为承接转移的热门目的地之一。不少电子零部件和纺织服装企业,已在当地建起新的生产基地。
美国推动的供应链重组,也在客观上加速了这一进程。一些面向美国市场的产品,需要在中国以外完成生产,才能规避关税与管制风险。
不过,把中国从供应链中彻底剥离并不现实。许多转移到东南亚的工厂,其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仍需从中国进口。
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配套、庞大的内需市场和成熟的物流体系,这些优势短期内难以被任何单一国家取代。
对不少日企而言,更现实的选择是“缩量不离场”:收缩规模,保留核心业务,同时在别处开辟第二基地。
事实上,仍有上千家日企在过去两年选择进入中国,说明这个市场的吸引力并未消失。
中日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经济上的深度交融决定了双方都难以承受彻底“脱钩”的代价。
在华日企数量的起落,是观察两国关系冷暖的一支灵敏温度计。
未来这支温度计会继续下探,还是触底回升,既取决于政治关系能否回暖,也取决于中国市场能否继续为外资提供足够的确定性与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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