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友好交流2000年，这是对历史的误解，反华自古深入日本人骨髓

2026年的名古屋亚运会，日本在接待、组织、保障等工作可谓是“一地鸡毛”。不过，就在本届亚运会将以“史上最差亚运会”载入史册的同时，中国驻大阪总领事也将日本“反华厌华方面已荣获了特殊的世界冠军”。

中日之间从来不是长期友好

说实话，日本人把名古屋亚运会办的如此不堪确实有些出人意料。虽然，在2021年举办的“2020东京奥运会”在诸多方面的不尽如人意，已经暴露了日本人组织接待能力的不足。但毕竟当时还处于疫情期间，即便出现了诸多各种问题还有借口可以搪塞。所以，此次名古屋亚运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日本人所需要的一次“正名”。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于曾经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而且长时间都以严谨细腻著称于世的日本，办亚运会应该是手拿把攥的事情。可问题是，在名古屋亚运会大幕还没拉开，就已经让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所有人都大失所望，不仅没有展示出日本的财力，更是让其早已被各方质疑的所谓“匠人精神”的声誉进一步受损。

如果说，名古屋亚运能办成如此的“满目疮痍”多少让人意外，那么在“反华冠军”这个问题绝对是实至名归。毕竟，日本人在“反华”这个问题是深入骨髓的。虽然，我们在各种宣传中一再强调，日本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大部分时间处于友好交流的状态。即便近现代历史上中日之间曾刀兵相见，但是在两国恢复邦交后又进入到了关系“总体不断发展，各领域友好交流和务实合作日益深化”的阶段。总之一句话，中日两国关系“长期友好”，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虽然，笔者不清楚日本如何表述中日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自古以来日本从来没有把我们当成“友好邻邦”。

后世假借左宗棠之口，说出了日本的民族性

按照后世假晚清重臣左宗棠的话来说，日本是一个“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的民族。所以，在日本处于分裂混乱之时，往往会派遣所谓使团到中原王朝进行朝贡。但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朝贡不同，日本的朝贡使团往往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一个位于日本九州岛的政权，就通过朝贡获得了“汉委奴国王”的金印。即便是公元5世纪，日本列岛已经趋于统一之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也为了获得中原王朝的支持，他们依然会派遣使团进行朝贡。比如，南朝（刘）宋齐文帝刘义隆时期，所谓的大和政权先后八次派遣使团进行所谓的朝贡，在此期间其自封的“七国军事统帅”得到了实际上的承认。

可当日本完成列岛的统一，政权得以稳固之后，其对中原王朝的态度立即就会发生变化。其中最为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在公元607年，也就是隋炀帝大业三年。彼时的隋朝刚刚经历过辉煌的“开皇之治”，并完成了东都洛阳的营建，可谓是处于文治武功最为辉煌的时期。而当时的日本，虽然号称已经完成列岛的统一，但是还有部分地区并未臣服于天皇。而且在中原王朝早已进入封建时代后，日本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即便如此，在代表日本推古天皇出使隋朝的小野妹子递交的国书中，写的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很明显，此时的日本不仅没有任何臣服之心，甚至连所谓朝贡者的姿态都已经被彻底抛弃，而是要求与隋朝平起平坐。

白江口之战打掉日本的万丈雄心，但是没让他们向中原王朝臣服

在日本还处于相对于落后的时代，就敢要求与处在鼎盛时期的隋朝平起平坐，那么此后在他们羽翼较为丰满之时，就已经开始对觊觎大陆的广阔空间，只不过此时他们瞄准的对象还是分裂的朝鲜。根据朝鲜史料记载，从公元300年至500年，日本先后19次入侵半岛，并设置了所谓的“任那官家”，其实就是早期的殖民地。也就在此阶段，日本甚至产生了与唐太宗统治下的唐王朝分庭抗礼的念头，以至于唐朝使臣出使日本时发生了“与王子争理，不宣朝命而返”的严重外交事件。而到了公元645年，也就是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当太宗率兵征高句丽之时，日本立即在在半岛展开与百济和新罗的各种外交活动，想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可以说，此时的日本在知道唐朝为“法式备定之珍国也”，还是准备在半岛与其掰掰腕子。所以，在不是直接面对唐王朝之时，日本已经开始展示自己的桀骜。公元651年，也就是唐高宗永徽二年，在这位看似病体缠身的皇帝开始大规模开疆拓土之际。作为唐朝藩属的新罗，为了打消日本的觊觎之心，派遣使者穿大唐朝服出使日本。面对新罗暗含警告的出使，凶相毕露的日本叫嚣“方今步伐新罗，于后必当有悔”。可以说此次新罗“狐假虎威”的出访，不仅让新罗于日本之间的矛盾彻底摆上了明面，同时也暴露了日本对于唐王朝的态度。结果就是，百济和高句丽在日本的支持下，在公元659年（唐高宗显庆四年）开始联合攻击唐朝在半岛的藩属新罗。

露梁海战让日本又暂时安分了300年

之后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详，公元660年（唐高宗显庆五年），唐朝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主管，帅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以伐百济”。在新罗军的配合下，唐军很快席卷辽东和半岛，先后灭亡了百济和高句丽。百济和高句丽的灭亡，几乎让日本的半岛战略和大陆野心彻底破产，于是日本开始扶持百济残余势力展开所谓的“复国运动”，导致唐罗联军不得不在公元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与日本百济联军在白江口进行了大规模决战。此战结果不再赘述，但问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唐军主力西归之时，仅仅给刘仁轨留下一万兵力，所以唐军“镇守百济唯恐不及”，想要“远至倭国”更是难以企及。

所以，日本人在半岛惨败之后，虽然恢复了大规模遣使进入中原王朝学习的状态，但是对于唐王朝的态度并没有任何改变，根据《旧唐书》记载，日本“其人人入朝，多自矜大”。由此可见，即便在隋唐鼎盛之时，日本都无臣服之心，还敢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甚至直接刀兵相见。在此之后，无论是国力衰退的宋朝，还是敢跨海东征的元朝，或许能短暂让日本蛰伏，但绝对无法让其向中原王朝低头。而到了明朝，来自日本的倭寇就已经开始不断袭扰沿海地区，迫使朝廷不得不在沿海设置大量卫所进行防御。直到公元1598年（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援朝明军在露梁海战中几乎全歼了日本海军之后，才再次让其安分300年。

时至今日，日本反华思想还是深入各国阶层

而到了近代，实现了工业化和近代化的日本，面对落后的晚清、北洋政府和所谓南京国民政府，日本直接将侵华变成国策。所以，在反华这个问题上，绝非近代日本在强大之后才发生变化的，而是他们自古以来就刻在了骨子里的基因。所以，千万必要期盼他们突然之间能够有所改变，而是要有清醒的认识，时刻对其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