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个能自己印钞的政府，会像家庭一样"透支"破产吗？雷利·艾利迪在《卫报》的评论里给出了否定答案。他把矛头对准了英国首相安迪·博诺姆：如果继续被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迷思捆住手脚，英国的工业化复兴恐怕很难落地。
艾利迪检视的是博诺姆试图重燃英国战后乐观情绪的努力。他的判断很直接——这位首相受到了一整套经济迷思的约束，而这些迷思需要被推翻。
被当成常识的"家庭预算"
最典型的一条，是把政府支出类比成家庭收支：花钱要量入为出，账本必须平衡。艾利迪称这种类比是"方便的虚构"，它的真实用途是为紧缩政策辨白。
在他看来，一个拥有主权货币发行权的政府，永远不会"透支"自己的信用，也不会像个人那样面临破产。所谓"公共财政黑洞"的说法虽然虚假，却在政治上根深蒂固，被反复用来质疑支出、压缩支出。
艾利迪由此提出，财政规则本身是主观随意的，不是自然规律。
凯恩斯给出的另一条路
替代方案并不新鲜。艾利迪回到凯恩斯经济学，引用凯恩斯那句"我们能做到的任何事情都能承担得起"，指出高债务政策同样可以支撑充分就业。
他举出的历史实例包括：阿特利领导下的战后福利国家，以及新冠疫情期间的减薪补贴方案。这些案例说明，政府常常为了公共利益"挑战市场"，而不是被动接受市场的裁决。
量化宽松和减薪补贴这类现代干预，也被他视为政府能够果断行动的证据。
真正的枷锁在市场那头
艾利迪的论述里有一组对照：战后，资本管制把金融市场"囚禁"在国内目标之内，政府得以追求国内经济目标；如今，市场自由流动，政府反而被束缚，不得不采取有害的紧缩政策。
他把这种格局变化概括为——战后的既有格局已被颠覆，那时市场被囚禁而政府自由，如今政府被囚禁而市场自由。无管制的金融市场，正在限制民主选择的空间。
要打破这个循环，艾利迪认为博诺姆必须挑战对工业政策"选择赢家"的禁忌，并重新管制金融市场。否则，他的政府将被迫采取有害政策。
至于"选择赢家"是否可行，艾利迪给出的参照是亚洲制造业的成功故事：中国和日本都积极"选择赢家"。他还提到，托塞尔女士本人对金融服务业的专注，同样表明这种策略是有效的。
文章最后的呼吁很明确：回归大胆的凯恩斯主义思想。对博诺姆而言，问题或许不在于有没有政策工具，而在于敢不敢先推翻那些被当成常识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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