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降将曾泽生朝鲜战场连创五项“第一”，彭老总亲自鞠躬致敬！

1948年10月17日，吉林长春南关，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站在城墙阴影里，迟迟没有下令。城内粮食见底，士兵疲惫不堪，城外东北野战军已经完成合围。这个云南人清楚，继续守下去，60军只会和长春一起陷入绝境。

“军座，真的要开城门吗？”

曾泽生沉默片刻，只说：“不能再让弟兄们白白送命。”

这不是一时冲动。曾泽生1902年出生在云南永善，幼年丧父，家境贫寒，读书没有读完，便进入滇军谋生。后来他考入云南讲武堂，又到黄埔军校学习，接受过较系统的军事训练。

早年的困顿，使他对军队中的等级和冷暖有切身体会。他不擅长逢迎，也不愿把部队当成个人升迁的工具。曾在云南任职时，他因为撰文批评军中弊端，触怒上层，遭到降职并被拘押。那段经历让他明白，军人要保存操守，往往要付出实际代价。

抗日战争爆发后，滇军开赴前线。1938年台儿庄战役期间，曾泽生率部参加作战，部队承担了艰苦任务。滇军官兵不熟悉华北地形，也缺乏充足装备，却凭着顽强作风守住阵地，伤亡十分惨重。曾泽生由此形成一个鲜明特点：战场上敢于承担，平时却不喜欢夸大功劳。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方面将第60军调往东北。云南子弟突然进入严寒地区，衣着、粮食、武器补给都不适应，冻伤和疾病接连出现。更让曾泽生不满的是，部队在战略部署中常被当作消耗力量使用，官兵还被讥讽为“杂牌军”。

长春被围后，60军的处境更加困难。城中百姓缺粮，士兵同样挨饿，而上级仍要求死守。曾泽生曾向部下表示，军队可以服从命令，但不能把几万人的性命当作一句口号。10月17日，60军放下武器，接受东北野战军改编。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

改编并不等于一夜之间完成转变。许多官兵带着疑虑，解放军方面也需要观察他们的表现。曾泽生没有回避过去，而是参加整训，要求部队重新建立组织纪律。他很清楚，真正的改变不能只靠身份转换，必须在新的战斗中证明。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第50军入朝作战。由于部队有旧军队起义改编的经历，外界对其战斗力存在疑问。前两次战役中，50军承担了牵制、阻击和掩护任务，没有特别显眼的战果，却保存了继续作战的基础。

机会出现在第三次战役。1951年1月，志愿军突破临津江，第50军在严寒和炮火下迅速行动，渡江后连续推进，按时到达指定地域。部队行动速度快，穿插距离远，切断了部分英军和南朝鲜军的退路，缴获了大批武器车辆。战报中所说的多个“第一”，正是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

50军随后参加汉城方向作战。1951年1月4日，志愿军进入汉城，这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首次攻占这座城市。50军部队承担了重要突击和控制任务，军旗在城市重要区域升起。对一支刚刚完成改编的部队而言，这种战果比口头辩解更有分量。

真正考验部队的，是汉江南岸阻击战。联合国军依靠飞机、火炮和坦克轮番推进，志愿军却面临补给困难、弹药不足和人员伤亡。阵地失守后再夺回，指挥员伤亡后由班排干部接替，许多连队在极端条件下坚持作战。50军以连续阻击迟滞了对手南进，为志愿军主力调整部署争取了时间。

“熊军”的旧称，就是在这样的阵地上被打掉的。那些被称作“第一”的记录，不能脱离战役条件单独看：有的是渡江速度，有的是城市作战，有的是缴获数量，也有的是在汉江方向坚持防御的时间。它们共同说明，50军已经从一支身份尴尬的起义部队，变成能够独立承担任务的作战力量。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在司令部门口迎接曾泽生。彭德怀先敬军礼，随后向他鞠了一躬，并说部队损失大，补充人员和武器的事情会尽快解决。这个动作并非礼节性的客套，而是对50军官兵牺牲和坚持的认可。

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1968年，曾泽生病逝，终年66岁。关于他的评价，不能只停留在“国军降将”几个字上。真正决定其历史位置的，是他在长春作出的选择，以及改编之后带着原部队重新走上战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