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中国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里控烟做得最差的国家？

导语：吸烟诱发肺癌，早已成为全球医学界公认的社会定论。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物质，其中至少70种为一类致癌物，吸烟、二手烟暴露，是诱发肺癌最重要的危险因素。烟草带来的健康伤害存在显著的时间滞后效应，吸烟埋下的患病风险，往往要在二三十年之后才会集中显现。 反观欧美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等，历经数十年持续完善控烟政策，通过立法约束、高额处罚、税收调节、健康警示等一系列组合拳严控烟草危害。美国自1964年发布吸烟危害官方报告后，成年男性吸烟率从峰值55%降至近年约17%；男性肺癌年龄标化死亡率在1990年至2015年间下降45%，整体肺癌死亡率下降约31%，随着吸烟率持续下行，肺癌的发病率、死亡率迎来明确拐点，实实在在取得了防癌、控癌的社会效果。我国香港同样验证这套逻辑：1982年15岁以上人群每日吸烟率23.3%，到2025年降至8.5%，伴随控烟落地，当地肺癌发病与死亡水平逐步回落。 而在我国国内，控烟政策落地执行长期不到位，庞大烟民群体的健康风险持续累积。叠加人口老龄化的现实背景，我国肺癌发病率依旧持续走高。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新发肺癌病例82.81万例，死亡65.70万例，肺癌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国内恶性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双第一。我国现有烟民约3.08亿，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25.1%；超过7.4亿非吸烟者长期暴露于二手烟环境，其中包含1.8亿儿童，每年国内超100万人死于烟草相关疾病，二手烟暴露单独造成每年约10万人死亡，数十万家庭承受烟草带来的病痛与死亡代价。一边是域外地区依靠控烟收获明确的健康红利，一边是国内控烟执行的短板不断放大公共健康风险，这一鲜明对比，也让社会对于控烟治理的期待变得愈发迫切。 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早已写入国家相关条例，也是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明确要求。但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依旧可以在电梯、小餐馆、棋牌室、楼道肆意吸烟。明明香港、新加坡已经交出一套成熟可借鉴的治理模板，我们却迟迟难以复制落地。控烟难题，本质上折射出我国基层公共治理的微观执行困境：条文写在纸上不难，难的是把规则落到每一间小店、每一部电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之中。 一、现实：禁烟标识挂在墙上，违规吸烟随处可见

在国内不少城市，商场、写字楼、地铁站的禁烟标识随处可见。但只要走进街边小餐馆、社区棋牌室、老旧小区楼道、居民电梯，就会看到大量违规吸烟的现象。

很多吸烟者把吸烟视作纯粹的个人自由，完全无视密闭空间里其他人的健康权益。电梯狭小密闭，烟雾无法扩散，本应是禁烟的重点区域，却依然有人旁若无人点起香烟。更让人寒心的是，普通市民出于维护公共健康上前劝阻，非但得不到支持，反而经常遭遇辱骂、争吵，甚至发生肢体冲突。

曾经轰动全国的郑州电梯劝烟案就是典型缩影：市民劝阻电梯内吸烟的老人，双方发生口角，老人突发心脏病离世。一审法院出于 “和稀泥” 的思路，判决劝阻者承担补偿责任。虽然二审最终纠正了错误判决，但这一事件足以说明现实困境：维护公共利益的普通人，反而要承担冲突带来的风险；而违规吸烟的人，几乎不用付出实质代价。

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公共场所吸烟行为，最终结局都是口头劝诫，没有处罚、没有追责。 小餐馆老板面对抽烟的顾客，大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强硬劝阻，很可能得罪客人，造成生意流失。经营者没有动力去严格执行禁烟规定，就成了控烟治理最大的薄弱环节。

我们国家已经签署国际控烟公约，也出台了全国层面的原则性规定，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也出台地方性控烟条例。可问题在于：法律条文是完备的，但基层执行出现大面积缺位。禁令写在文件上，却很难走进现实生活。

二、对照样本：香港、新加坡是如何把控烟落到实处的

当我们吐槽国内控烟执行不力的时候，不妨看一看香港、新加坡的治理实践。这两个地区已经用数十年实践证明：公共场所禁烟，完全可以做到落地见效。

香港的《吸烟（公众卫生）条例》规定，室内所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在禁烟区域吸烟，定额罚款 1500 港币，情节严重还会面临更高处罚，执法人员可以现场开具罚单，不需要反复劝导，不搞柔性调解。同时，把场所经营者纳入责任体系，如果店铺内放任顾客吸烟，商家同样要被处罚，倒逼经营者主动管理。

新加坡的管控力度更强，违规在禁烟区吸烟最高可处以折合上万元人民币的罚款，配备专门的控烟巡查人员，常态化巡查各类公共场所，执法不看情面，游客、本地人一视同仁，没有例外豁免。

两地的治理逻辑非常清晰： 第一，法律要长出牙齿，高额处罚，违法成本要足够高。违规吸烟不再是 “道德小事”，而是明确的违法行为，一旦被抓到就要付出金钱代价； 第二，设立专门执法队伍，权责清晰，避免多头管理、互相推诿； 第三，压实经营场所主体责任，不单单约束吸烟者，也要约束管理者； 第四，社会共识同步建立，大众普遍形成认知：公共场所吸烟，是侵害他人健康的违法行为，而不是无伤大雅的个人习惯。

这套模式不是凭空想象，是经过现实验证的成熟模板。在香港、新加坡，商场、餐厅、电梯、公共交通内，几乎看不到肆意吸烟的现象。不是当地民众素质天生更高，而是严格的制度与常态化执法，塑造了社会行为习惯。

反观深圳的交通治理，同样印证这个道理：同样的市民群体，以前开车违章随处可见。2019 年深圳修订《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抬高多项交通违法罚款标准，如不礼让行人、违规变道罚 500 元，高速占用应急车道罚 3000 元，遮挡号牌罚 6000 元，并设置多次违法累进加罚机制，搭配全域视频监控全覆盖，执法常态化落地。新规实施首月，违法车辆同比减少 30.17%，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 33.33%；两次高额罚款惩戒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会自觉遵守规则。治理的核心，不在于改变人的本性，而在于建立 “违法就要付出代价” 的制度约束。

深圳人开车文明不是教育出来的，是罚出来的。

三、国内控烟的基层治理困局：有法规，却没有有效的执行体系

很多人会疑惑，既然有现成的成功范本，为什么国内无法直接照搬？ 我们并非完全没有借鉴，北上深等一线城市已经出台地方控烟条例，但是全国绝大多数的县城、乡镇，依旧停留在 “标语式控烟”。问题集中体现在基层治理的多重短板上。

第一，执法主体碎片化，“谁都该管，谁都不管”

控烟涉及卫健、城管、市场监管、公安等多个部门，却没有统一的专职执法队伍。经常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看得见问题的部门没有处罚权，拥有处罚权的部门很难发现现场违法行为。

吸烟是瞬时行为，点上烟抽几口，很快就掐灭。等到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人已经离开，没有办法固定证据。在广袤的国土上，遍布无数小餐馆、棋牌室、城中村，依靠兼职人员进行全覆盖巡查，人力成本极高，现实很难做到。 在大城市的大型商场、写字楼，监管条件好，控烟效果尚可；但是下沉到县城、乡镇，基层人手有限，控烟执法基本流于形式。

第二，处罚力度偏弱，违法成本几乎趋近于零

国内多数地区，对个人违规吸烟的罚款标准偏低，并且处罚概率极低。对于吸烟者而言，在公共场所吸烟，被抓到受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当违法行为几乎没有代价，再多的标语、劝导都很难起到震慑作用。 商家也陷入两难：如果严格执行禁烟，会得罪顾客流失生意；放任吸烟，又几乎不会受到处罚。权衡利弊之后，绝大多数小商户选择放任不管，这就造成大量室内公共场所成为控烟的灰色地带。

第三，基层处置习惯 “和稀泥”，模糊是非边界

在大量的民间纠纷中，基层处理习惯优先追求息事宁人，淡化是非对错。 遇到劝阻吸烟引发的冲突，很多基层处理方式，优先调解、各打五十大板。明明是吸烟者违反公共规则，最后却让劝阻者承受委屈。 当守法维权的人要承担冲突风险，违规者却可以全身而退，就会产生错误的社会信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便看到有人违规吸烟，普通人也选择沉默，不愿上前劝阻。社会监督的力量就此消解。

第四，社会观念的错位：把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当成个人自由

在国内不少地区，敬烟、送烟是延续多年的社交习俗。很多烟民根深蒂固地认为：抽烟是我的个人私事，旁人无权干涉。他们忽略一个关键事实：吸烟的个人自由，不能建立在损害其他人呼吸健康的基础之上。

二手烟没有安全暴露剂量，密闭空间的烟雾，会伤害老人、儿童、孕妇等弱势群体。但这种公共健康的观念，还没有在全社会完全普及。当社会共识没有建立，单纯依靠标语宣传，很难改变现实行为。

四、控烟的启示：微观治理，考验制度落地的能力

控烟这件事，不单单是公共卫生问题，更是观察基层治理的一面镜子。 我们可以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可以学习国外成熟的制度模板，但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写在文件上的条文，如果不能落实到社区、餐馆、电梯这些微观场景，就只能沦为一纸空文。

不可否认，国内控烟工作也取得部分进展：烟草税上调、禁止烟草广告、一线城市出台严格的地方条例，低剂量螺旋 CT 肺癌筛查逐步普及。但是对于广大普通民众而言，最切身的痛点 —— 公共场所二手烟扰民，依旧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香港、新加坡的经验告诉我们，想要治理公共场所吸烟，不能只靠道德劝导，必须依靠制度力量。需要统一的全国性控烟立法，提高违规处罚标准，明确专门执法权责，压实经营场所责任，建立常态化的巡查机制，让 “违规吸烟必受处罚” 成为现实。

当然，控烟是一个系统工程。高额罚款只能管住 “在哪里吸烟”，想要整体降低国民吸烟率，还需要配套烟草税、烟盒警示、专业戒烟服务等一整套组合拳。但解决公共场所二手烟扰民，最迫切需要补齐的，就是基层执法执行的短板。

中国政府的基层治理能力亟待提高。

结语：

公共治理的本质，就是守护普通人最基础的权益。呼吸干净的空气，拒绝二手烟，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只体现在宏大的政策文件，更体现在电梯、小餐馆这样细微的生活场景。当禁令不再仅仅挂在墙上，当违法行为能够得到及时的惩戒，当维护公共利益的普通人不必害怕冲突，我们的控烟治理才算真正落到实处。

附录：数据来源文献：

[1] 国家癌症中心. 中国恶性肿瘤流行情况分析报告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烟草流行报告

[3] 世界卫生组织. 全球烟草流行报告

[4] 美国癌症协会. 美国癌症统计年度报告

[5] 香港卫生署. 香港烟草使用情况统计报告

[6] 世界卫生组织. 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7]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罚条例（2019 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