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老公分房睡6年,64岁去医院做体检,医生拿着报告单问我一个问题,我眼泪在眼眶打转,咬着嘴唇没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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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医生翻到报告单最后一页,手指在纸面上停住了。

她抬起头,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三四秒,又低下去看那行数字。

诊室里静得能听见走廊尽头护士推车的轱辘声,吱呀吱呀,一下一下碾过地砖缝。

“冯阿姨,”她把报告单往我这边推了推,声音不高,“您六年没有夫妻生活,宫颈出现这种变化,自己一点没察觉?”我攥着挎包带子,指甲掐进掌心,嘴唇咬得发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01

社区活动室那台老空调嗡嗡响着,吹出来的风带着一股霉味。

马凤兰挤在人群里填表,回头冲我招手:“文惠,过来过来,给你也报上。”我摆摆手,说不去,这把年纪了查什么查。

她几步蹿过来,拽住我胳膊就往桌子跟前拖,说你这个人,一辈子不舍得在自己身上花钱。

旁边几个老姐妹也跟着劝,说免费的不查白不查。

我被按在椅子上,手里塞了张表,只好掏出老花镜,一格一格填。

姓名,冯文惠。

年龄,六十四。

住址,纺织新村七栋三零二。

填到婚龄那一栏,我笔尖顿了顿,还是写了四十年。

从活动室出来,太阳快落山了。

我沿着小区围墙往家走,走到三号楼拐角,看见蒋长庚走在前面,手里提着一袋馒头。

他步子不快,后背有点驼,灰夹克衫洗得领子都毛了。

我跟他隔着五六步远,他走我也走,他停我也停。

到单元门口,他伸手推门,没回头,但手把门撑住了,等我进去才松开。

楼道里声控灯坏了,黑黢黢的,我俩一前一后上楼,脚步声叠在一起,啪嗒,啪嗒。

四楼拐角处他咳嗽了一声,我听见了,没说话。

进门后,他进了次卧,我进了主卧。

两扇门几乎同时关上,咔嗒一声,像是商量好的。

我换了拖鞋,去厨房洗了把脸,开始做晚饭。

淘米的时候听见次卧门开了,他又出来倒水喝,杯子碰着桌面响了一下。

我头也没抬。

晚饭做的西红柿鸡蛋面,盛了两碗,一碗放灶台上,一碗端到客厅。

他出来端走他那碗,坐在餐桌那头,我坐这头。

中间隔着两个空椅子。

筷子碰碗沿的声音,吸溜面条的声音,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水电费单子来了,在鞋柜上。”我说。

“嗯。”他答。

吃完面,他洗碗,我擦桌子。

抹布在桌面上划拉三下,收进厨房,挂在挂钩上。

他洗完碗,把灶台擦了一遍,回次卧。

我坐在沙发上看了会儿电视,地方台在播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

九点半,我关了电视,去卫生间洗漱。

经过次卧门口,门缝里透着光,还有收音机的声音,咿咿呀呀的戏曲。

我站了两秒,回了主卧。

躺下以后,隔壁咳嗽声又响起来。

一声接一声,闷闷的,像捂着嘴。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

六年了,这堵墙隔着我俩,他咳他的,我睡我的。

最开始那半年,我夜里总睡不着,竖着耳朵听隔壁动静,怕他半夜犯病没人知道。

后来习惯了,听见也当没听见。

今晚不知怎么,他咳得比平时厉害。

我盯着墙纸上那道细细的裂缝,想起刚搬进来那年,墙纸是他一张一张贴的,贴歪了半寸,我说不好看,他说“过日子哪能处处周正”。

后半夜起了风,窗户缝里呜呜响。

我迷迷糊糊睡过去,梦见年轻时候的事。

那时候住筒子楼,一层楼共用一个水房,我挺着大肚子去接水,他下班回来看见,把水桶接过去,说“你歇着”。

梦里他还是年轻模样,头发黑亮亮的,笑起来露一口白牙。

醒来时天刚蒙蒙亮,枕头湿了一小片。

我坐起来,发了会儿呆。

隔壁已经没动静了。

早上出门买菜,在楼下碰见马凤兰。

她拉着我说体检的事,说你这人就是磨叽,填了表就得去,不去人家社区下次不给你报了。

我说去去去。

她又压低声音,凑过来问:“你家老蒋最近怎么样?”我说能怎么样,老样子。

她撇了撇嘴,说前两天她在城南公园看见老蒋了,推着个轮椅,上面坐个女的。

我手里拎着的塑料袋勒得手指发白,嘴上说:“可能是帮谁家忙吧。”马凤兰看了我一眼,没再往下说。

回家路上,我绕到三号楼后面,从那边小路走。

经过蒋长庚常去的那家小卖部,老板正往冰柜里码汽水,看见我打了个招呼。

我问他,老蒋最近来过没。

老板说天天来,买包烟就走,有时候还买瓶水。

我说哦。

走了两步又回头问,他一般几点来。

老板想了想,说下午两点来钟吧,买完就往南边走了。

南边。城南公园在南边。马凤兰说的那个轮椅女人,也在南边。

我站在小卖部门口,太阳晒得后脖子发烫。手里塑料袋里的西红柿挤在一起,皮都蹭破了。

02

体检那天早上,蒋长庚比我先出门。

他走的时候在客厅站了一下,我以为他要说什么,结果只是把茶几上那串钥匙拿走了。

我收拾完厨房,马凤兰已经在楼下喊我了。

她骑了辆电动三轮车,后斗里铺了块旧棉垫,拍拍说上来。

我爬上去,她拧把手,车子突突突往医院开。

风把我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我一只手按着头发,一只手抓着车斗边沿。

体检中心在三楼,走廊里全是人。

马凤兰熟门熟路地领表、排队、递单子。

抽血的时候我别过头不敢看,马凤兰在旁边笑,说都六十多的人了还怕针。

量血压、测视力、做B超,一项一项过。

B超大夫在我肚子上涂了层凉乎乎的膏,拿探头划来划去,盯着屏幕不说话。

我问怎么样,她说等报告。

我心里咯噔一下。

最后一项是妇科。

马凤兰在门口等我,说你进去,我去楼下交单子。

我推开诊室门,里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女大夫,白大褂,短发,戴着金丝边眼镜。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让我坐下。

问诊问得很细,末次月经什么时候,有没有异常出血,既往病史。

我都答了。

她翻着我的体检单,忽然问:“冯阿姨,您婚龄四十年,目前夫妻生活正常吗?”

我愣了一下。

这问题从没哪个大夫问过。

我含糊地说,都这个年纪了。

她没接话,低头在单子上写了一行字,说:“这样,您加做一个宫颈筛查,今天就能做,三天后来拿报告。”我问有什么问题吗。

她说常规检查,做了放心。

我交了钱,做了筛查。

棉签伸进去的时候有点酸胀,我攥着检查床的边沿,指甲刮过人造革皮面,发出吱的一声。

三天后,马凤兰有事去女儿家了。

我独自坐公交去医院。

挂号、排队、等叫号,坐在走廊塑料椅上,旁边一个年轻女人挺着大肚子,她丈夫跑前跑后地递水扇风。

我把脸转到另一边。

叫到我的号,我进了诊室。

陈医生正翻着几张单子,看见我进来,点了点头。

她翻到最后一页,手指停在纸面上,眉头慢慢拧起来。

我看她那个表情,手先凉了半截。

她抬头看我,目光在我脸上停了几秒,又低头看单子。

诊室里静得厉害,走廊尽头护士推车的轱辘声吱呀吱呀传进来。

“冯阿姨,”她把报告单往我这边推了推,声音不高,“您六年没有夫妻生活,宫颈出现这种变化,自己一点没察觉?”

我攥着挎包带子,指甲掐进掌心。

嘴唇咬得发白,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陈医生没催我,就那么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她又开口:“您这个情况,需要家属陪同来复查。两周内,别拖。”她把报告单折好,装进牛皮纸信封,递给我。

我接过来,塞进挎包最里层。

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软,扶着桌子边站了一下。

陈医生看着我,说:“冯阿姨,有些事不是您的错。”我没应声,推开门走了出去。

回家路上,我没坐公交。

从医院走回纺织新村,穿过三条街,路过一个菜市场。

我走得很慢,挎包带子在手心里勒出一道印子。

路边卖糖炒栗子的正在出锅,热烘烘的甜味儿飘过来。

我站在摊子前看了半天,摸出零钱买了十块钱的。

栗子装在纸袋里,烫着手心。

我剥了一颗,没吃,攥在手里,栗子慢慢凉了。

进门的时候蒋长庚正在客厅看报纸。我换鞋,他把报纸翻了一面。我拎着栗子进了主卧,关上门。纸袋放在床头柜上,一颗没动。

那天晚上我听见他在厨房烧水,水开了,咕嘟咕嘟响。

然后是他倒水的声音,杯子放在茶几上的声音。

再然后,脚步声停在主卧门口。

我坐在床边,盯着门把手。

门把手没动。

过了几秒,脚步声又走远了,次卧门关上。

我拉开床头柜抽屉,把体检报告单放进去,压在户口本底下。



03

那之后几天,我总在琢磨陈医生那句话。

“六年没有夫妻生活”这几个字,像一根刺扎在肉里,不碰不疼,一碰就跳。

我跟蒋长庚分房睡是六年前的秋天。

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天他抱着枕头站在主卧门口,说:“我打呼噜越来越响,影响你睡觉,我去次卧睡吧。”我当时背对着他叠衣服,手上没停,说了句“随你”。

他站了一会儿,走了。

那晚我叠完衣服躺下,旁边空了一大块,冷飕飕的。

我裹紧被子,心想过两天他就回来了。

两天变成两个月,两个月变成六年。

我从来没问过他为什么。

开始是不想问,后来是怕问。

问什么呢?

问他是不是嫌弃我了?

问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都这把年纪了,问出来丢人。

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打呼噜。

可马凤兰在公园看见他了,推着个坐轮椅的女人。

小卖部老板说他每天下午两点出门。

这两件事搁在一起,由不得我不多想。

我开始留意他。

以前不注意的东西,现在全冒出来了。

他每天下午一点半开始换衣服,把家居服脱了,换上出门穿的夹克衫,拿上钥匙和烟,两点整出门。

五点前后回来,回来时脸色发红,像是走了不少路。

他进门先洗手,再倒水喝,然后进次卧躺一会儿。

晚饭时跟平常一样,不说去了哪,我也不问。

但我的眼睛没闲着。

他鞋底沾了泥,是那种细碎的黑泥,公园湖边才有的。

他外套袖口蹭了块绿漆,城南公园的长椅是绿色的。

他口袋里偶尔有药房的收据,买的是止痛片和一种叫“甲地孕酮”的药。

我偷偷记下药名,去药店问,人家说是给癌症病人开胃用的。

我心里翻江倒海。癌症。谁的癌症?他自己?不可能,他每天出门走路带风。那是谁的?坐轮椅的女人。她是谁?

那天趁他出门,我进了次卧。

以前很少进来,这屋还是原来的样子,床,柜子,一把椅子。

床头柜上搁着收音机和一盒烟。

我拉开衣柜门,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比在主卧时还规整。

我把手伸进每一件外套口袋,空的。

又去摸柜子顶上的旧棉袄,那件袄子至少十年没穿了,灰扑扑的。

手伸进去,指尖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掏出来,是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个女人,六十来岁,坐在轮椅上,穿着碎花棉袄,头发花白,笑着,眼睛弯弯的。

背景是城南公园那个湖,湖面上有游船。

我翻到背面,圆珠笔写了三个字,字迹歪歪扭扭,是蒋长庚的字。

那三个字是:蒋长秀。

我拿着照片坐在次卧床上,床单是蓝格子的,洗得发白。

我翻来覆去地看那张脸,越看越觉得眉眼熟悉。

那眉毛,那鼻梁,跟蒋长庚像一个模子倒出来的。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蒋长秀,蒋长庚。

姐。

他有个姐姐。

结婚四十年,我知道他有个姐姐。

刚结婚那会儿他提过一次,说姐姐跟妈走了,再没联系。

后来婆婆去世,这事就再没人提。

我以为这辈子不会跟这个人有任何交集了。

现在她坐在轮椅上,在城南公园,蒋长庚每天去陪她。

而我这个做妻子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把照片放回棉袄口袋,把棉袄塞回柜子顶上。关柜门的时候手没扶住,门砰的一声弹回来,撞在我膝盖上。我蹲在地上,膝盖疼得发麻,没出声。

那天晚饭我做了四个菜。

蒋长庚端起碗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奇怪,但没问。

我给他碗里夹了块红烧肉,他愣了一下,吃了。

我想开口问,话到嘴边变成:“明天降温,你把那件厚夹克找出来。”他嗯了一声。

一顿饭吃完,我什么也没问出来。

04

我开始跟踪他。

头一回没跟成。

我换好衣服出门,他已经走到小区门口了。

我小跑几步,在拐角处看见他上了一辆公交车,三路,往南开的。

我没赶上,站在站牌底下,看着车屁股冒烟开远。

站牌上写着,终点站,城南公园。

第二天我提前十分钟出门,在小区门口斜对面的报亭旁边站着,假装看杂志。

两点整他出来了,还是那件灰夹克,手里提着个布袋子,看着有点沉。

我等他走过街,才从报亭后面出来,隔着二三十米跟着。

他上了三路车,我也上了,刷老年卡,坐在最后一排。

他在中间靠窗的位置,头靠着玻璃,闭着眼。

布袋搁在腿上,手护着。

车开了七站,他在城南公园站下。

我也下。

公园门口有几个卖风筝和糖葫芦的,他穿过那些摊子,沿着湖边石板路往南走。

我走在他后面那排柳树底下,柳枝垂下来挡着脸。

走了一百来米,远远看见湖边有张长椅,旁边停着辆轮椅。

轮椅上坐着个人,正是照片上那个女人。

她今天穿了件红毛衣,头发用发卡别着,看见蒋长庚就抬起手招了招。

蒋长庚快步走过去,弯腰把布袋打开。

里面是个保温饭盒。

他拧开盖子,热气冒出来。

他用勺子搅了搅,舀起一勺,吹了吹,送到女人嘴边。

女人张嘴吃了,点了点头,说了句什么。

蒋长庚笑了。

我站在柳树后面,手攥着树干,指甲掐进树皮里。

那个笑,我多久没见过了?

五年?

十年?

他在家从来不笑。

女人吃了半碗,摆摆手不吃了。

蒋长庚把饭盒盖好,蹲下来给她掖腿上的毯子。

毯子是暗红色的,边上绣着花。

他掖得很仔细,把边角都塞到轮椅扶手下面。

然后他站起来,推着轮椅沿着湖边慢慢走。

女人仰着头跟他说什么,他低头听着,时不时点一下头。

阳光照在他们身上,影子拖在石板路上,一长一短。

我跟在后面,腿越来越沉。

走到湖心亭附近,他们停下来。

蒋长庚坐在长椅上,女人轮椅停在旁边。

他从兜里掏出一副扑克牌,两人开始打牌。

女人出牌慢,他也不催,等着。

打了几局,女人赢了,拍着手笑。

蒋长庚把牌收起来,说了句什么,女人又笑。

我站在亭子柱子后面,心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

他天天来陪他姐姐。

他瞒了我六年。

可为什么?

就算姐姐找回来了,为什么不能告诉我?

我是什么?

外人?

我想冲出去问个明白,脚却不听使唤。

两条腿像灌了铅,钉在地上。

我就那么站着,看着他们打牌,看着蒋长庚给女人剥橘子,一瓣一瓣递过去。

太阳从头顶慢慢往西偏,湖面上的光从白变金。

四点四十分,蒋长庚站起来,把轮椅往回推。

我赶紧往回走,赶在他们前头出公园,上了辆出租车。

到家的时候四点五十五,我换了鞋,坐在沙发上喘气。

五分钟之后,门响了,蒋长庚进来,手里提着那个布袋子,布袋已经瘪了。

“今天回来挺早。”我说。

“嗯,溜达了一圈。”他说。

他进了次卧。

我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什么也看不进去。

脑子里全是那个红毛衣女人,她吃蒋长庚喂的饭,她拍着手笑,蒋长庚给她掖毯子。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手背上青筋鼓着,皮肤松垮垮的。

我攥了攥拳头,又松开。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隔壁收音机响到很晚,咿咿呀呀唱戏。

我听着听着,忽然想起一件事。

蒋长庚的姐姐,应该叫什么?

蒋长秀。

可婆婆姓什么来着?

我嫁过来的时候婆婆已经改嫁了,姓什么都没人提。

但蒋长庚有一次喝多了说过一句,说奶奶当年把妈赶走的时候,妈怀里抱着姐姐,姐姐脚上穿着一双红布鞋,他追到火车站,火车开了,他跟着跑,跑了两里地,鞋跑丢了一只。

他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见他姐。

那年他十二岁。

十二岁。现在他六十六。五十四年。

墙那边,收音机终于关了。

安静了大概十几分钟,我听见一声很轻很轻的叹气。

是他。

我闭着眼,那声叹气在黑暗里飘着,慢慢散了。



05

马凤兰来串门那天是周六。

她拎了一兜子橘子,往茶几上一放,人往沙发上一坐,就开始说东家长西家短。

我给她倒了杯水,她喝了一口,忽然压低声音:“文惠,我跟你说个事,你别往心里去。”我手里剥着橘子,没抬头。

“前两天我去城南公园找我表姐,看见你家老蒋了。”她顿了一下,看我的反应。

“嗯。”我把橘子瓣上的白丝撕干净。

“他推着个女的,在湖边。两人可亲热了,他给那女的喂饭。”马凤兰的声音更低了,“文惠,我不是挑事,但这事你得留个心。那女的看着六十多,穿得挺利索,不像是护工。”

我把橘子瓣塞进嘴里,酸的,牙根一紧。“可能是亲戚吧。”我说。

“什么亲戚天天见面?你见过哪个亲戚一天不落?”马凤兰拍了下大腿,“文惠,你别傻。我跟你说,男人到了这个岁数,最容易被那种看着可怜的女人勾走。你想想,六年了,他六年不碰你……”

“凤兰。”我打断她。

她住了嘴,看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

临走时又回头说:“你要是不方便问,我让我家老刘帮你打听打听。老刘认识公园管理处的人。”我说不用。

她走了以后,我把那兜橘子放进厨房,一个也没吃。

当天下午,我跟蒋长庚说去买菜,出了门就往公交站走。

这次我决定要问清楚。

管他什么结果,我要当面问他。

三路车来了,我上去,坐在上次那个位置。

车到城南公园,我下了车,快步往湖边走。

远远地,我看见那张长椅了。

蒋长庚坐在上面,女人轮椅停在旁边。

但今天不对。

蒋长庚低着头,两只手捂着脸。

女人歪在轮椅上,闭着眼,脸色灰白。

旁边站着一个穿白大褂的,正在给女人量血压。

我停住脚步,躲在一棵老槐树后面。

白大褂说了句什么,蒋长庚猛地抬起头,脸上全是泪。

他站起来,腿在抖,扶着长椅靠背才站稳。

白大褂把血压计收起来,摇了摇头。

蒋长庚蹲下去,握住女人的手,脸埋在她手背上。

肩膀一耸一耸的,无声地哭。

女人睁开眼,另一只手慢慢抬起来,放在他头顶上,嘴唇动了动。

我听不见她说什么。

但蒋长庚拼命点头。

然后他站起来,把女人从轮椅上抱起来,抱着她往公园门口走。

白大褂推着空轮椅跟在后面。

女人窝在他怀里,脑袋靠在他肩膀上,手还搭在他脖子上。

蒋长庚走得很快,步子却不稳,在石板路上绊了一下,差点摔倒。

他稳住身子,把怀里的人抱得更紧了些。

我站在槐树后面,手扒着树皮,身子往下出溜。

膝盖撞在树根上,疼得我眼前发白。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喊不出来。

眼泪糊了满脸,我拿手背去擦,越擦越多。

我想起陈医生那句话,想起那张照片,想起蒋长庚每天早上出门前站在客厅里的那几秒钟,想起他夜里闷闷的咳嗽声。

六年。

他一个人扛了六年。

他姐姐,他亲姐,病得这么重。

他每天来陪她,喂她吃饭,陪她打牌,抱她回家。

而我,他的妻子,在家里猜他是不是有了外遇。

我慢慢站起来,腿还是软的。

扶着树站了一会儿,往公园门口走。

走到门口,看见一辆救护车停在路边,蒋长庚正把女人往担架上放。

他跟着上了车,车门关上,呜哇呜哇地开走了。

我站在公园门口,手里攥着那张一直没扔的体检报告单。

纸已经被我攥得皱巴巴的。

那天晚上蒋长庚没回来。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灯也没开。

手机响了一次,是女儿打来的,问我周末要不要过去吃饭。

我说这周不去了,有点感冒。

她说那你注意休息,挂了。

我坐在黑地里,听着冰箱嗡嗡响,时钟滴答滴答走。

半夜一点多,门响了。

蒋长庚进来,没开灯,摸黑往次卧走。

经过客厅时绊了一下,扶住沙发扶手才站稳。

我坐在沙发上,他吓了一跳。

“你怎么还没睡?”他问,声音哑得厉害。

我没回答。他站了一会儿,往次卧走。走到门口,我开口了:“蒋长庚。”

他停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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