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勣真是历史上最强的打工人，辗转多个主子都表现出色，可惜他家结局令人感叹！

公元684年，洛阳，武则天称制后的诏令传到徐敬业耳中，也传到了已经死去十五年的李勣墓前。扬州兵败之后，徐敬业身死，武则天随即下令削夺李勣官爵，掘墓毁棺，子孙也被牵连。这位大唐名将活着时功盖一代，死后却因孙子起兵而遭到如此惩罚，命运的落差，确实令人吃惊。

更耐人寻味的是，徐敬业起兵时打出的旗号，恰恰是匡扶李唐。按常理说，他是在替祖父效忠的王朝讨公道，可在武则天看来，这不是祖孙情义，而是对现实权力的直接挑战。于是，徐敬业的失败，很快变成了李勣家族的灾难。

李勣原本姓徐，名徐世勣，字懋功。唐高祖李渊赐他姓李，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为避讳改称李勣。民间熟悉的“徐茂公”，正是从他的字和传说演化而来。小说中的徐茂公常常羽扇纶巾，神机妙算，正史里的李勣却没有那么轻松。他一生经历的每一次转折，都伴随着极大的风险。

隋朝末年，徐家居住在滑州卫南一带，是当地有名的富户。史书记载，徐家“积粟数千钟”，家中僮仆众多，还常常救济穷困乡邻。这样的家庭，完全可以让徐世勣安稳度日。

可大业年间，天下的秩序正在崩裂。隋炀帝连年征发，百姓逃亡，地方豪强和流民武装纷纷出现。十七岁的徐世勣没有守着家产，也没有走科举仕途，而是投奔了瓦岗军首领翟让。

这个选择，不能简单理解成富家子弟一时冲动。徐世勣很早就看出，瓦岗若只在附近劫掠，迟早会坐吃山空。他对翟让说：“守着乡里抢些粮食，成不了大事。不如南下，控制运河，粮食、军械和人马都会自己聚过来。”

翟让听完，问了一句：“你一个少年，真敢把瓦岗带出去？”

徐世勣回答：“不敢赌，便只能等死。”

这几句话未必是原样记录，却符合当时的局势。瓦岗军随后转向运河沿线，依靠漕运通道获得粮食和物资，力量迅速扩大。徐世勣也从一个富家少年，变成了能够统率军队的年轻将领。

真正改变瓦岗命运的人，是李密。李密出身关陇贵族，熟悉政治与军事，不满足于做地方豪强。他进入瓦岗后，很快把目标对准洛阳，并通过大海寺之战击败隋将张须陀，声势大振。

徐世勣在李密帐下得到更大的施展空间。瓦岗军攻取黎阳仓后，掌握了大量粮食，徐世勣又被派往黎阳经营根据地。那时的他，已经不再是普通将领，而是控制大片区域、拥兵数万的军政人物。

李密兵败邙山后，局面突然翻转。旧部有人投王世充，有人投唐，也有人自行离散。徐世勣控制的地区东至海滨，南接长江，北到魏郡，完全有条件割据一方。部下甚至劝他趁机自立。

徐世勣没有这样做。他对长史郭孝恪说：“这些土地和百姓，都是魏公李密的。我若拿来向唐朝邀功，岂不是趁人之危？”

他没有直接把户籍、土地和军队交给李渊，而是先派人送到长安，请李密处置。李渊得知此事后，称赞他是“纯臣”。这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褒奖，而是徐世勣第一次向新主人证明：自己有兵，有地，有机会，却没有趁乱夺取旧主的一切。

李渊随即赐他姓李，并任命他继续镇守黎阳。此后，他又经历了窦建德占领黎阳、父亲徐盖被俘等险局。为了救父亲，他一度被迫留在窦建德麾下，后来趁出征之机脱身归唐。

这段经历颇有争议。徐世勣明知道父亲仍在窦建德手中，却选择离开，显得冷酷；但若留下，他很可能被彻底控制，唐朝也会失去一名重要将领。李渊后来没有追究徐盖，还封他为舒国公，既有安抚意味，也说明唐廷明白其中的无奈。

归唐之后，徐世勣真正进入李唐核心军事体系。虎牢关之战中，李世民集中兵力击败窦建德，继而迫使王世充投降。徐世勣负责河南北部的作战，攻取郑州，为主力推进清扫侧翼。

洛阳平定后，单雄信被俘。这个人曾与徐世勣同在瓦岗，后来却投奔王世充，成为唐军的敌人。李世民下令处死单雄信，徐世勣多次求情，甚至愿意拿自己的官爵交换。

李世民没有答应。法场上，单雄信对他说：“我早知道你救不了我。”

徐世勣没有争辩，只割下腿上一块肉，放入单雄信碗中，说：“生死永诀，此肉同归于土。”

这不是戏台上的慷慨悲歌，而是乱世中人与人之间最后的交代。单雄信死后，徐世勣收养他的儿子单道真，替旧友尽了余生的责任。可他也由此明白，私人情义在皇权和军法面前，往往只能保留到某一个边界。

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发生。李世民曾试探徐世勣是否支持自己，徐世勣没有站队，也没有参与谋划。有人认为这是谨慎，有人认为这是冷淡。其实，他的做法与早年对待李密相似：只认君臣名分，不愿参与内部争权。

李世民即位后，并没有立即把徐世勣留在中枢，而是让他长期镇守并州。太原是北方重镇，既要防备突厥，也要处理地方军政。徐世勣在那里经营多年，远离朝廷党争，却牢牢掌握着边防实力。

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唐朝发动灭东突厥的战争。李靖率主力突袭定襄，徐世勣负责堵截北逃路线。次年，颉利可汗败走，徐世勣在阴山一带截住退路，东突厥由此覆亡。

这场战争中，唐军使者唐俭已经进入突厥营地议和，徐世勣却判断颉利可汗是在拖延时间，主张立即进攻。李靖采纳了建议，唐军突袭成功。颉利可汗被俘，唐朝北方边患得到根本缓解。

有人会说，这一决定把使者置于险境，过于狠辣。可从军事角度看，徐世勣抓住了敌军最虚弱的时刻。对他而言，战场不是讲究个人体面的地方，而是计算胜负、代价和结果的地方。

公元643年，唐太宗命阎立本绘制凌烟阁功臣画像，李勣名列其中。此时的他已经功成名就，却仍然没有形成自己的派系。既不依附长孙无忌，也不经营门生故吏，朝廷需要时便出征，不需要时便守边。

公元649年，李世民病重。临终前，他故意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叠州在今甘肃南部一带，位置偏远。李世民对太子李治说，如果李勣立刻赴任，说明他没有异心，日后可以召回；如果迟疑不走，就应当除掉。

诏书到达时，李勣没有辩解，立即收拾行装上路。李世民去世后，李治即位，很快将他召回，任命为洛州刺史，随后进入政事堂。一次贬黜，换来新君的绝对信任，这也是徐世勣应对君王猜忌的一贯办法：不争，不问，不给对方留下怀疑的空间。

高宗朝最重要的政治转折，是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坚决反对，李治则希望得到一位分量足够的老臣支持。

李治问他：“朕欲立武昭仪为后，诸臣多有异议，卿意如何？”

李勣只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

这句话的力量，正在于没有正面替武则天辩护，却把问题从“朝廷公议”推回“皇帝家事”。公元655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李勣出任册立使。此后，长孙无忌失势，李勣则继续留在权力中心。

但这次选择，也埋下了后来的复杂结果。武则天掌握权力后，唐朝的政治格局发生改变。徐敬业在公元684年起兵，正是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李勣当年那句“陛下家事”，在孙子眼中或许是维护皇室秩序，在武则天眼中却未必如此。

高句丽之战，是李勣晚年的最后一场大战。公元666年，唐高宗任命七十三岁的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高句丽内乱，权臣泉盖苏文去世后，其子争权，唐军得以再次介入。

李勣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采取逐步推进的办法。公元667年，唐军攻破新城，随后连续击败高句丽援军。公元668年，唐军推进至平壤，高句丽灭亡。这个曾让隋炀帝和唐太宗都付出巨大代价的政权，最终由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将完成收尾。

公元669年，李勣病重。御医奉诏前来，他却不肯服药，说自己出身山东田夫，能够位至三公，已是遇到明主，年近八十，生死自有定数。

临终前，他把弟弟李弼叫到床边，叮嘱照看子孙。他提到房遗爱参与谋反、房家受祸的旧事，要求弟弟严格约束后辈，若有人品行不端，宁可严惩，也不能败坏家门。

这番嘱托，说明他早已看见功臣家族衰败的危险。遗憾的是，他能防住自己的子孙骄纵，却防不住他们被卷入更大的政治风暴。

李勣死后，唐高宗为他辍朝七日，追赠太尉，谥号贞武。昭陵陪葬墓的封土被塑成阴山、铁山和乌德鞬山的形状，象征他一生征战北方的功业。

十五年后，徐敬业兵败。李勣的官爵被削除，坟墓遭毁，家族恢复徐姓。生前被赐予的李姓，死后也被收回。墓中的三座山，依旧留在那里；而那个一生谨慎、善于自保的名将，终究没能替子孙守住身后的门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