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的死，改写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命运

1993年2月22日，安徽省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一个叫丁作明的农民死了。死的时候才32岁。他的死，在当时没有上过大报的头条，但30多年后再回头看，那一天的的确确改变了全中国几亿农民的命运。

现在的年轻人刷着手机、点着外卖，根本想象不出来三十多年前的农民肩上扛着多重的担子。可咱们这些过来人，哪个不是从那个年代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哪个没交过“三提五统”？哪个没被摊派过不该摊的钱？想起来，心里头就不是滋味。

利辛县是解放后才划出来的新建县，原来分属涡阳、阜阳、蒙城、太和、凤台和颍上六县边区，是个“六不管”的贫困地方。路营村更是穷得叮当响，1991年一场特大洪灾过后，家家揭不开锅。全村算下来，人均年收入不到400块钱。

丁作明是路集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离录取线只差几分，没吃上“商品粮”，只能回村务农。可肚子里装了墨水的人跟别人不一样——他爱翻报纸、爱听广播、爱咬文嚼字。为人谦和，但认死理，敢说真话。用村里人的话说，他是一只爱出头的鸟。

咱们这些上了岁数的人都知道，那会儿的“三提五统”是个什么名堂。“三提”是村里收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是乡里收的教育费附加、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和乡村道路建设费。这些钱本是为了村里的公共事业，可到了底下，收着收着就变了味。1991年国务院就发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白纸黑字写着农民负担不能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可规定是规定，到了基层，文件是文件，收钱是收钱。

上世纪九十年代农民三提五统负担表

1992年，路营村各项负担摊到每人头上是103块1毛7。人均收入不到400，负担就占了四分之一还多。按5%的标准算，每人最多交20块钱就够了，实际收的钱超了五倍还多。这还不算完，村里还在变着法子加码。收费的名目多到数不清，除了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这些常规项目，还有建校钱、修路钱、民兵训练钱、计划生育钱、优抚钱，连村干部办公买张纸的钱，都要从农民口袋里掏。

三十年前皖北农村照片

丁作明把中央的政策文件翻来覆去地看，一笔一笔地算，越算心里越明白——这明摆着是违规的。可你要是去找干部讲理，人家一句话就把你堵回来：“周围都这么收的，你较什么真？”

你说说看，辛辛苦苦种一年地，打下的粮食换几个钱，还没捂热乎呢，交这个费交那个款，剩到手头的还能有多少？那时候多少人家，过年割二斤肉都得盘算半天。

1993年1月上旬，丁作明和董安岭等40多个人，因为负担太重，先后三次集体到乡政府上访。反映的是农民负担过重、集体财务不清，要求查账。乡政府没当回事。

2月9日，丁作明等8个群众代表跑到县里——政法委、农委、纪检委、社教办，挨个反映问题。县农委和信访办当天就要求乡政府处理。可乡里依然拖着。

这种事，咱们上了岁数的人听得还少吗？上面发了好文件，一层一层往下传，传到最底下就变了味。不是政策不好，是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老百姓有冤没处诉，有苦没处说，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换来的就是一句“等着吧”。

其实这也不是丁作明一个人的遭遇。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下达过《关于制止向农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1990年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可到了199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比上年增长9.5%，而同期“村提留”和“乡统筹”却增长了16.7%。文件一个接一个下发，农民的负担却一个劲地往上蹿。

消息传回村里，村干部恼了。

2月11日下午，副村长丁言乐在村头和丁作明发生口角。丁言乐先动的手，用肩膀撞丁作明，自己没撞着反倒跌倒在地。两人被劝开。当晚，丁言乐的老婆跑到乡里告假状。乡领导听信一面之词，签了查办意见。

2月12日，丁言乐住进了乡医院，说是“被打伤了”。几个村干部趁机要挟，说不处理丁作明就集体辞职。

2月13日，乡派出所到村里调查，结论很明确，丁作明没打人。可事情到这儿已经变了味，不再是打没打人的问题，是有人要收拾这个爱出头的庄稼汉。

明明没打人，偏要冤枉你打了；明明调查清楚了，偏偏装看不见。为啥？就因为丁作明领着大伙查账了、上访了，碍着某些人的事了。这种人，就是怕账本见光，怕老百姓心里明白。

2月19日晚，在村干部的撺掇下，乡党委书记李富打电话给派出所副所长彭志忠。彭志忠答应“尽快处理”。

2月21日，由丁作明、董安岭等人参加的县乡村联合清账组到了乡政府，开始清理路营村的账目。账还没开始清，下午三点，彭志忠安排联防队员纪洪礼、赵金喜去传唤丁作明。

到了派出所，彭志忠开门见山：“丁言乐住院花了280块5，你把这钱付上。”

丁作明说：“我没有打他，我不出。”

彭志忠说：“你不出？我让你到那屋反省反省去。”

随后，丁作明被关进了留置室——一间临时关人的小黑屋。

他不肯出钱。于是，联防队员王进军、赵金喜、祝传济、纪洪礼让他蹲马步。用桑树棍打、用电警棍电、用扁担抽。拳打脚踢了近两个小时。直到派出所指导员赶来才制止。

当晚，丁作明被送到县医院。脾破裂，失血性休克。2月22日晚上7点30分，人没了。

一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就为了280块5毛钱，现在想想算个啥？一顿饭钱都不够，可那时候，那是一个农民半年多的血汗钱。他不肯认这个冤枉钱，就被人往死里打。凭什么？就凭他替大伙说了几句话？就凭他长了张嘴？

消息传开，整个路营村炸了锅。村民们趴在丁作明身上痛哭，大伙心里都明白，他是替全村人说的话，替全村人挨的打，替全村人丢的命。

可事情到了安徽省里，一开始竟然想捂盖子。新华社记者孔祥迎把调查文章写了出来，事实清清楚楚。安徽省有关部门却回复中央，说这事“与农民负担无关”。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一看就不对劲，直接让新华社再核实。新华社安徽分社态度十分坚定：为了澄清事实，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

一个由中央纪委执法监察室、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组成，没同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打招呼，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直接开进了纪王场乡路营村。调查组的负责人是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后来有人回忆，曾晓东在谈起利辛县农民的生存状况时，眼泪止不住就流了出来，红着眼睛说：“真没想到，解放都这么多年了，农民还这样苦，负担会这样重。”

调查结论不容置疑：丁作明确因反映农民负担过重而被报复毒打致死，利辛县的农民负担事实上比丁作明向县委反映的还严重。

1993年3月19日，丁作明死后不到一个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通知说得斩钉截铁：农民除依法纳税和按规定交提留统筹外，其他一切摊派、集资、达标活动，一律先停止执行。文件里有一句话，分量极重：“减轻农民负担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

同年6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话会议，宣布第一批取消中央国家机关各有关部门涉及农民负担的37个集资、基金、收费项目。7月，中办和国办再次联合发文，一口气取消、修改、纠正涉及“强制摊派”和“搭车收费”的项目122项。

同是7月，阜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利辛县城公开审理此案。王进军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金喜无期徒刑；纪洪礼十五年；彭志忠十二年；祝传济七年。县里的官也被撸了一批：县委书记党内严重警告；副县长降职；乡长被撤销一切职务、留党察看。

可丁作明的死，换来的这些文件，真能管住底下的手吗？说实话，远远不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政策性文件虽然具体，但大多着眼于对众多分摊项目进行甄别，决定暂停的每一个项目都势必影响政府一些部门的具体利益。这些部门很快就会改头换面，创造出更新的、不在明令禁止之列的收费项目来。取消的没被取消，纠正的没有纠正，暂缓的也没有暂缓，反而比原先更多、更烂、更荒唐的分摊项目相继出现。减负成了一场“割韭菜”的游戏，割了又长，刮了又出。

问题的根子在哪里？在于当时的制度本身——只要“三提五统”这种向农民伸手要钱的体制还在，基层就有的是办法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堵住一个口子，他们会开十个新口子。所以，真正要解决问题，不能光靠在现有的收费项目上做加减法，必须从根上把向农民收钱的这套制度给端掉。

200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率先在安徽全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试点在全国全面推开。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

温家宝总理后来总结农村改革“三大步”：第一步，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建立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第二步，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统筹城乡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第三步，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实行农村综合改革。而这三步里，有两步是在安徽率先推开的。

有人说，丁作明是第一个因“农民负担”而死的人。这话未必经得起严格考证，但他确实是那个年代最刺痛人心的符号。他用自己的命，让中央下定了从根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决心。没有他那条命，后来的税费改革也许还会来，但可能要晚很多年，可能还会有更多像他一样的农民倒在半路上。

想想看，今天咱们种地不用交税了，国家还给补贴。看病有新农合，养老有养老金，村里修路架桥都是国家掏钱。咱们现在的日子，搁三十年前，做梦都不敢想。可咱们得知道，这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个一个像丁作明这样的人，用血、用命换来的。

30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压得人喘不过气的“三提五统”，早已成了历史名词。可我们不能忘记，这一切是怎么来的。不能忘记那个叫路营村的偏僻地方，不能忘记那个爱翻报纸、爱听广播、爱替大伙说话的庄稼汉。

丁作明，一个普通的农民。他死了，但他的死让几亿农民活得更轻松了。他没能等到这一天，但咱们替他等到了。

这大概就是命运——一个人的命运，和整个国家的命运，有时候真的紧紧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