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陕西一农妇晨起倒了个尿盆，竟让躲了 5 年的凶手掉了脑袋

1956年秋晨

1956年农历九月十二，天还浸在墨色里，鸡都没叫头遍，我摸着黑爬起来，端起床底下的瓦尿盆往后院走。我男人周立柱死在五前年的秋里，这后院靠着土坡，平素连条野狗都懒得来。可那天我刚挨近柴窑口，里头突然飘出一声压得极低的咳嗽。

我脚下的步子猛地顿住，端着瓦盆的手紧了紧。瓦盆是粗陶的，刚从床底下拿出来，冰得手心发麻。我屏着气，站在柴窑口外的土墙边，又听了一会儿。

里头先是一阵柴草窸窸窣窣的响动，跟着又是一声闷咳，像是用袖子捂着嘴，声音压得很低，但在这静得能听见露水落地的清早，格外清楚。

不是野猫，也不是黄鼠狼，是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却没慌。搁五年前，我听见这动静说不定早就喊出声了，可这些年，一个人带着孩子熬过来，早就学会了遇事先沉住气。我慢慢往后退，脚尖先落地，踩在松软的黄土上，没发出一点声响。退到茅厕墙根，我掀开尿盆的木盖，把里头的东西慢慢倒进茅坑，动作轻得像怕惊飞了树上的麻雀。

倒完尿，我把瓦盆靠墙根放好，顺着墙根溜回了屋。

屋里的煤油灯还捻着最小的火苗，昏黄的光裹着炕上熟睡的儿子。狗蛋今年七岁，大名周学文，是我去年给起的，过了年打算送他去乡上的初小念书。这孩子随他爹，鼻梁高，嘴唇薄，睡着了眉头还微微皱着，像有什么心事。

我坐在炕沿上，定了定神，脑子里飞快地转着。

这人是谁？为啥躲在我家后院的柴窑里？

前几天的怪事一桩桩浮上来。三天前我蒸了四个玉米馍，放在灶上的笼屉里留着当中午饭，第二天一早少了两个，我当时以为是老鼠拖走了，还把剩下的两个收进了碗柜。大前天我去后院抱柴烧炕，发现靠里的柴堆被人扒过，最上面的干玉米秆散了一地，我以为是夜里刮大风刮的，随手拢了拢。还有前两晚，我半夜起来给孩子盖被子，听见后院有轻微的脚步声，当时只当是野猫踩翻了柴禾，没往心里去。

现在想来，这人躲在我家后院，不是一天两天了。

若是逃荒讨饭的，大可以上门乞讨，村里人心善，多少都会给点吃的，犯不着偷偷摸摸躲在柴窑里。若是过路的贼，我家徒四壁，没啥可偷的，也不值得躲这么些天。

我越想，心里那点疑惑越重。那咳嗽的声音，沙哑，低沉，我总觉得在哪儿听过，熟得很，可一时半会儿又想不起来是谁。

我轻轻推了推狗蛋的肩膀，捂着他的嘴，凑到他耳边小声说：“狗蛋，醒醒，别出声。”

孩子迷迷糊糊睁开眼，乌溜溜的眼睛看着我，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娘出去办点事，你在屋里待着，把门关好，谁敲门都别开，听见没？”我又小声叮嘱。

狗蛋又点点头，小手抓着我的衣角，有点怕，但还是乖乖松开了。

我给他掖了掖被角，起身走到门后，拿起那根榆木顶门棍。这棍子是立柱生前亲手做的，有胳膊那么粗，沉甸甸的，结实得能顶得住一头牛撞。我握在手里，心里踏实了点。

拉开屋门，侧身出去，再轻轻带上，从外面把屋门的木闩插上。我没走前院的大门，顺着院墙根的小路，猫着腰往村中间走。

天还是黑的，只有东边天际微微泛出一点鱼肚白。风刮在脸上，凉丝丝的，带着露水和玉米秆的味道。村里静得很，只有远处偶尔传来一声鸡叫，还有老槐树上的猫头鹰扑棱翅膀的声音。

走到村头，碰见早起拾粪的王大爷，背着个粪筐，手里拿着粪叉，正低着头沿路找粪。看见我，他愣了一下：“桂珍？咋起这么早？”

我停下脚步，压着声音说：“王大爷，我有点事找老根叔去。”没多解释，快步往前走。

王大爷在后面“哎”了一声，嘴里嘟囔着“这大清早的，啥事这么急”，也没追着问。

村支书周老根家住在村中间，独门独院，院门口有棵大槐树。我走到院门口，轻轻拍了拍院门，小声喊：“老根叔，老根叔在家不？”

里头很快传来穿鞋的声音，跟着院门“吱呀”一声开了。周老根披着件黑棉袄，腰里系着布带，站在门口，看见是我，满脸疑惑：“桂珍？咋了这是，出啥事了？”

我赶紧跨进院门，把他拉到门洞里，避开外面的风，压低声音说：“老根叔，我家后院柴窑里躲了个人。我刚倒尿盆，听见里头咳嗽了，是人，不是牲口。”

周老根一下子就清醒了，眉头皱成个疙瘩：“啥？人？你看清脸了？”

“没敢凑过去，就听见声音了，肯定是人。”我顿了顿，又说，“前几天我家就丢了两个馍，柴堆也被动过，我原先没当回事，现在看，那人躲在那儿少说有三四天了。”

周老根摸着下巴上的胡茬，琢磨了一下：“会不会是外头逃荒过来的？饿极了，找地方躲着？”

“不像。”我摇摇头，“逃荒的哪有专往寡妇家躲的？真要饭，村里哪家不能要一口？偷偷摸摸的，肯定不是啥好人。而且那声音……我听着有点耳熟，好像是咱们村周边的人。”

周老根脸色一下子沉了：“周边的？不能吧，好好的躲你家柴窑干啥？”

“我也说不准，就是感觉耳熟。”我说，“老根叔，你赶紧去乡上派出所报个信，叫公安的同志来看看。万一是个逃犯，咱们村也不安生。”

“行，我知道了。”周老根点点头，转身就往院里走，“你先回去盯着，千万别惊动他，也别自己凑上去，啊？我这就叫上我家大小子，骑他那辆自行车去乡上，快得很，一个多时辰就能回来。”

“哎，我知道了。”我应着，转身出了院门。

往回走的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既怕那人趁我不在跑了，又怕他突然闯出来，伤了屋里的狗蛋。脚步不由得加快了些，没一会儿就到了家门口。

我先扒着大门缝往院里看了看，静悄悄的，没动静。我轻轻推开门，侧身进去，再把大门闩好，搬了个小板凳放在大门后面，坐着，从门缝里盯着后院的方向。

手里紧紧攥着那根榆木棍，手心都攥出了汗。

屋里传来狗蛋小声的呼唤：“娘？”

我赶紧走到屋门口，隔着门说：“娘在呢，狗蛋乖，再躺会儿，等天亮了娘给你煮红薯。”

“哦。”孩子应了一声，就没动静了。

我重新坐回小板凳上，耳朵竖得高高的，捕捉着后院的每一点声响。风刮过柴草，发出沙沙的声音，偶尔夹杂着一点窸窸窣窣的响动，像是有人在里面翻了个身。有一次，还传来一声肚子咕咕叫的声音，很轻，但是我听见了。

想来也是，躲在柴窑里，不敢出来找吃的，只能趁半夜偷两个馍，肯定饿坏了。

我坐在那儿，脑子里乱糟糟的，不由自主就想起了立柱，想起了五年前的那个秋天。

我和立柱是1947年成的亲，那年我二十三，他二十六。他家穷，只有三间土坯房，一头黑驴。我爹当初不同意，说赶脚的风里来雨里去，不安全。可我看中立柱人实诚，话不多，但是心细，知道疼人。

成亲那天，他牵着黑驴来接我，驴头上系着红布条，他身上穿了件新做的粗布褂子，脸涨得通红，话都说不利索。我坐在驴背上，看着他宽厚的背影，心里觉得踏实。

成亲之后，日子虽穷，但是过得有奔头。立柱赶脚，我在家种地、喂猪、纺线。他每次从县里回来，都会给我带点小零碎，有时候是一根红头绳，有时候是两块水果糖，有时候是一尺花布。他总说，别人家媳妇有的，我媳妇也得有。

1949年，狗蛋出生了，家里更热闹了。立柱干活更卖力了，早出晚归的，就想多赚点钱，给孩子攒点家底。他跟我说，等攒够了钱，再买一头驴，凑成一对，就能拉木板车，一次拉得多，赚的钱也能翻番。到时候再把房子翻盖一下，盘个新炕，让我们娘俩过上好日子。

我那时候总笑着说，不急，慢慢攒。他却很上心，每天回来都要跟我算，今天赚了多少，还差多少。

到1951年秋天，终于攒够了二十块钱。那时候二十块钱可不是小数目，够买一头半驴了。立柱跟县里的货主结了账，拿着钱，打算第二天就去集上挑驴。

头天晚上，我特意擀了他最爱吃的捞面，炸了红辣椒油，还剥了两瓣蒜。他吃得满头大汗，一边吃一边跟我说，集上那头灰驴他瞅了好多次了，牙口好，力气大，买下来，以后俩人一起赶车，日子肯定越来越好。

那天晚上，他把那二十块钱用布包好，放在贴身的口袋里，跟我说：“媳妇，等买了驴，我带你和狗蛋去县城逛逛，给你扯件新衣裳，给狗蛋买个糖人。”

我笑着说：“浪费那钱干啥，家里衣裳够穿。”心里却甜滋滋的。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他就走了，说早点去集上，挑个好的。走的时候还摸了摸狗蛋的头，说晚上回来给带糖。

我在家等了他一整天，做好了晚饭，热了一遍又一遍，都没见他回来。我安慰自己，可能集上人多，挑驴耽误了，或者路上遇上熟人，耽搁了。

可是等到半夜，还是没听见驴蹄子的声音。我心里开始发慌，坐立不安，就坐在大门口的石头上等，等了一整夜，直到天快亮，也没见着人影。

第二天上午，邻村的赶脚的老刘急急忙忙跑过来，喊我：“桂珍妹子，不好了！立柱出事了！在村西十里的土沟里，你快去看看吧！”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怀里正抱着两岁的狗蛋，差点摔在地上。我把孩子塞给隔壁的赵婶，转身就往村西跑，跑得鞋子都掉了一只，也顾不上捡。

到了土沟边，已经围了好多人，乡上的公安也来了。我挤开人群往下一看，就看见立柱躺在沟底的干草上，头底下一摊血，已经发黑了。那头黑驴站在他旁边，低着头，时不时用鼻子蹭蹭他的手，看见我过来，昂头叫了一声，声音哑得很。

我顺着沟坡滑下去，蹲在他身边，伸手摸他的脸，冰凉冰凉的。他眼睛还半睁着，像是在看什么。我用手给他把眼睛合上，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眼泪却掉不下来，就觉得胸口堵得慌，像塞了一大团浸了水的棉花，喘不上气。

公安的同志说，他是被人用石头砸了后脑勺，下手很重，当场就没气了。身上的钱没了，二十块钱一分不剩，但是褡裢里的干粮、烟袋、甚至几个零钱的钢镚都还在。

当时负责案子的是乡派出所的李向阳同志，他跟我说，从作案手法看，凶手就是冲着那二十块钱来的，而且应该是熟人，知道他当天带了钱，还知道他走哪条路。

那时候跟立柱一起赶脚的有好几个人，公安都挨个问了话，包括张满仓。

张满仓是隔壁张家村的，跟立柱认识好几年了，经常一起搭伙赶脚，关系好得跟亲兄弟似的。他家里穷，爹娘死得早，三十多了还没娶上媳妇，好吃懒做，还爱赌钱。立柱心善，经常接济他，有时候赶脚赚了钱，分他点零花，他也经常来我家吃饭，每次都嫂子长嫂子短的，叫得亲热。

那天公安问他，立柱出事那天他在哪儿。他说那天他去南边的村子送货了，晚上住在那边的店里，店老板能作证。公安去核实了，店老板说他确实那天住店，第二天才走。后来又查了一阵子，没别的线索，案子就慢慢搁下了，成了悬案。

立柱下葬之后没多久，张满仓就不见了。村里人说他去外地打工了，赚大钱去了。我那时候伤心欲绝，也没心思管这些，只当他是出门讨生活。

现在想想，他哪是去打工，他是畏罪潜逃了。

我坐在小板凳上，越想越觉得柴窑里的人，可能就是张满仓。可是又不敢相信，他都跑了五年了，怎么还敢回来？还敢躲在我家后院？

正想着，就听见远处传来自行车的铃铛声，还有好几个人的脚步声。我赶紧站起来，扒着门缝往外看，就看见周老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前面是他儿子周大壮，旁边跟着三个穿蓝制服的公安同志，还有村里的两个小伙子，大步往我家这边走。

我赶紧拉开大门，迎了出去。

领头的李向阳同志看见我，点了点头，压低声音说：“王嫂子，情况老根叔都跟我们说了，人还在里面吗？”

“应该还在，我一直盯着呢，没见出来。”我小声说。

“行，你带我们绕到后院，我们先把柴窑围起来。”李向阳说。

我带着他们，顺着院墙旁边的小路，绕到后院的土坡下面。柴窑是靠着土坡挖的，只有一个出口，对着院子，两边都是土墙，一人多高。李向阳安排两个公安同志分别守在两边的墙头上，防止他翻土墙跑，然后他带着年轻的公安小吴，还有周老根他们几个，慢慢走到柴窑门口。

李向阳清了清嗓子，对着窑里大声说：“里面的人听着！我们是乡派出所的公安！赶紧出来！主动坦白，还能宽大处理！”

柴窑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李向阳又喊了一遍，还是没动静。

旁边的周大壮小声说：“李同志，会不会没人啊？是不是桂珍婶子听错了？”

我刚要说话，就见周老根弯腰捡起一块拳头大的土坷垃，抬手就扔进了柴窑里。

“啪”的一声，土块砸在干柴上，紧接着，就听见里头传来“哗啦”一声响，像是有人猛地坐起来，碰倒了一大堆柴草。

“还真有人！”周大壮压低声音说。

李向阳又往前站了一步，厉声说：“最后警告你一次！马上出来！再不出来我们就进去了！到时候可就不是现在这么说了！”

里面还是没应声，但是能听见柴草窸窸窣窣的，像是在往里面躲。

李向阳对小吴使了个眼色，小吴点点头，从腰里掏出匣子枪，哗啦一声拉开保险栓，跨到窑门口，对着里面喊：“出来！再不出来我开枪了！”

话音刚落，就看见柴堆慢慢动起来，然后一个人从里头慢慢往外钻。

他头发长得盖住了耳朵，黏成一绺一绺的，满脸都是黑灰，也不知道多久没洗脸了。胡子拉碴的，一直长到胸口，乱糟糟的。身上穿一件黑棉袄，棉絮一朵一朵露在外面，肩膀和胳膊肘都磨破了，裤子膝盖上也两个大洞，露出冻得发红的膝盖。脚上的布鞋露着脚趾头，鞋底都快磨穿了。

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眼窝深陷，眼睛却很大，带着惊慌，像只被围堵的野兽。

他刚钻出来，眯着眼睛适应了一下光线，抬头看见我们一群人，脸色一下子就白了。他没犹豫，转身就往旁边的土坡上跑，想从坡上逃。

“站住！”李向阳大喝一声。

守在土墙上面的两个公安同志直接跳下来，扑上去，一下就把他按在了地上。他挣扎了两下，可是饿得没力气，软绵绵的，根本挣不开。两个公安同志反剪着他的手，咔嚓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

“你们凭啥抓我！我犯啥法了！”他扯着嗓子喊，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磨过木头，“我就是躲躲风，讨口饭吃，你们凭啥抓我！”

李向阳走过去，蹲下来，伸手捏住他的下巴，把他的脸抬起来，仔细看了看。然后他转过头，看着我，说：“王嫂子，你过来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我站在原地，脚像钉在了地上一样，挪不动步。我盯着那张满是黑灰的脸，盯着那双眼睛，还有嘴角那颗小小的黑痣。

是张满仓。

真的是他。

五年了，一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我无数次想起这个人，想起他以前来我家吃饭的样子，想起他跟立柱称兄道弟的样子，想起他听到立柱死讯时那副悲伤的样子。我曾经还为他辩解，说他不是那样的人。

没想到，真的是他。

我慢慢走过去，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没说话。

张满仓看见我，一下子就不喊了，整个人都僵住了。他脸上的灰都遮不住那煞白的脸色，眼神躲躲闪闪的，不敢跟我对视。他嘴唇哆嗦了好半天，才挤出三个字：“嫂……嫂子……”

就这一声嫂子，我心里最后那点不确定，也烟消云散了。

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得。

我还是没说话，就那么看着他。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有恨，有气，有委屈，还有点说不清的荒谬。他杀了我男人，抢了我们买驴的钱，跑了五年，最后竟然躲在我家后院的柴窑里，偷我家的馍吃。

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事。

“张满仓，”李向阳冷冷地开口，“我们找你五年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张满仓垂着头，肩膀垮下来，没再挣扎，也没再喊冤。两个公安同志架着他的胳膊，把他从地上拉起来，押着他往村里走。

临走的时候，他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复杂，有愧疚，有害怕，还有点乞求。我别过脸，没再看他。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我们刚走到村中间，路边就围满了人，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哎呀，这不是张满仓吗？他不是跑外地去了吗？” “咋被公安抓了？看这样子，肯定是犯大事了！” “还用说？肯定跟当年周立柱的死有关！你想啊，周立柱刚死他就跑了，哪有这么巧的事！” “可不是嘛！我当初就说他不是好人，天天游手好闲的，还赌钱，保不齐就是他谋财害命！” “啧啧，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平时跟周立柱好得跟一个人似的，背地里下毒手！”

议论声此起彼伏，张满仓头垂得更低了，恨不得钻进地缝里。脚步不由得加快了些，被公安同志押着，往乡派出所的方向去了。

我站在自家门口，看着他们走远，直到看不见人影了，还站在那儿。风卷着地上的落叶，打着旋儿从脚边滚过。

“桂珍，回屋吧，外头凉。”赵婶走过来，拉了拉我的胳膊。

我点点头，跟着她进了屋。

狗蛋已经从屋里出来了，站在堂屋地上，看见我进来，小声问：“娘，刚才那是谁呀？为啥被抓走了？”

我摸了摸他的头，轻声说：“是个坏人，做了坏事，被公安叔叔抓走了。”

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没再问。

赵婶给我倒了碗热水，递到我手里：“快喝点热水，暖暖身子。看你脸都白了。”

我接过碗，捧在手里，热水的温度透过碗壁传过来，可我还是觉得冷，从骨子里往外冒寒气。

“真是张满仓？”赵婶坐在我旁边，小声问。

我点点头，喝了一口热水，喉咙里还是发紧。

“哎呀，真是造孽啊！”赵婶叹了口气，拍着大腿说，“当年他天天来你家蹭饭，立柱待他不薄啊，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真是狼心狗肺！”

我没说话，只是捧着碗，静静地坐着。

那天上午，我没下地，也没心思做饭。就坐在炕沿上，看着墙上挂着的那根赶脚的鞭子发呆。那是立柱留下的，枣木的鞭杆，被他的手磨得发亮，鞭梢是牛皮的，还很新。

以前他每次出门，都要把鞭子好好擦一遍。他说，赶脚的人，鞭子就是半条命，得爱惜。

我伸手摸了摸鞭杆，光滑的木质带着点凉意，好像还留着他手心的温度。

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我的手背上，温热的。

这些年，我没在人前掉过眼泪。立柱下葬的时候，我没哭；农忙的时候一个人收麦子，累得直不起腰，我没哭；孩子半夜发烧，我抱着他走三里地去乡卫生院，我没哭；村里人说闲话，说我命硬克死男人，我也没哭。

我总觉得，我不能垮，我垮了，孩子怎么办？立柱的案子怎么办？我得撑着，撑到案子破了的那一天。

现在，案子终于有眉目了，凶手抓到了，我却撑不住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往下掉。

赵婶坐在旁边，拍着我的背，也没劝，就让我哭。她知道，我这五年憋得太狠了。

哭了好半天，我才慢慢止住。用袖子擦了擦脸，深吸了一口气，说：“没事了，赵婶，让你见笑了。”

“傻孩子，说啥呢。”赵婶叹了口气，“哭出来就好了，别憋在心里。这些年，你太不容易了。”

那天中午，赵婶回家端了两碗面条过来，给我和狗蛋吃。我吃了两口，就吃不下了，心里堵得慌。

下午的时候，李向阳和小吴又来了，还带着个笔记本，说是来跟我通报一下审讯的情况，也再了解点当年的细节。

李向阳说，张满仓刚被带回去的时候，还嘴硬，说自己就是从外地逃荒回来的，没地方住，才躲在柴窑里，没干过任何坏事。还说公安乱抓人，要讨个说法。

后来审了大半夜，把当年的证据一条条摆出来，又问他这五年都去了哪儿，干了什么，拿不出证明。他慢慢就扛不住了，天快亮的时候，全招了。

“当年的事，确实是他干的。”李向阳坐在我家堂屋的板凳上，语气很平稳，“他那时候赌钱，欠了镇上赌坊十五块钱，人家放话，再不还钱就打断他的腿。他走投无路，就想起周立柱那天要去县里结买驴的钱，一共二十块，他心里就起了歹念。”

我静静地听着，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

“他提前打听好了周立柱回来的时间，提前躲在村西的土沟里，那是必经之路。等周立柱牵着驴走过来的时候，他从后面偷偷摸上去，用石头砸了他的后脑勺。下手很重，周立柱当时就不行了。他搜走了身上那二十块钱，连夜就跑了，一路往西，跑到了甘肃。”

李向阳顿了顿，又说：“他在甘肃的一个私人煤矿挖煤，挖了五年，隐姓埋名，不敢跟家里联系。本来以为过去这么久了，没人记得这事了，结果今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煤矿上查身份查得特别严，每个人都要开介绍信，登记户口。他拿不出来，怕查出来他是逃犯，就偷偷跑回来了。”

“他不敢回自己家，怕村里人认出来，也怕公安盯着他家。就想着找个偏僻的地方躲一阵子，等风声过了再想办法。他知道你家在村尾，后院靠着土坡，偏僻，平时没人去，而且你一个寡妇家，胆子小，就算发现点动静，也不会多想。所以就偷偷躲进了你家后院的柴窑里。”

“本来打算躲个三五天就走，结果发现你家柴窑里柴多，遮风挡雨的，晚上趁你睡熟了，还能去灶上找点吃的，就多待了几天。没想到昨天晚上着凉了，今天早上没忍住，咳嗽了一声，被你听见了。”

说完，李向阳叹了口气：“也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躲了五年，跑了几千里路，最后栽在一声咳嗽上。”

我苦笑了一下。是啊，谁能想到呢。我每天早起倒尿盆，倒了五年，偏偏那天，就听见了那一声咳嗽。

“那他……会怎么判？”我沉默了一会儿，轻声问。

“故意杀人，谋财害命，情节恶劣，证据确凿，而且他自己也认罪了，肯定是死刑。”李向阳说，“过几天县里法院就会下判决书，到时候会通知你。执行的时候，应该会在咱们村西的河滩上，到时候你要是想去看……”

“我不去。”我摇了摇头，打断他的话，“没啥好看的。他伏法了，立柱能安息就行了，我不想见他。”

“也行。”李向阳点点头，“嫂子，你也别太难过了，案子破了，你也能松口气了。以后家里有啥困难，就跟村里说，或者去派出所找我们，能帮的我们肯定帮。”

“谢谢李同志，麻烦你们了。”我说。

送走了李向阳他们，天已经快黑了。赵婶又过来了，帮我生火做饭。

我站在灶台边，看着灶里的火苗，心里乱糟糟的。案子破了，凶手抓到了，按说我该高兴，该松口气，可心里却空落落的，像是少了点什么。

立柱还是回不来了。

就算凶手伏法了，他也活不过来了。我们买驴的计划，翻盖房子的计划，去县城逛的计划，都实现不了了。

那天晚上，我还是擀了捞面，炸了辣椒油。盛了满满一碗，放在桌子对面，摆上一双筷子。

狗蛋坐在桌子旁边，好奇地问：“娘，这碗给谁的呀？”

“给你爹的。”我摸着他的头说，“今天你爹高兴，陪他吃碗面。”

狗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拿起筷子，低头扒拉碗里的面。

我坐在桌子对面，看着那碗热气腾腾的捞面，好像看见立柱坐在那儿，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吃得满头大汗，还不忘抬头冲我笑。

眼泪又模糊了眼睛。

接下来的几天，村里天天都在议论这件事，走到哪儿都能听见有人说张满仓，说周立柱的案子。好多人来我家看我，有安慰我的，也有好奇打听细节的。我都客客气气地应付着，不多说什么。

日子好像还是以前的样子，又好像不一样了。

我还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倒尿盆，喂猪，生火做饭，然后下地干活。但是心里那块压了五年的大石头，慢慢挪开了。晚上躺下的时候，不再翻来覆去想案子的事，能睡个安稳觉了。

又过了十天左右，周老根拿着一张盖着红章的纸，来到我家。

“桂珍啊，县里的判决书下来了。”周老根把纸递给我，“张满仓，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明天上午，在村西河滩上执行枪决。我来跟你说一声，你要是想去看……”

“我不去了，老根叔。”我把判决书递回去，平静地说，“知道结果就行了。”

“哎，不去也好。”周老根叹了口气，“这些年你也熬够了，以后好好过日子，带好孩子，比啥都强。立柱在底下，也能瞑目了。”

“嗯，我知道。”

第二天上午，村里热闹得跟赶集似的，家家户户都锁着门，大人小孩都往村西河滩跑，都想去看枪毙犯人。我没去，也没让狗蛋去。

我早早起来，和了面，擀了捞面，又打了二两红薯烧，是立柱以前最爱喝的。还煮了两个鸡蛋，装在篮子里。

我给狗蛋穿了件干净的布褂子，说：“走，狗蛋，咱们去看你爹。”

狗蛋点点头，牵着我的手，跟着我往村南的坡地走。

立柱的坟在坡地上，周围种了几棵侧柏，是我前两年栽的，现在已经长到一人多高了。坟头上的草黄了，风一吹，簌簌地响。

我把篮子放在坟前，摆好捞面，倒上酒，又拿出黄纸，蹲下来点燃。

纸灰被风卷起来，飘在空中，打着旋儿。

“立柱，”我轻声说，“今天判了，死刑，这会儿估计已经执行了。害你的人，得到报应了。你的仇报了，案子结了，你就安心吧，别再惦记家里了。”

风刮过柏树枝，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他在回应。

“这些年，我把狗蛋带得挺好，今年七岁了，懂事了，过了年就送他去乡上念书。家里的三亩地我也种得好，每年打的粮食够吃，还有点余粮能换点钱。你放心，我肯定把他拉扯大，教他好好做人，不偷不抢，堂堂正正的，像你一样。”

狗蛋站在旁边，学着我的样子，对着坟头磕了个头，奶声奶气地说：“爹，我以后好好读书，考大学，挣钱养娘。”

我摸着儿子的头，笑了笑，眼泪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我蹲在坟边，跟立柱说了好一会儿话，说家里的猪又下崽了，说东边地里的玉米长得好，说狗蛋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了，说村里修了新路，去乡里更方便了。

都是些家常话，以前他在家的时候，我们晚上坐在炕上，也是说这些。

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我才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说：“立柱，我们回去了，以后再来看你。你好好的。”

回去的路上，太阳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路边的野菊花开了，黄灿灿的一片，风一吹，晃啊晃的。狗蛋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摘了一朵小野花，跑回来递给我：“娘，给你。”

我接过花，别在衣襟上，牵着儿子的手，慢慢往村里走。

心里空落落的，又很踏实。压了五年的心事，终于了了。

从那以后，日子就慢慢顺当了。

过了年，我送狗蛋去乡上的初小念书。孩子很懂事，也聪明，读书很用功，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老师都说，这孩子将来有出息。

我还是种着那三亩地，农忙的时候，周老根会让他家大壮过来帮忙，赵婶也常过来搭把手。我也不白用人，每次收了粮食，都给他们送点过去。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日子过得也不算难。

收麦那年的事，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楚。五月里，麦子熟了，金黄金黄的一片。那天本来是晴天，我正割着麦子，突然就变天了，乌云从西边压过来，眼看着就要下暴雨。

那时候周大壮去县里办事了，赵婶家也忙着收麦，没人能搭把手。我看着地里的麦子，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要是被雨浇了，麦子发了芽，一年的收成就没了。

我咬咬牙，把狗蛋放在地头的树荫下，叮嘱他别乱跑，然后弯下腰，加快速度割麦子。镰刀磨得飞快，麦秆一根根倒下，我手上磨出了泡，破了，沾了汗水，刺疼刺疼的，也顾不上停。

雨点子已经开始往下掉了，砸在脸上，凉丝丝的。我咬着牙，割得更快了，腰都直不起来，汗水混着雨水往下流。

就在雨要下大的时候，周老根扛着镰刀跑过来了，身后还跟着村里的两个小伙子。

“桂珍，别着急，我们来帮你！”周老根喊着，冲进了麦地。

人多力量大，没一会儿就把剩下的麦子割完了，捆成捆，搬到了田埂上的棚子里。刚搬完，大雨就哗哗地下了起来。

我们躲在棚子里，看着外面的雨，都松了口气。我看着周老根他们浑身都淋湿了，心里过意不去，说：“老根叔，真是谢谢你们了，要是没有你们，我这麦子就毁了。”

“客气啥，都是乡里乡亲的。”周老根抹了把脸上的雨水，笑着说，“立柱不在了，我们帮衬你娘俩是应该的。”

我看着外面的雨，心里暖烘烘的。这些年，村里的乡亲们没少帮我，我都记在心里。

冬天的时候，柴不够烧，我就带着狗蛋去坡上拾柴。西北风刮得脸疼，手冻得通红，裂开了一道道小口子，一碰就疼。狗蛋也不闹，拿着个小篮子，跟在我后面捡干树枝。

有一次，他捡了一根特别粗的树枝，拖都拖不动，还跟我说：“娘，你看，这个能烧好几天。”

我看着他冻得红扑扑的小脸，心里又酸又软。

晚上的时候，我就坐在煤油灯底下纺线。纺车嗡嗡地转，棉线一点点缠在锭子上。纺一斤线能换五分钱，我攒着，给狗蛋交学费，买笔墨，买本子。

灯光昏黄，映着孩子趴在炕上写字的影子，安安静静的。我就觉得，再苦再累，都值了。

墙上的鞭子还挂在那儿，落了点灰尘，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擦一遍。有时候纺线纺累了，就抬头看看它，好像立柱还在身边，陪着我们娘俩。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平淡，但是安稳。

后来，狗蛋考上了县里的中学，要住校。送他去县里那天，我给他缝了新被褥，装了满满一袋子干粮，还有煮好的鸡蛋。

孩子背着书包，站在学校门口，跟我说：“娘，你回去吧，我会好好读书的。”

我点点头，看着他走进校园，直到看不见背影了，才转身往回走。路上忍不住掉了眼泪，是欣慰的眼泪。

再后来，狗蛋考上了省里的大学，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全村都轰动了。周老根特意放了一挂鞭炮，说给我们老周家争光了。

我带着狗蛋去立柱的坟上，把通知书放在坟前，烧了纸。

“立柱，你看见了吗？咱们儿子考上大学了，是省里的大学，有出息了。”我笑着说，眼泪却流了下来，“你要是能亲眼看见，该多好。”

风刮过柏树枝，沙沙地响，像是他在答应。

大学毕业之后，狗蛋留在了省城工作，进了一家工厂，当了技术员。没过几年，娶了媳妇，生了个大胖小子。

他好几次要接我去省城住，说城里条件好，能照顾我，还能让我天天看见孙子。我都没答应。

我舍不得这个村子，舍不得这三间土坯房，舍不得后院的柴窑，舍不得村南坡地上的那个坟。

我在这儿住了一辈子，立柱在这儿，我的根在这儿。

现在我也老了，头发都白了，但是身子骨还硬朗。每天还是早起，扫扫院子，喂喂鸡，跟村里的老姐妹们坐在门口晒晒太阳，说说话。

天气好的时候，我就提着篮子去坡上转转，给立柱的坟拔拔草，添点土，跟他说说话。说说儿子工作上的事，说说孙子又长高了，说说村里又盖了新房子，修了大马路。

说说这些年的好日子。

有时候早上起来，端着尿盆往后院走，还会想起1956年的那个清晨，想起那声压着嗓子的咳嗽，想起柴窑里钻出来的那个蓬头垢面的人。

然后就会叹口气，觉得这人世间的事，真是奇妙。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这话，老辈人说了多少年，真的不假。

人这一辈子，行得正，坐得端，才能睡得安稳。昧着良心做事，就算躲得了一时，也躲不了一世。

风吹过院子里的老槐树，沙沙作响，像是立柱在跟我说话。

我笑了笑，转身回屋。

日子还长，好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