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参考
2000年6月25日凌晨，广西浦北县一处砖瓦小屋里，电灯昏黄。吴善柳压低嗓音对父亲说：“爸，我要再来一次。”
墙角堆着半人高的教材和试卷，窗外的虫鸣还没停。他第一次高考刚结束，分数还没公布，却已经预判了失利。父亲沉默半晌，只回了一个字：“行。”
那一年吴善柳十八岁。吴家经济普通，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靠几亩地做农活，两家邻居的孩子高中毕业便跟着亲戚去了广东打工。吴善柳偏不。他要考清华。
第一年失手，他留在浦北当地中学复读。第二年，他考上北京交通大学。按县里的标准，这已经是跳出了农门。亲戚提着鸡蛋来贺，母亲在灶台前忙了一下午。可吴善柳把那张录取通知书锁进了抽屉。
2002年秋天，他从北交大退学，独自回到浦北。系里老师挽留，校长也找他谈过话，他只是摇头。一个同宿舍的同学劝他：“哥们，北交大也不错，别折腾。”吴善柳没回应，背起书包回了县城复读班。
此后八年，他把广西、广东口碑好的复读学校几乎读了个遍。钦州的学校管得严，他就去；玉林那边升学率高，他也去。每年高考报名，他的名字在县招生办都成了熟脸。
2003年到2013年，吴善柳年年报名。最亮眼的一年，他拿到了北京大学录取。更早一年，他的分数够中山大学王牌专业。但每次放榜后，他都准时去办理退档手续。招生办老师问他原因，他只说一句：“不去，目标没到。”
消息传回老家，有人佩服他认死理，也有人在背后摇头：三十岁的人，怎么还和十八岁的孩子抢考场。父亲出门偶尔被人问起，也只是笑笑，不说话。
吴善柳的作息渐渐被复读班的同学叫成“钟表”。清晨四点半起床，背公式；中午闭眼三十分钟，雷打不动；晚上解题到深夜，熄灯后还要在脑子里过一遍白天的错题。考试前，他会把教室最后一排的窗户擦得透亮，有人问，他说这样“可以让思路更通透一点”。同龄人一个个结婚生子，他依旧揣着准考证在各地考场之间奔波。
2014年6月，分数揭晓：680分，清华大学电机系。浦北县城有人放了鞭炮，他的名字上了报纸，媒体给了个称号——“高考狂魔”。那一年，清华同届本科新生平均十八九岁，吴善柳三十二岁。面对镜头，他只说了一句：“这件事我拖得太久了。”
进入清华后，他把睡眠时间压得很短，大量精力放在专业竞赛上。一位教授后来评价他：悟性一般，但韧性少见。因为年纪差了一轮还多，他和宿舍里的“小师弟”们处成了一种介于兄长和同学之间的关系。凌晨实验室只剩他一个人时，他常顺手把实验心得写成纸条，贴在公告栏里，提醒师弟们少走弯路。
毕业那一年，吴善柳三十六岁。去企业招聘会，招聘人员看一眼身份证便摇头。体制内岗位的年龄限制卡得更死。有面试官婉转地告诉他：“你很优秀，可公司要考虑培养周期。”他没有多辩解，收拾材料就离开了现场。
几经权衡，他接受了一所县级中学的聘书，回到讲台。
消息传开，有人问：花八年复读、四年清华，最后当中学老师，值吗？吴善柳回答得很平静：“清华给我的是方法，不是标签。”
他的物理课上，学生分组讨论电路难题，他拿着粉笔把错误思路一步步拆开，让学生看见错在哪一环。遇到学习瓶颈的孩子，他不急着讲概念，先从抽屉里掏出那迭厚厚的旧错题本，翻到某一页：“看，这是我当年反复写错的。”学生低头看，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批注。
学生们叫他“吴哥”，不叫“吴老师”。高三冲刺阶段，他周日组织模拟考，考完请成绩最末的几位同学吃粉，热汤粉端上来，他说一句：“胃里热了，脑子才能转。”校长起初担心家长有意见，结果家长会当晚，他收到了一串表扬短信。
十年过去，吴善柳不再是新闻人物。县教育局给他颁过“优秀班主任”，有杂志偶尔约访，他总把话头推掉：“把镜头给孩子们。”他的工资不算高，仍旧住在学校旁边的单身宿舍里。宿舍陈设简单，一台老式台灯照着厚厚备课本，墙上贴着一枚清华校徽，那是他唯一的装饰。
他常被请去做学生生涯规划讲座。别人讲“如何冲刺名校”，他讲“目标与代价”。今年四月，面对一屋子即将高考的学生，他说：“每一次选择都写着成本，你要弄清是否承担得起。”台下安静了很久。讲完，他默默收起U盘，出了校门，坐长途车回浦北县。
在那间住了多年的宿舍里，台灯还亮着。吴善柳批改完最后一本卷子，停下手，抬头看向窗外。玻璃干净透亮，映着县城夜晚稀疏的灯火。他坐了一会儿，起身把窗户又擦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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