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我娶落难女干部，她官复原职头也不回，3天后省里打来电话

慕引

1978年深冬，我在村东头的河滩上捡回了一个女人。她蜷在芦苇丛里，棉袄湿透了半截，嘴唇冻得发紫，怀里还死死抱着一只掉了漆的搪瓷缸。村里人都说，这女人来路不明，八成是个“有问题”的。我没听劝，把她背回了家。后来她告诉我，她叫沈若云，是从省城下放来的干部，在农场改造了七年，刚接到通知——平反了，官复原职。我替她高兴，也替自己难过。她走的那天，头也没回。我以为这辈子不会再听到她的消息了。三天后，省里的电话打到了公社。

【第一章 河滩上捡个人】

腊月的风从河面上刮过来，带着冰碴子的腥气。

我那天去河滩上砍柳条，准备编几个筐子，开春好拿到集上换盐。走到东头那片芦苇荡的时候，脚底下踢到一个软东西。低头一看，是个人，蜷成一团，脸朝里，身上的蓝布棉袄湿了半截，结了薄薄一层冰壳子。

我蹲下去扒拉了一下，没动静。又使劲翻过来，是个女人。脸白得像纸，嘴唇乌青，鼻子里还有一丝气。怀里死死抱着一只搪瓷缸，缸子上的漆掉得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红五星的轮廓，缺了个角。

那年月，河滩上冻死个人不稀奇。可这女人身上穿的是干部服，蓝咔叽布的，虽然磨得发白，领子上的扣子还是那种正经的塑料扣，不是我们庄稼人用的布疙瘩。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她背了起来。

她轻得很，背在背上跟背一捆干柴差不多。回到家，我妈正在灶上烧火，看见我背个人进来，手里的火钳子差点掉地上。

“哪来的？”

“河滩上。”

“死了没有？”

“还有气。”

我妈没再问，赶紧把炕烧旺了，又翻出我爹留下的一件旧棉袄。我们把她放在炕上，灌了半碗姜汤，她呛了一口，咳了几声，眼皮动了动，没睁开。

我妈拿毛巾给她擦脸，擦着擦着停住了手，凑近看了看，小声说：“这女人不一般。”

“咋？”

“你看她这手。”我妈把她的手翻过来，“细皮嫩肉的，指头上连个茧子都没有。这不是干粗活的人。”

我没吭声。那年月，村里来过的“不一般”的人不少。知青、下放干部、右派家属，哪个不是灰溜溜地被塞到穷乡僻壤里来的？可这个女人躺在河滩上，怀里还抱着个搪瓷缸，像是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

她昏睡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我端着一碗小米粥进屋的时候，看见她睁着眼，盯着房梁看。房梁上挂着几串干辣椒，还有去年秋天晾的玉米棒子，黑乎乎的。

“你醒了。”我把粥放在炕沿上。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很亮，亮得不像是刚从鬼门关回来的人。她张了张嘴，嗓子哑得几乎听不出声：“这是……哪里？”

“柳河大队，三生产队。”

她闭了一下眼，像是在消化这个信息。过了一会儿又问：“是你……把我弄回来的？”

“嗯，河滩上。”

她没再说话，撑着胳膊想坐起来，手一软又倒下去了。我把粥碗递过去，她接过碗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手指在发抖，但端碗的姿势很稳，是用两只手捧着，像捧什么要紧的东西。

她喝了小半碗，就喝不动了。放下碗，她看着我，说了一句话：“我叫沈若云。”

“我姓陈，陈建国。”

她点了一下头，又把眼睛闭上了。

那天下午，我去大队部汇报。大队支书老刘正蹲在院子里抽旱烟，听我说完，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

“省城下放来的？”老刘眯着眼，“前几年农场那边确实送过来一批，都在北边那几个大队。怎么跑到咱这儿来了？”

“不知道，看着像是走了不少路。”

老刘想了想，说：“你先让她待着，我明天去公社问问。要是‘有问题’的，你可不能留。”

我没接话。往回走的路上，碰见了隔壁的王婶。王婶正端着一簸箕玉米面往家走，看见我就凑过来，压低嗓子问：“听说你捡了个女人？”

“嗯。”

“啥来头？”

“不清楚。”

王婶撇了撇嘴：“我可听说了，是从北边农场跑出来的。那种人你也敢往家领？回头上面查下来，你担得起？”

“她一个快冻死的人，总不能看着不管。”

王婶哼了一声，端着簸箕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你妈也是命苦，你爹走得早，你要是再摊上事，你妈咋办？”

这句话戳到了我的痛处。我爹是前年冬天走的，肺上的毛病，拖了大半年，最后还是没熬过去。剩下我妈和我，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十六，小妹十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多一张嘴，就多一份负担。

可我回到家，看见沈若云靠在炕头上，正慢慢地把那碗凉了的粥往嘴里送，一口一口的，不急不慢。她的手腕上有一道很深的疤，像是被什么勒过的痕迹。她感觉到我在看，把袖子往下拉了拉。

那天晚上，我妈问了我一句话：“建国，你打算咋办？”

“先养着吧，等她好了再说。”

我妈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她在灶上多添了一把柴，把炕烧得比平时热了些。

沈若云在炕上躺了三天，才能下地走路。她走路的样子和村里女人不一样，腰板挺得很直，步子不急，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她去院子里上厕所，经过灶房的时候，看见我妈在剁猪草，停下来看了一眼。我妈抬头说：“你歇着去，别站风口。”

她没走，站了一会儿，说：“婶子，我帮你烧火吧。”

我妈愣了一下，把火钳子递给她。她蹲在灶前，往灶膛里添柴，动作生疏，但很认真。火光映在她脸上，我妈后来说，那时候才看清她的模样——眉毛很浓，眼睛很深，鼻梁挺直，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好看的人。就是瘦，颧骨都凸出来了。

那天晚饭，她第一次跟我们同桌吃。我妈蒸了一锅红薯面窝头，熬了一锅白菜汤，汤里飘着几星油花。她拿了一个窝头，掰开，一小块一小块地吃，吃得很慢，但吃完了整整一个。我妈又递给她半个，她接过来，说了声“谢谢婶子”。

我妈后来跟我说：“这女人有规矩。”

我问啥规矩，我妈说：“你看她吃饭那样子，不紧不慢的，碗里一粒米都不剩。穷人家出来的，没这规矩。她以前的日子，肯定不差。”

我没接话。那几天，沈若云不怎么说话，大部分时间坐在炕上，望着窗外发呆。窗外是光秃秃的枣树和灰蒙蒙的天。她有时候会摸那个搪瓷缸，用手指摩挲缸沿上缺的那个角。

第四天早上，她跟我说：“陈建国，我想去公社一趟。”

“干啥？”

“打个电话。”

我看了她一眼。她的眼神很平静，但嘴唇抿得很紧。

“公社的电话不是随便让人打的。”

“我知道。”她低下头，“可我得打。”

我没再问。那天上午，我推着队里的平板车去公社拉化肥，顺路带上了她。她坐在车板上，裹着我妈的旧头巾，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到了公社门口，她下了车，整了整衣服，把头发拢到耳后，然后走了进去。

我在外面等了很久。等得日头从东边挪到了头顶。她出来的时候，脸色看不出来什么，只是眼睛红红的。

“打通了？”

“嗯。”

“那边咋说？”

她没回答，上了车板，说：“回去吧。”

一路上她没说话。风很大，吹得平板车的轱辘吱呀吱呀响。快到村口的时候，她忽然说了一句：“陈建国，你是个好人。”

我没回头，假装没听见。那年月，“好人”这两个字不轻，说出来让人心慌。

【第二章 她成了我媳妇】

沈若云在柳河大队住了下来。

大队支书老刘去公社问了一圈，回来跟我说：“上面查了，她是省里一个单位的干部，前些年下放到北边农场。现在政策变了，她那案子正在重新审查，暂时没地方去，先让她待着吧。”

“待哪儿？”

“待你那儿呗。”老刘看了我一眼，“你不是已经收留了？”

这话说得轻巧，可村里人的嘴不轻巧。王婶第一个跳出来，在井台上跟几个妇女说：“一个光棍汉子，家里养个外来的女人，像什么话？”

这话传到我妈耳朵里，我妈气得一晚上没吃饭。

沈若云也听到了。那天晚上她坐在灶前帮我妈烧火，添了一根柴，说：“婶子，我给你添麻烦了。”

我妈把手里的面盆往灶台上一搁：“你添啥麻烦？你是我儿子背回来的，谁爱说啥说啥。”

话虽这么说，可我妈心里也犯嘀咕。有一天晚上她跟我说：“建国，这女人的事，你到底咋想的？她要是一直待着，你总不能一直这么不清不楚的。”

我知道我妈的意思。那年我二十七了，村里跟我一般大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妈托人说了好几门亲事，都因为家里穷、还有两个妹妹要养，没成。现在家里多了一个女人，虽然说是落难的，可到底是个女人。

沈若云自己也知道这些。她开始主动找活干。先是帮我妈做饭、喂猪、扫院子，后来跟着我下地。她干活不行，锄头拿不稳，挑水挑不动，割麦子割到自己的手。但她不吭声，闷着头干，手磨出了血泡也不歇。

有一次在地里，王婶当着她的面说：“城里来的就是不行，干不了庄稼活。”

沈若云直起腰，看了王婶一眼，没说话，接着割。那天晚上回家，我发现她的手掌全是血口子，我妈给她上药的时候，她疼得直抽气，但咬着牙不出声。

“疼就喊出来。”我妈说。

“不疼。”她说。

我妈叹了口气：“你这孩子，倔。”

“婶子，”沈若云忽然说，“我想跟您商量个事。”

“啥事？”

“我想……跟建国把婚结了。”

我妈手里的药棉停住了。灶房里很安静，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

“你想好了？”我妈问。

“想好了。”

“你外头的事还没弄清楚，万一……”

“万一什么？”沈若云抬起头，眼睛亮亮的，“婶子，我在农场七年，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事没经过？能活着到这儿，已经是赚的了。建国是好人，我不想拖累他，可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我妈看了她很久，最后说：“这事你跟建国说。”

那天晚上，沈若云在院子里等我。天很冷，她站在枣树下，裹着我妈那件旧棉袄，呼出的气都是白的。

“陈建国，”她叫我，声音很轻，“我跟婶子说了，我想跟你结婚。”

我愣住了。手里端着的搪瓷盆差点掉地上。

“你要是觉得不合适，就当我没说。”她补了一句。

“你……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你外头的事……”

“不管外头的事咋样，”她打断我，“我现在是沈若云，一个落难的人。你把我从河滩上背回来，给我吃，给我住，这份情我记着。你要是愿意，我就跟你过。要是不愿意……”

“我愿意。”我说。

这三个字说出口，我自己都有点意外。可说出来之后，心里反倒踏实了。她站在枣树下，月光照着她的脸，她笑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笑。很浅，嘴角动了一下，但眼睛亮了。

结婚的事办得很简单。那年月，村里结婚就是去公社领个证，买几斤糖分一分，就算成了。登记那天，我借了队里的自行车，带着她去公社。她坐在后座上，手抓着车架，一路上没说几句话。到了公社，民政干事翻了翻本子，问了几个问题，填了表，盖了章。

出来的时候，她把那张结婚证看了又看。纸很薄，上面印着红色的字，写着我们俩的名字。她把结婚证叠好，揣进贴身的衣兜里，拍了拍。

“走吧。”她说。

没有酒席，没有新衣服。我妈把家里那只下蛋的老母鸡杀了，炖了一锅汤。两个妹妹一人得了一块鸡肉，高兴得直跳。沈若云把她碗里的鸡肉夹给小妹，小妹不要，她又夹回去，说：“吃吧，我不爱吃肉。”

那天晚上，她坐在炕沿上，把那个搪瓷缸拿给我看。缸子里面有几道裂纹，但洗得很干净。她说：“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我娘走得早，就剩这一个缸子。”

“你爹呢？”

“也没了。”她把缸子放下，“所以我现在是一个人。嫁给你，我就有家了。”

她说“家”这个字的时候，声音有点抖。我没说话，把她的手握住了。她的手很凉，骨节分明。过了一会儿，她把手抽回去，擦了擦眼睛，说：“睡吧，明天还得上工。”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的好。沈若云干活虽然不行，但她会打算。她把家里那点粮食精打细算，掺着野菜、红薯，勉强能接上顿。她还把我妈那架快散架的纺车修好了，晚上在油灯下纺线，纺到半夜。纺出来的线拿到集上换布，给两个妹妹一人做了一件新褂子。

我妈对这桩婚事，开始是担心的，后来慢慢放了心。有一次她跟我说：“建国，你媳妇虽然不会干庄稼活，但她心里有数。比那些只知道闷头干活的强。”

村里人的闲话也慢慢少了。沈若云嘴不甜，但见人打招呼，谁家有个红白喜事，她也去帮忙。时间长了，大家也就把她当自己人了。

只有一件事，她从来不提。就是她以前的事，她是什么干部，犯了什么事，农场那七年怎么过的。我问过一次，她正在纳鞋底，针停了一下，说：“过去的事，提它干啥。”

我没再问。可我心里知道，她不说，不代表忘了。有时候半夜醒来，我看见她睁着眼，盯着黑乎乎的房顶，一句话不说。

【第三章 平反的通知来了】

开春的时候，村里开始传消息，说要分田到户了。有人高兴，有人愁。老刘在队部开会，念了一份上面的文件，念得磕磕巴巴的，底下人听得半懂不懂。

沈若云坐在角落里，听完之后没说话。回家的路上，她忽然跟我说：“建国，要变天了。”

“啥意思？”

“我在农场的时候，管我们的人说过一句话——等政策变了，你们这些人都是要回去的。”她看了我一眼，“现在政策真的变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接话。

那段时间，沈若云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她干活的时候经常走神，纳鞋底纳到一半就停下来，望着远处发呆。有一天晚上，她翻出那个搪瓷缸，用布擦了又擦，擦得锃亮。

“你要走了？”我问。

她没回答，把缸子放在炕头，说：“这缸子跟了我十二年。”

我知道，有些事拦不住。

果然，半个月后，公社来了通知，让沈若云去一趟。那天她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虽然还是那件蓝布棉袄，但洗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她走之前，看了我一眼，说：“我去去就回。”

她去了整整一天。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站在院子里，月光照着她的脸，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咋样？”我问。

“平反了。”她说。声音很轻，像是怕被风吹散。

“官复原职，让我回省城，原来的单位。”

院子里很安静。枣树还没发芽，光秃秃的枝丫在月光下像一把把叉子。

“那……你啥时候走？”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三天后。”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饭，一家人围着桌子吃。谁也没说话。两个妹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看我，看看沈若云，低头扒饭。

沈若云吃了几口，放下筷子，从衣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是一块手绢，包着什么东西。她打开来，是几张票子，还有一张纸。

“婶子，”她看着我妈，“这钱您拿着。那张纸是公社的证明，上面写了我的地址和单位。以后有事，可以来找我。”

我妈没接，把碗往桌上一搁，站起来进了里屋。

沈若云愣了一下，低下头，把东西又包好，放在我妈的碗旁边。

那三天，过得很快。

第一天，她把家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把灶房里的柴码整齐了，把院子扫了，把两个妹妹的衣服破了的地方都补好了。第二天，她去了一趟供销社，扯了几尺布，给我妈做了一件褂子。晚上在油灯下赶出来，针脚细细密密的。第三天早上，她把那件褂子叠好，放在我妈的炕头。

她自己的东西，只有一个旧布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和那个搪瓷缸。

走的那天，是个阴天。风很大，吹得院子里的枣树哗哗响。

我推着平板车送她去公社坐车。她坐在车板上，裹着那条旧头巾，一路上没说话。到了公社门口，车还没来。她下了车，站在路边，看着远处的土路。

“建国，”她忽然叫我。

“嗯。”

“那缸子，我带走了。”

“嗯。”

她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车来了，是辆破旧的长途客车，车身上全是泥点子。她提着布包上了车，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开动的时候，她隔着玻璃看了我一眼。我站在路边，手插在袖筒里，风灌进领子，冷得很。她没有招手，没有回头。

车走远了，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土路的尽头。我站了很久，直到脚都冻麻了，才推着平板车往回走。

回到家，我妈在灶上烧水。看见我进来，问了一句：“走了？”

“走了。”

我妈没再说话。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我看见她眼睛红红的。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炕上少了一个人，空了一大块。我伸手摸了摸她睡过的地方，凉的。

第四天早上，我起来扫院子。王婶从门口经过，探头看了一眼，问：“你媳妇呢？”

“走了。”

“走了？”王婶眼睛一亮，“回城了？”

“嗯。”

王婶啧了一声，想说什么，看见我妈端着盆从屋里出来，又把话咽了回去，走了。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

【第四章 三天后的电话】

三天后的傍晚，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队部方向有人喊我的名字。

“陈建国！陈建国！”

是大队会计老赵的声音，跑得气喘吁吁的。

“公社来电话了，找你！”

我放下斧头，心里纳闷。公社找我，能有啥事？我擦了擦手，跟着老赵往队部走。老赵一边走一边说：“电话里那人说是省里打来的，口气不小，公社那边赶紧让找你。”

到了队部，老赵把电话递给我。那是一部黑色的老式电话，听筒上缠着胶布。我接过来，喂了一声。

“陈建国同志吗？”那边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正式，带着省城口音。

“我是。”

“沈若云同志让我给你带个话。”

我握着听筒的手紧了紧。

“她昨天到省城了，已经到单位报了到。单位给她安排了住处，一切都好。她让我告诉你，让你放心。”

“嗯。”

“还有一件事。”那边顿了一下，“沈若云同志说，她走的时候有一张证明留在了你家里，上面写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她说……让你把家里安顿好之后，带着你母亲和妹妹，去省城找她。”

我愣住了。

“她说，她在省城等你们。”

那边又说了一些什么，我没太听清。挂了电话，我站在队部门口，天已经黑了，星星一颗一颗地冒出来。老赵在旁边问：“啥事？”

“没事。”

我往家走，走了一半，忽然停下来，蹲在路边。那年我二十七岁，从没在别人面前哭过。可那天晚上，我蹲在路边的土沟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回到家，我妈正在灯下纳鞋底。她看见我进来，抬头看了一眼，问：“谁打的电话？”

“省里。”

“啥事？”

我站在门口，把话说了一遍。我妈手里的针停住了。她看了我很久，然后把鞋底放下，站起来，走到里屋，从炕头的针线筐底下翻出一样东西。

是那张证明。沈若云走的那天留下的。我妈一直没扔。

“我明天去把猪卖了。”我妈说。

“干啥？”

“你不是要去省城吗？总得凑点盘缠。”

那天晚上，我妈翻出家里所有的积蓄，数了又数。一共是四十三块六毛。她把钱用布包好，压在枕头底下。然后她坐在炕上，跟我说了很多话。她说，她早就看出来沈若云不是一般人，早晚要走的。她说，她没想到沈若云会打电话来。她说，她那天不接那钱，是觉得收了钱，就真的成外人了。

“她心里有你。”我妈说，“要不不会打这个电话。”

我没说话。窗外刮着风，枣树的枝丫蹭着窗纸，沙沙响。

第二天，我去公社打了一个电话。电话转了好几次，才转到沈若云的单位。等了很久，那边才有人接。

“沈若云同志在开会，你是哪位？”

“我是她……家里人。”

那边顿了一下，说：“你等一下。”

又过了很久，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声音。

“建国？”

是她。声音有点哑，像是刚哭过，又像是感冒了。

“嗯。”

“你收到信了？”

“收到了。”

电话里安静了一会儿。然后她说：“你啥时候来？”

“过几天。我妈把猪卖了，凑点路费。”

“不用卖猪。”她的声音急了些，“我给你寄钱。”

“不用。”

“陈建国——”

“我说不用。”

又是一阵沉默。然后她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从电话线里传过来，很轻，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

“你还是那个脾气。”她说。

“你也是。”

“我等你。”

“嗯。”

挂了电话，我走出公社大门，外面阳光很好。路边的杨树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我深吸了一口气，往回走。脚步比来的时候轻了很多。

【第五章 去省城的路上】

去省城那天，是个大晴天。

我妈把家里收拾利索了，把两个妹妹托付给隔壁的李婶照看。她换上了沈若云给她做的那件新褂子，灰蓝色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我背着那个旧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几个窝头。

先坐拖拉机到镇上，再从镇上坐长途车到县城，县城转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绿皮车，车厢里挤满了人，有挑着担子的农民，有背着铺盖卷的知青，还有穿着干部服的出差人员。我妈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直往外看。麦田、村庄、河流，一样一样地从眼前滑过去。

“建国，”我妈忽然说，“你说若云现在住的啥地方？”

“单位分的宿舍吧。”

“她一个人，吃啥？”

“有食堂。”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她以前是干部，吃食堂的。现在回去，还是吃食堂。”

我明白我妈的意思。沈若云在柳河那几个月，虽然苦，但一家人围着一张桌子吃饭。现在她回去了，又是一个人了。

火车开了大半天，到省城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出了站，满眼都是灯。路灯、车灯、楼房窗户里透出来的光，亮得晃眼。我妈拉着我的胳膊，有点紧张。我其实也紧张。这地方太大了，路太宽了，人太多了。

沈若云给的地址，是一个大院子。门口有传达室，看门的老头问了半天，又打了一个电话，才放我们进去。院子里有几栋灰色的楼房，楼下的花坛里种着冬青，路灯照着，绿得发亮。

我们找到了那栋楼，上了三楼。楼道里很暗，只有一盏小灯泡，昏黄的光。我找到了门牌号，站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门开了。

沈若云站在门口。她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头发剪短了些，脸色比在柳河的时候好多了，不那么瘦了。她看见我，又看了看我身后的我妈，愣了一下。

“婶子？”她的声音有点抖。

我妈站在我身后，看着沈若云，忽然眼圈就红了。她伸手拉了拉身上的新褂子，说：“若云，这褂子我穿来了。”

沈若云看着她，嘴唇动了动，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上前一步，把我妈的手握住了。

“婶子，进来吧。”她说，声音哑哑的。

屋子不大，一间房，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桌子上放着那个搪瓷缸，还是老样子，缺了个角。旁边有一个煤油炉，上面坐着一只小锅，锅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是小米粥。

“我知道你们今天到，熬了粥。”沈若云说，给我们倒水，手有点抖。

我妈坐在椅子上，打量着屋子。她看见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旁边放着一个布包——就是沈若云走那天提的那个。

“你就住这儿？”我妈问。

“嗯。单位分的一间，够住了。”

我妈沉默了一会儿，说：“比柳河那间大。”

沈若云笑了一下，眼眶还是红的。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围着小桌子喝粥。粥里放了红枣，甜甜的。沈若云给我妈盛了一碗，又给我盛了一碗，最后才给自己盛。她坐下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小声说：“路上累了吧。”

“不累。”

她低下头喝粥，喝了两口，忽然说：“我那天走的时候，没回头。”

我握着筷子的手停了停。

“我不敢回头。”她说，“我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我妈放下碗，伸手拍了拍她的手背，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妈睡在床上，沈若云把椅子拼了拼，铺了条毯子，让我睡椅子上。她自己坐在桌子边，守着煤油炉，炉子上的水壶冒着白汽。我躺在椅子上，看着天花板，心里踏实了。

“建国，”她轻声叫我。

“嗯。”

“那个搪瓷缸，我每天都擦。”

“我知道。”

她没有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的呼吸变得均匀了，像是睡着了。窗户外面，省城的夜没有柳河那么黑，路灯的光透过窗帘，在天花板上投下淡淡的影子。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看见沈若云坐在桌子边，手里拿着那个搪瓷缸，缸子里的水已经凉了。她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什么。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眉眼舒展着，比在柳河那几个月年轻了不少。

我妈也醒了，坐在床上，看着沈若云的背影，忽然说了一句：“若云。”

“嗯？”

“啥时候跟我们回去？”

沈若云转过头来，看着我妈，又看了看我。她笑了一下，说：“婶子，我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我妈点了点头，没再说话。窗外，省城的早晨开始热闹起来。自行车的铃声、小贩的叫卖声、远处工厂的汽笛声，混在一起，嗡嗡的。沈若云站起来，把搪瓷缸放在桌上，说：“我去打点热水，你们再歇会儿。”

她提着水壶出门了。我妈看着她的背影，轻声跟我说了一句：“建国，你娶了个好媳妇。”

我点了点头。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桌上的搪瓷缸上，缺了角的缸沿闪着一点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