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春天,我娶了怀有身孕的傅秀珍。
喜酒只摆了四桌,来的都是厂里几个老工友。院墙外头围了一溜看热闹的街坊,胡秀敏嗓门最大,隔着墙头喊了一句:哎哟,捡了便宜还摆席呢。
秀珍攥着衣角站在堂屋里,没还嘴。
她说:“你现在反悔,我不怨你。”
我说:“进屋吧,外头风大。”
她低头走进屋去,露出后颈上一道浅疤。
那天夜里,我翻了个身,碰到手腕上缠着的一根旧红绳。
那根绳子,我记不清谁系的。
可秀珍看见它的时候,眼睛忽然就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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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婚事是车间主任薛波撮合的。
他来找我的时候,我正在钳工台上修一根断轴,满手油污。他蹲在门槛上抽了半支烟,才开口:“永康,你一个人过了这些年,该找个伴了。”
我说:“我这脑子,伤了跟个漏斗似的,别耽误人家。”
他没接这话茬,叹了口气:“厂里财务科有个女工,叫傅秀珍,现在调到咱们车间来了。人长得周正,干活也麻利,就是……肚子里揣了个娃。”
我手里的锉刀停了一下。
“谁的?”
“说不清。”薛波把烟屁股摁灭,“有人说是冯自明的,有人说是外边野男人的。她自己不肯讲。厂里待不下去了,才调到车间。”
他站起来拍拍裤子,看着我说:“我想来想去,你娶她合适。”
我瞪了他一眼。
“你瞪我也没用。”薛波说话不紧不慢,“你要是不娶,她过俩月就得被厂里清退,回老家挺着个大肚子,日子怎么过?你娶了她,大不了被人说几句闲话,又掉不了肉。”
我低着头,拿棉纱擦那根轴,擦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问薛波:“她愿意吗?”
“愿意。”薛波答得很干脆,“我问过她,她说行。”
我没再吭声。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傅秀珍的名字。
婚礼定在四月初六。
我没请什么人,只叫了薛波和几个师兄弟。秀珍那边更简单,她说家里没人了,爹娘前几年先后走了,只剩一个远房姑姑,联系不上。
我给她扯了两身新衣裳,她接过去在灯下看了看针脚,说太破费了。
我嘴上说破费啥,心里却不舒服。
她说话总带着一股子客气,像怕欠我什么似的。
洞房夜,屋里点着两根红蜡烛,墙角立着个旧衣柜,柜门贴了张红双喜。秀珍坐在床沿上,手放在高高隆起的肚子上,低着头不知道看哪儿。
我站在门口,也有些束手束脚。
最后还是她先开了口:“邓永康,你要是现在反悔,我回车间跟薛主任说,不怪你。礼钱我慢慢还你。”
我说:“反悔啥,又不是买菜。”
她抬眼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头有点说不清的东西,像细针轻轻扎了一下。
她问:“你当真不介意?”
我实话实说:“要说完全不在意,那是骗人。我就一个念头,做人得讲良心。你落到这步田地,我不能看着不管。”
她听了这话,没再问,只是把头又低下去,捻着手腕上一根褪了色的红头绳。
“睡吧。”我吹熄了蜡烛,躺到外屋搭的木板床上。
木板床吱呀响了一声,屋里头忽然很静,静得能听见她压着声音的呼吸。
那天夜里我睡得不踏实。
半梦半醒之间,好像有个女声在我耳边说了句什么,细听又没了。我迷迷糊糊摸了摸手腕上的红绳,心口莫名其妙发闷。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烧水,秀珍已经坐在灶间里淘米了。
她动作麻利,淘完米又利索地切了半块咸萝卜,抬头看见我站在门口,说:“锅里有粥,你先吃,上工别迟了。”
我没答话,转身去打了盆水洗脸。
水盆里映出我的脸,眼角有根新皱纹。
我伸手摸了摸,不记得它什么时候长出来的。
02
结婚后头一个月,秀珍把家里收拾得清清爽爽。
我住的是厂里分的老平房,两间小屋带个灶间,以前我一人住,屋里跟猪圈差不多。
她来之后,墙上糊了报纸,窗台擦了又擦,旧被面洗了晾了一竹竿。
我下班回来,锅里有热饭,灶上温着热水,茶缸子倒满晾温的白开水。
薛波到我家串门,看了直咂嘴:“你看,成了家就是不一样吧?”
我笑了笑,没说话。
说实话,屋子是像样了。可我心里总觉得隔着层东西。
秀珍不太跟我说话。
吃饭的时候,她低头扒拉饭,偶尔夹一筷子菜放进我碗里,也不看我。
我要是问她点什么,她应得很简短,像在填报表:饭够不够,嗯。
厂里累不累,还好。
孩子还好,会动了。
就这么干巴巴的,像两个搭伙过日子的人。
我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但也没法说什么。
毕竟人家肚子里还揣着一个,跟我之间本来就没什么感情可言。
那天我提前收工,回到家还不到四点。
推开院门,屋里静悄悄的。我进去一看,秀珍坐在床沿上,手里拿着两本东西低头看着。
见我进来,她动作顿了一下,倒没像做贼那样赶紧藏,只是慢吞吞把那两本东西合上,塞回枕头底下。
我扫了一眼,看清是两本存折。
一本是我结婚前给她的,里头是我这些年攒的两千多块钱,让她留着买营养品。
另一本旧些,边角磨得发白,我没见过。
她抬起头看看我,脸色倒还算平静。
我装没看见,去灶间倒了碗水,喝了一口才想起来说:“今天厂里发了半斤猪头肉,搁案板上了。”
她“嗯”了一声,起身进灶间忙活去了。
我站在灶间门口,看着她拿刀把那半斤肉细细切了,肥的留出来炼油,瘦的码盘,又切了几刀葱丝。
“那一本,”我听见自己开口问,“是你的嫁妆?”
她手里的刀停了一瞬,又继续切下去,说:“算是吧,娘留给我的。”
我没再追问。
那本旧存折的样子却烙在我脑子里了。深蓝色塑料封皮,左下角有一块焦痕,像是被火燎过。
吃完饭,薛波过来喊我下棋。
我搬了张小桌到院子里,两人摆上楚河汉界,薛波跟我下了两步,忽然压低声音问:“秀珍在家里跟不跟你说话?”
我说:“咋了,你听说了什么?”
薛波把炮往中宫一推,说:“倒没听说啥。我今天在车间听见财务科两个老娘们嚼舌根,说什么……秀珍以前在科里数钱的时候,手指头一捻就知道真假,这么个人干粗活可惜了。”
我随口说:“那可不,出纳嘛。”
“问题就在这。”薛波抬头看了我一眼,“她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调到车间来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不是作风问题吗?”
薛波叹了口气:“作风问题是冯自明两口子说的。谁看见了?没谁看见。厂领导也没查出来实锤,就是风言风语一传,她待不下去了。”
我盯着棋盘,心里头七上八下,嘴上却说:“那是她自己的事。”
薛波“嘿”了一声,不再提了。
可他那一声“嘿”,像根刺似的扎在我心里。
夜里我躺在木板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隔着一道布帘子,秀珍在里屋轻轻咳嗽了一声,孩子似乎踢了她一下,她闷哼了一声。
我下意识想问她要不要紧,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她也没说话。
屋子静得像一潭水。
我忽然想起白天她瞟我那一眼,带着一点小心翼翼,又带着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探究。
她看我,像看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可她明明嫁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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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大概婚后一个半月,麻烦找上门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蹲在院里修一台坏了的缝纫机,外头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接着院门被拍得哐哐响。
还没等我起身,门已经被人一脚踹开。
肖艳红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两个女人。穿一身碎花褂,头上裹着块绿头巾,脸红脖子粗,比过年杀猪还热闹。
她一眼看见秀珍端着盆水站在灶间门口,扯着嗓子就骂开了:“狐狸精!偷人都偷到我男人头上了!你还要不要脸!”
秀珍没说话,端着盆的手紧了紧。
肖艳红冲进来就砸东西,一把把晾在院里的衣服扯下来踩了几脚,嘴里骂着:“不要脸的烂货!勾引人家男人还怀了野种,还想在厂里待下去?!你想得美!”
我丢下手里的扳手,站起来挡在她面前。
“你干什么。”我说。
肖艳红斜眼看着我:“干什么?我一个当老婆的来打狐狸精,你一个戴绿帽子的还护上了?全厂谁不知道她肚里的种是冯自明的!”
院门外围了一圈看热闹的,胡秀敏挤在最前头,嗑着瓜子说了一句:“我就说吧,捡来的破鞋还当宝。”
我攥着扳手,指节都有些发白。
不是气的,是觉得丢人。
肖艳红见我不吭声,更来了劲,冲上来就推秀珍。秀珍被推了个趔趄,脚跟撞上门槛,险些摔倒,手里的盆咣当一声砸在地上,水泼了一地。
我的动作比脑子快,一把抓住肖艳红的手腕,把她扯开了。
“我再说一遍,这是我的家。”我压着嗓子,“你在我家里动手,别怪我不客气。”
肖艳红挣了一下没挣脱,嘴里骂得更响了:“你和$是个傻子吧?替别人养野种你还挺来劲!”
她身后两个妇女一左一右跟着叫嚷起来。
我看着秀珍缩在门边,脸白得没有血色,两只手护着肚子。我没有多想,转身从门后拎起那把铁锹,往地上一杵。
“谁再上前一步试试。”我说。
肖艳红愣了一下,朝地上啐了一口,又骂了几句难听的,到底没敢真上手,嘴硬了一句“你等着”,这才带着人气汹汹走了。
屋里一团糟。秀珍弯腰去捡地上的衣服。
我伸手拦住了她:“别收拾了,进屋去坐着。”
她没看我,声音有些发哑:“对不起。”
“有什么对不起的。”我弯腰把地上的盆捡起来,“又不怪你。”
那天傍晚,我坐在灶间的小凳上烧柴,火光映着墙壁,跳来跳去。
秀珍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一管药膏。
“你手背让她们挠破了。”她说。
我低头一看,手背上确实有几道血印子,之前倒没注意到。
她蹲下来,挤了点药膏抹在我手背上,动作很轻。凉丝丝的药膏触到伤口,一阵刺痛。我下意识缩了一下手,她又轻轻拽回去,低头抹着。
灶膛的火噼啪响了一下。
她的头发垂下来几缕,露出后颈上一道浅疤,像被什么东西划伤后留下的,已经淡成白色。
“你这里,”我没头没脑地问,“怎么弄的?”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又继续抹,说了句:“小时候摔的。”
我“哦”了一声。
她抹完药膏,站起来,把药膏盖子拧紧,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我俩面对面站着,屋子显得格外窄。
过了半晌,她没头没尾地问了一句:“你当真不记得了?”
我笑了:“记得啥?我脑壳受过伤,早年的事丢了一大半,你不是知道吗?”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句:“嗯,知道。”
转身走进里屋去了。
我坐在灶前,往灶膛里添了根柴,忽然觉得胸口堵得慌。
她说那句话时的表情,像是忍了很久,又不知道跟谁说。
她没说出口的那半句话,是什么?
我坐在灶间,火声噼啪,直到深夜。
04
第二天,冯自明找上了我。
天刚擦黑,他穿一件灰涤卡中山装,背着手,像领导视察似的站在我车间门口的过道上。
“邓永康,”他笑呵呵的,“走,我请你喝一杯。”
我本想说不去,想了想,还是跟上了。有些事总得摆到台面上说清楚。
小饭馆里人不多。冯自明捡了张角落的桌子坐下来,叫了一碟花生米,两瓶啤酒。
他给我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上,抬杯碰了碰我的杯子:“兄弟,你是个好人。”
我没接话,端起杯喝了一口。
他夹了颗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巴嚼巴,说:“傅秀珍那人,不是你表面看到的那样。我跟她打交道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这女人心眼子多得很,做事也狠。”
我捏着酒杯没动。
他压低了声音:“她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她没跟你说?”
我说:“她不说,我也不问。”
冯自明笑了,笑容里带着点意味深长的味道:“那就是连她自己都不清楚吧。厂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她跟我……咳,反正你心里有个数就行,别被人家当了一整年的活王八还替人数钱。”
我把筷子放下来,放在桌上,没有说话。
冯自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笑眯眯地看着我:“我这个人心善,别人不好意思跟你说的,我来说。你要是不信,回去好好想想,她都半夜跟你说过什么没?”
他说这话的时候,指尖敲着桌面,一下一下的。
那一下下的敲击声,让我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
“行了。”我说,“她的以前我没参与,也不想知道。既然进了我的门,我不会亏待她。”
冯自明脸上的笑淡了些。
他端起酒杯喝了口,慢悠悠道:“行。我就是提醒你一句,下岗名单下个月可就要拟了,你在这风口上娶这么个女人,自己掂量掂量。”
我“嗯”了一声,没接话。
但我搁在桌下的手,慢慢攥紧了。
那顿饭吃完,我回到家,秀珍正坐在灯下,手里拿着针线在缝一件小衣裳。
她抬头看见我,吸了吸鼻子:“喝酒了?”
我说:“碰见个熟人,喝了一杯。”
她放下针线要给我倒水,我摆摆手说不用。换鞋的时候,我看了她一眼,她低头继续缝那衣裳,灯光照着她侧脸,轮廓挺安静。
我张了张嘴,忍住没问。
我爬上木板床躺下,闭上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
冯自明的话像一盆脏水,泼过来又腥又臭。
这些天我尽量不去想秀珍肚里孩子的事,因为一想就心烦。可现在我被冯自明的话搅得睡意全无,翻来覆去,像是摊煎饼。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翻了个身,胳膊肘碰到木板床沿,疼得我龇牙。
忽然脑子里冒出个画面:一只女人的手,指甲剪得短短的,手指上沾着一点面粉,在我面前摊开一个旧存折,说:“你自己记着数,别弄错了。”
那个画面一闪而过。
我一骨碌坐起来,惊出一身汗。
里屋传来秀珍轻轻的鼾声。我坐在床上发呆,使劲想捕捉那个画面,可越用力越想不起来。
天亮以后,我趁秀珍出门倒垃圾,终于没忍住,走到里屋那张床前。
那本旧存折就塞在枕头底下,露出一个角。
我手伸进去摸到它,心里跳了跳。我把它抽出来拿在手里,正要翻开第一页,院门忽然响了。
秀珍回来了。
我手忙脚乱把存折塞回原处,顺势坐在床沿上假装系鞋带。
她走进里屋,看见我坐在那里,愣了一下,倒也没说什么,从我脚边把那本存折掉出来的半个角掖回去。
她弯腰的时候,我看见她手腕上那根红头绳。
和我手上那根旧红绳,像是同一路货色。
我心里一咯噔。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在银行柜台前排队,玻璃窗后头坐着一个模糊的女人的脸。她隔着玻璃朝我笑,手里举着一本存折,朝我晃了晃。
我伸出手去够,够不着。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右手紧紧攥着手腕上那根红绳,掌心全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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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孩子比预产期提前了二十多天。
那天厂里赶一批急件,我加班到八点多才回来。一进院门就觉得不对。
屋里没亮灯。我推开里屋门,借着院外路灯的光,看见秀珍蜷在床沿,手紧紧攥着床单,满头的汗。
“永康……”她声音发飘,“肚子疼,怕是要生了。”
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下,愣了两秒才反应过来,冲到床边去扶她:“叫产婆?我这就去叫……”
她的手紧紧攥着我袖子,指甲都掐进肉里:“来不及了,去医院。薛波家有拖拉机。”
我弯腰把她背起来,脚底打滑差点摔一跤。秀珍在我背上闷哼了一声,搂着我脖子的手又紧了紧。
薛波家离我家不到两百米。我背着人跑过去,一脚踹开他家的院门:“薛主任!薛主任!”
薛波披着衣服跑出来,一看秀珍那个样子,一叠声喊着“坏了坏了”,手忙脚乱去开他那台手扶拖拉机。
拖拉机突突突开出厂区的时候,秀珍在我怀里绞着身子,一声都没喊出来,只咬着嘴唇,嘴唇都咬出了血。
我低头看见她指甲把床单……不,把我胳膊都快掐出血来。
“忍一忍,快到了!”我喊。
她没答话,只用力点了点头。
到了乡卫生院,值班医生一看就说:早产,得赶紧送县里,卫生院没有手术条件。
又是一路颠簸。到县医院时,秀珍已经没多少力气了,脸白得像一张纸。
医生拿着单子跑过来:“胎位不正,产妇有些脱力了。这个字你们谁签一下?万一出现意外,大人和孩子保哪个?”
我接过笔,手抖得厉害,在“保大人”三个字上打了一个勾。
薛波站在走廊上,看见我那个动作,愣了一下,叹了口气。
冯自明不知从哪得到消息也来了,正站在大厅那头,抱着胳膊,嘴上还带着一丝似笑非笑。
他朝我喊:“邓永康,好样的啊!签字挺利索的嘛。”
我没理他。
他又阴阳怪气地补了一句:“又不是自己的种,你装什么深情。”
我大脑嗡的一声,回身冲上去,一把揪住冯自明的领口,把他往墙上一撞,撞得墙上挂的指示牌哐当一声歪了。
“你再说一遍试试。”我咬着牙,一字一字,“老子今天豁出去了。”
冯自明被我撞得脸都白了,声调也变了:“你放手!这里是医院!”
薛波冲过来把我拉开,拉着我胳膊,低声说:“你跟她大人说一句,里头的人等着呢。”
我的脑子慢慢恢复过来,松开冯自明的领口。
这时一个护士推开产房的门走出来,手里提着一张纸条:“邓永康家属?产妇让把这个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是秀珍歪歪扭扭写的几个字。她握笔的时候,墨水几乎都没干:
存折密码,是我生日。
我愣住了。
她生日是哪天?我不知道。
我甚至从来没问过她。
我站在产房门口,手里攥着那张条子,心里像有什么东西在拼命往外挣脱,又被什么东西紧紧压着。
冯自明见我愣住,凑上来看了一眼。
他没看清,却说:“哟,写遗书呢?”
我听见自己嘴里发出一声很低的、像是野兽一样的声音,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脖子一缩,没再说话。
产房里的灯一直亮着,走廊上很静。
薛波站在我旁边,递了根烟给我。我接过烟,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点了几次都没点着。
06
凌晨四点多,产房的门终于开了。
护士怀里抱着一个裹在蓝布包里的婴儿,小脸皱巴巴的,闭着眼睛,哭声细细弱弱的,像小猫在叫。
“闺女,五斤二两。”护士说。
我伸手去接,胳膊僵得像两根木棍。我终于接过孩子,低头看了一眼,她小小的鼻梁上有一点细细的绒毛,在灯下闪着光。
然后我看见傅秀珍被人从产房里推出来。
她一脸汗,头发湿透,贴在脸颊上。嘴唇干得起了白皮,眼睛半睁半闭,像是累极了。
看见我抱着孩子站在那儿,她的目光从我脸上移下来,落在孩子身上,停了一会儿,又移回我的脸。
她说不出话来,只轻轻抬了抬手指。
我凑过去,把孩子往她面前低了低:“看了吗,五斤二两。”
她盯着孩子看了好一会儿,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是想笑还是想说话。
然后她费力地抬起另外一只手,从病号服的口袋里慢慢地、慢慢地摸出一本东西。
那本旧存折。
边角磨得发白,封皮上有一块焦痕,像是被火燎过。跟我那天在枕头底下看到的一模一样。
她把存折递到我面前,声音像一片纸:“你……看看户名。”
我右胳膊还抱着孩子,腾出左手接过那本存折,嘴唇有点发干。她靠在推床上,目光定定地看着我,不催促,也不解释。
我翻开了第一页。
户名那一栏,印着三个铅字。我的名字:邓永康。
我觉得自己一定是看错了,把存折往灯下凑了凑。又看了一遍。印得清清楚楚:邓永康。
我使劲眨了眨眼,又把存折翻到第二页。上面密密麻麻的,从1995年3月开始,每一行都有一笔存钱记录。
三月的,四月的,五月的,每个月都有,金额不多。最多的一个月存了四百,最少的也存了一百五。
一直存到1995年11月,忽然就断了。
我的眼睛发直,心跳得像擂鼓一样。这存折上每个月存钱的日子,大多在月初。
我最晚的一笔,是四月的。
可我之前根本不认识傅秀珍我根本不知道她这个人。
我抬眼看向秀珍,嘴皮子发干:“这,这是怎么回事?我没开过这个户头。”
秀珍躺在推床上,望着我,眼圈一点一点红起来。她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却一字一字砸在我心口上:“你当然不记得了。你自己存的钱,你忘了,全忘了。”
我站在那里,像被人抽掉了脊梁骨。低头又看了一眼存折,再抬头看她。
她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又苦又涩。她把眼睛闭了一下,又睁开,说:“你以为我为什么非要嫁给你?”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护士在旁边催:“产妇要进病房了,家属让一让。”
我机械地让开路,手里紧紧攥着那本旧存折,指尖都捏得发白。我站在产房门口,看着她被推进病房,门关上。
走廊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墙上贴着的“母婴安全”四个红字,在惨白的灯光下有些刺眼。
我低头又翻开那本存折,抖着手往后面翻去。翻到中间某一页的旁注栏时,我愣住了。
那一栏上写着一行字,笔画歪歪扭扭,像是不常写字的人写上去的。
那笔迹,我认得。
那是我自己的手笔。
那行字是:给秀珍的猪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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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我蹲在县医院门前的台阶上,把那本存折翻来覆去地看,看了不知道多少遍。
户名是我。存钱的人是我。可我不记得。
我把存折合上,又打开,又合上,又打开。最后我干脆把存折揣进怀里,贴着心口那一侧,撒腿就往家里跑。
薛波在后头喊了我一声,我没回头。
回到家,我推开里屋门,直奔那个旧木箱。那是秀珍结婚时带过来的,平时锁着,我从来没见过她开。
可现在锁头只是挂着,没有锁上。
我打开箱盖,入眼的是叠得整整齐齐的几件旧衣裳,衣裳下头压着一只铁皮饼干盒。我掀开盒盖,里头躺着一封信,没有封口,信封上写了一行字:“永康,等你病好了再看。”
我拆开信封,抽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纸已经泛黄了,折痕处几乎要断裂。
我打开那张纸,一眼就认出那是傅秀珍的字迹,瘦瘦小小,一笔一画写得很用力。
信很短。
“永康:你前天说,让我等你好起来就带我去见你妈。我今天来医院看你,你问我你是谁,我说我是傅秀珍。你说你不认识这个人。那我就不认识你了吧。你在厂里要是碰见我,别跟我说话。我没事,就是告诉你一声,我走了。”
没头没脑,没有落款。
我拿着那张信纸,觉得心口像被人砸了一记闷锤,锤得我有些喘不上来。我坐在那把木凳上,把信看了三遍,越看越觉得呼吸发紧。
我闭上眼睛,拼命去回想。
想不起来。脑子里像有一堵墙,糊着厚厚的泥巴,一使劲就头疼欲裂。
我又把铁皮饼干盒翻了个底朝天,除了那封信,盒子底部还垫着一块红布。红布里头裹着一只顶针箍,铁皮打的那种,边缘有些生锈了。
我拿起来翻了个面,看到箍身内侧刻着两个字。
“永珍。”
两个字刻得很浅,像是用铁钉一点一点凿上去的,笔画有些歪斜。
我认得那把刀。
我攥着那顶针箍,手指摩挲着那两个刻痕,就像摩挲着什么熟悉又陌生的东西。
“永珍。”永康,秀珍。
我嘴里含着这两个字,心里忽然涌起一阵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只觉得这两个字好像在哪里写过,在哪里念过。
我坐在木箱旁边,坐了很长时间,直到天色暗下来,屋里黑了。
手里的信纸被我攥得皱巴巴的,眼眶有些发热。我伸手摸了摸手腕上的红绳,指腹摩挲着那根细细的红线,线已经有些起毛了,褪成了暗粉色。
一个模糊的画面忽然浮上来,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我坐在一张病床上,一个女人坐在床边,低着头,往我手腕上系一根红绳。
她系得很认真,挽了一圈又一圈。
我想看清她的脸。
看不清。
那画面像水一样散开,我伸手去抓,抓了个空。但我闻到一股气味,一股淡淡的肥皂味儿,混着一点咸菜味,像是食堂后厨的气味。
我攥着那根红绳,蹲在木箱边,半天没站起来。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医院。
我蹲在屋里抽了半包烟,直到东方发白。然后我把那封信叠好,原样放回铁皮盒子里,把那顶针箍也用红布包好,放回去。
我锁好木箱,出门,径直向医院走去。
推开病房门的时候,秀珍正侧躺着给孩子喂奶,听见声音回头看了我一眼,见是我,也没说话。
我站在门口,想说点什么,可嗓子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张了张嘴,只说出一句:“我,回去给你拿了件衣裳,怕你冷。”
她低下头去,说:“放椅子上吧。”
我把手里那件干净外衣放在床尾的椅子上,站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那本存折,轻轻放在她枕边。
她看见那本存折,抬眼看我,眼波动了一下。
我说:“这钱是咱俩的,你收好。孩子要是缺什么,你去买。别再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话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你想起来了?”
我没有回答,只把那只攥了一路的顶针箍,摊开放在手掌心上,伸到她面前。
秀珍看见那顶针箍上的两个字,嘴边的肌肉抽了一下,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下子就滚下来了。
屋里很静。孩子含着奶头睡着了。窗外不知谁家的收音机断断续续放着秦腔,苍凉的调子飘进来。
我站了很久,只说了一句:“我会想起来的。你等我。”
08
秀珍和孩子出院那天,我去楼下结账。
收费窗口里头的单子算了算,连着住了五天,药费加上手术费,拢共一百八十多块。
我刚要从兜里掏钱,收费员往外推出一张结算单,说:“已经结了。”
我一愣:“谁结的?”
收费的小姑娘抬头看了我一眼:“昨天来了个胖大姐,说是你们家亲戚,拿现金结的。”
我脑子里过了一圈,才明白过来是胡秀敏。
她嘴碎是嘴碎,心肠却不坏,大概是听说秀珍难产动了恻隐之心。
我拿着那张缴费单回病房。秀珍正端着搪瓷缸子喝水,见我进来,问:“钱够不够?”
我说:“够。胡秀敏替咱们垫了。”
她端着缸子的手顿了顿,说:“回头我把钱还给人家。这事不能欠。”
我没答话。
出院那天,院子里站了好几个人。
薛波开着手扶拖拉机来接,车兜里铺了一床旧棉被。胡秀敏扒着院墙探头探脑。几个车间嫂子也来了,七嘴八舌地问我孩子像谁。
薛波笑着说:“还用说?那眉眼,跟永康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说:“刚出生的娃,哪看得出来像谁。”
薛波没接茬,转身去发动拖拉机。
回家安顿好秀珍和孩子,我到车间去补那几天欠的工。还没走到车间门口,就听见有人在议论。
“听说了没?财务科翻旧档呢,查冯自明那几年的报销单子呢。”
“查那玩意儿干什么?出事了?”
“厂纪委的人今天一早就来了,在财务科翻了半天档案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薛波看见我,把我拉到车间的角落里,压低声音跟我说:“你心里有个数。老冯那人,怕是狗急要跳墙。”
我皱眉:“他又怎么了?”
薛波叹了口气:“秀珍那本存折上的钱,他这几日到处说不是工资攒下来的,是什么不干净的账。纪委这一查,查的不一定是他,万一把火烧到秀珍身上……”
我心里一沉。
冯自明这是见存折翻案不成,换了个路子栽赃。
他知道秀珍以前在财务科待过,知道她经手过账目。
他往她身上泼脏水,就是要让那些存折上的钱来路不明。
我蹲在车间门口的台阶上,抽了半支烟,越想越觉得窝火。
我正要去找冯自明,薛波按住我的肩膀:“你先别急着找人对质。今晚我去财务科把旧档盒翻一翻,看看有没有能说清的东西。你先回家守着秀珍,别让她一个人又受委屈。”
我咬了咬牙,点了点头。
那晚回到家,秀珍坐在灯下给孩子缝尿布。见我进门,她没说别的,只问了一声:“还没吃饭吧?锅里有粥,我去给你热。”
我说不饿,在她旁边坐下来。
她也没再问,就那么低头一针一线地缝着。
屋里很静,孩子睡在摇篮里,偶尔发出几声哼哼。我坐在那里,看着灯光下她垂着头缝尿布的侧影,心里忽然涌上一种很复杂的滋味。
像是什么东西慢慢铺开,又酸又涩的。
她抬起头,看见我在看她,愣了一下,问我:“你看着我干什么?”
我低头搓了搓手指,说:“没什么。”
她垂下眼去,又说了一句:“你这两天是不是累了?脸色不好看。”
我说:“不累。就是在想,这些年,辛苦你了。”
她手里的针猛地扎了一下手指,她“嘶”了一声,把手指放到嘴里含了一下。
灯下看不太清她红了没红眼睛,只听见屋里空气像堵住了似的,半天没人说话。
过了很久,她的声音从那团沉默里冒出来,像一根细线:“有什么辛苦的。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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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第三天一早,厂里传出一个消息:冯自明被停职了。
头天下午,厂纪委在财务科旧档里翻出了他几年前的原始报销单据,里头有两张明显被涂改过:金额从几十块改成几百块,日期也做过手脚,签字处的笔迹比对确认是他本人的。
冯自明一口咬定秀珍是同谋,说她当年经手过这些单子。
纪委的人去问他,他交代得漏洞百出,连自己是哪个月报销的都对不上。
后来有人查了原始档案,发现冯自明那几张单子,秀珍不但没有签字,还在单子右上角打了个叉,批了“不予报销”四个字。
日期在事情闹大之前整整一年。
这消息一传开,厂里风向一下就变了。
原来秀珍当年就是不愿意跟冯自明同流合污,才被他记恨上,后来又被造谣中伤,被撵出财务科。
中午在食堂吃饭,几个车间嫂子坐到我边上,声音压得低低的:“永康,你家嫂子的事,我们听说了。冯自明那人真是烂了心肝,往人身上泼脏水还有理了。你别着急,我们支持你。”
我心里发热,嘴上只说了句“谢谢”,低头扒饭。
回家的路上,我去供销社买了两斤红糖,又拐到熟食摊上买了一斤卤猪蹄。
天快黑的时候进家门,秀珍站在灶间门口,看见我手里的东西,目光动了一下。
“买猪蹄干什么?”她问。
我说:“给你下奶。”
她没再说话,转身进灶间去了。我听见她在灶间里窸窸窣窣地擦灶台,擦了好一会儿。
那天晚饭后,我从兜里掏出那只顶针箍,放在桌上。秀珍看了一眼,低头继续编手里的红头绳。
“我这几日一直在想。”我说,“以前的事我还是想不起来多少,但有些东西,是身体的记性,比脑子的记性长得牢。”
她没答话。
“我大概,是真的喜欢过你。”我说。
她编头绳的动作停了一下,过好一会儿,才说:“你不用说这些。”
我说:“我不是为了让你心里好受才说的。”
她低着头,没接腔。屋里很静,孩子睡熟了,小手指蜷成一个小拳头,攥着盖在肚子上的布角。
我站起身,从柜子顶上取下一个旧饼干盒,打开盖子,把那枚顶针箍端端正正放回盒子里,又打开里屋的衣柜,把盒子放到最高那一层。
她默默看着我做完这一切,没有说别的话,只轻轻说了一句:“你那枚顶针箍,是那年腊月你自己刻的。你刻了一晚上,第二天拿给我看,说,‘你看,咱俩的名字刻在上头了,跑不掉了。’”
我站在衣柜前,听着她的话,背对着她,手还停在柜门上。她的语气很平静,像说的是别人的故事。
可我攥着柜门的手,却一点一点攥紧了。
她说:“你说等你病好了,就带我去见你妈。”
说完这句,她停了一会儿,补了一句:“后来我去看你,你问我,你是谁。”
半晌,她低下头,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我就再也没提过。”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手握着柜门,很久很久。后来我转过身来,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眶却有些发胀。
我看着她,说了一句:“对不起。”
她摇摇头,眼泪落下来,砸在手里的红头绳上,洇开一小团更深的颜色。
她说:“不是你的错。你忘了我,不是你的错。”
10
孩子满月那天,我在厂门口的老刘饭馆摆了四桌。
跟结婚那天一样,桌数不多。
只是桌上的人比结婚那回热闹了不少。
车间几个师兄弟全来了,薛波带着他媳妇,就连胡秀敏也来了,手里提着一兜鸡蛋。
她把鸡蛋往秀珍手里一塞,别别扭扭地补了一句:“我嘴贱,你们别记仇。”
秀珍没有接鸡蛋,反而招呼她坐下一起吃碗面。胡秀敏坐在角落里,倒是没再说什么难听话。
肖艳红没来。
听说冯自明停职后她一直没出门,大概是觉得没脸见人。
满月酒上,师兄弟的老婆们围着小丫头看,七嘴八舌地猜名字。
“叫个啥?想好了吗?永康,你闺女叫啥名字呀?”
我正蹲在门口抽烟。听见这声问,我心里忽然一动,像是有什么东西从嗓子眼里蹦出来,连我自己都没有准备。
“邓惜珍。”我说。
话音落地,我自己愣住了。我根本没有想过这个名字。可这三个字就像在我心里藏了很多年,等着我自己把它说出来一样。
桌边安静了一下。秀珍正在给孩子喂水,手里的勺子一下停住了。她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眼眶慢慢红了。
薛波问:“这名字谁起的?挺好听的。”
我说:“我起的。”
秀珍没说话,只是低下头,把勺子放进碗里,手背轻轻蹭了一下眼睛。
饭后,宾客散了。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秀珍把剩菜一盘盘归拢好,用纱罩罩住,又把小丫头哄睡了。她弯着腰整理孩子的襁褓时,我看见她后颈上那道浅疤。
我想起来一点了。
那是大雪天里,她从省道边的沟里摔下去,胳膊被一块碎玻璃划了一道。那回我们赶着去县城扯结婚证,她滑了一跤,我背着走了好几里地。
那天的雪很大。她伏在我背上,呼出的热气落在我耳根,痒痒的。
我抬手摸了摸耳根。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想起来的,就那么一点儿,像一块碎布拼在破了的记忆上。可光是这一点,已经让我的心口又满又酸。
“秀珍。”我喊了一声。
她回过头来:“嗯?”
我说:“那天下大雪,我背着你走的那段路,从省道拐进去,是不是有一棵歪脖子树?”
她手里的动作彻底停了,像是整个人都被定住。她看着我,嘴唇微张,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
过了很久,她的声音有点哑:“你,想起来了?”
“想起来一点。”我说,“还没全想起来。你得多给我点时间,我慢慢想。”
她没有答话,只一步一步地走过来,走到我面前站定。
她伸出手,轻轻碰了碰我手腕上那根褪色的红绳,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绳子旧了,等哪天得空,我给你重新编一根。”
我说:“旧的不用换,你当年系的这根,我戴着挺好。”
她低下头,泪珠落在了我手背上,又烫又涩。我没有躲。
里屋,女儿醒了,细细地哭了一声。秀珍擦了一下眼睛,转身进里屋去。我坐在门槛上,天边浮着一层淡紫色的晚霞。
我低头摸了摸手腕上那根旧红绳,上头还带着她方才指尖留下的温度。
风从院子里吹过,吹得灶间门口挂的那串风铃轻轻响了两声。那风铃也是旧东西了,上头有一道裂纹,声音闷闷的,不脆。
可我听着,觉得挺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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