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书房的辽阔：范用留下的书与人

范用（1923-2010）

卞之琳的《慰劳信集》，原来的封面已经没有了。范用怕途中检查惹来麻烦，亲手撕了它。后来，他又亲手给这本书做了一个封面。

撕与补，都出自同一种心意：让书留下来。

这本1940年香港明日社初版的薄诗集，是“范用的书房 爱书人的故事”展览中的一件展品。范用在《“大雁”之歌》中说，1941年冬，他从重庆经桂林来到广州湾赤坎，准备乘船赴港，候船时在书店买到它。船票买好了，日本进攻香港，行程中断，旅费也用尽了，他忍着饥饿走了三天，折返玉林，再到桂林。这本书后来随他到了北京。1949年，他觉得不能再让它“光着身子”，找来两张纸裱成封面，写了书签贴上。

卞之琳《慰劳信集》，范用1941年购于赤坎。

故事还没有结束。多年以后，范用看到台湾大雁书店重印的卞之琳《十年诗草》，惊讶于新封面和自己的手制书衣竟那么相似：都用两张纸裱糊，其中一张是蓝色，也都贴着书签。他由此留意这家年轻的出版社，找来看它的其他书，读它写给读者的出版说明，赞赏它用导读、手迹、评论和历史材料，重新连接现代文学的来路。对于出版者恳切的自我说明，他甚至反问自己：“在出版每一本书的时候是否都认真想过，可曾如此恳切向读者交心？”

2026年9月30日，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推出新展，展期至2027年1月3日。与此前围绕范用举办的纪念展相比，这次的重心是成体系、成规模地呈现他的旧藏书刊。展览从“革命者·最初的梦”“出版家·终生的事业”走到“爱书人·我的书房”，又复刻书房场景，把书籍、报刊、书信、工作笔记、书画和日常家具放在一起。观众看到的，既是范用怎样得到这些书，也是这些书怎样参与了他的一生。

“范用的书房 爱书人的故事”展览海报

“范用的书房 爱书人的故事”展览的展品——范用住宅牌

书房很容易被想象为一个人与外界暂时隔开的地方。范用的书房却总有路通出去：通向青年时期的书店，通向作者的住处，通向一间编辑部，也通向一个尚未谋面的读者。那些添在书上的题跋、便笺、信件与新书衣，可以帮助我们辨认这些道路。

开幕式上，王为松说：“书，就是出版人的化身。”他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己随陈子善老师去北京方庄范用家，看到不同主题的书分置其间，非常羡慕。他所说的“化身”，还有更实际的含义：出版人和他所出的书连在一起，后来的人仍在阅读那些书，便仍有机会与出版人的判断相遇。哪些文字应当留下，哪些作者值得寻找，什么样的书应当被郑重地交到读者手上，一个人的工作，由此在他身后延续。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在开幕式上发言

范用去世已经十六年。纪念一个出版人，当然可以列出一长串由他促成的书。这次展览却让人愿意循着另一条路走近他：先看看他做出版人以前，怎样做一个读者。

范用1923年生于镇江，1938年进入汉口读书生活出版社，那年十五岁。在《买书琐记》的前言中，他历数自己流连过的书店街：重庆武库街，桂林太平路，上海福州路；还有旧书店集中的米亭子、中北路、卡德路、河南路。这些街名串起来，也是他生活辗转的路线。书店提供谋生的工作，提供新知识，也提供一种辨认世界的方法。

这次展出的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是1938年中国出版社的版本。他在汉口买下，离开重庆时一度寄存在读书生活出版社的图书室，后来又收回。展览中另有郭大力、王亚南译《资本论》第一卷，是1947年读书出版社再版本。它们提醒观众，范用后来出版事业的来路，有十分具体的时代环境与思想选择。

范用旧藏《共产党宣言》及内页，成仿吾、徐冰译，中国出版社1938年版。题跋和夹附的便笺记录了这本书的流转。

《资本论》第一卷，郭大力、王亚南译，读书出版社1947年再版。

但范用的阅读范围并不能由这几种书圈定。陈子善在开幕式上特别说起，范用藏书之丰富，不仅在左翼文化、红色文化方面，也在海派文化方面。他参与过家属捐赠藏书的定级工作，一本本看下去，有许多此前没有见过的珍本。长期研究现代文学的人仍会感到大开眼界，正说明这间书房的边界，远比几项概括性的标签复杂。

《海燕》只出了两期，范用保存了全份，以人民出版社的牛皮纸夹板收护，自己写上书名。《译报周刊》三十七期，他也收齐了。《现象漫画》只出两期，他把它们装进“新华文摘社”的牛皮纸信封。期刊最容易散失，完整保存一份只出过两期的刊物，与保留一套厚厚的长销书，所需的耐心并无多少分别。

范用旧藏《海燕》。《海燕》1936年由聂绀弩编辑，刊名为鲁迅题写。

《译报周刊》创刊号，1938年发行。

《现象漫画》，1935年创刊。

保存有时也靠运气。《烽火》的沪上十二期合订本，是落水后失而复得的书。1989年，范用与巴金在书上留下题跋，早年的阅读因此又增加了一层晚年的回望。《聂耳纪念集》中则夹着一封1978年的来信，牵出一件没有完成的出版计划：在桂林时，范用曾受聂耳三哥聂叙伦所托保管聂耳日记，准备请洪遒写传，后来战局迫人转移，日记紧急送还，传记终未写成。

一本藏书所记录的，有时恰是一本没有出版的书。旧书与夹在其中的信，也保存着未竟的愿望，以及战争留在文化生活中的断痕。

《烽火》合订本及题跋

《聂耳纪念集》，东京聂耳纪念会编，1935年印行。范用藏本中夹有洪遒1978年8月22日来信，与当年拟写聂耳传记的往事有关。

还有一些相逢，要等几十年才发生。范用1940年得到艾青1936年自印的《大堰河》，到1978年请诗人题字。这册早年的诗集重回作者眼前，已经不只是作品的一个版本，也是被别人珍重保存过的一段生命。展出的《西行漫记》则是1939年复社增订五版，扉页的英文题赠落款在1979年4月，题赠者是斯诺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书在何时出版，与谁在何时把名字写到书上，是两件事；正是这两种时间相遇，形成了一本具体藏书的故事。

艾青《大堰河》及题字页，1936年自印初版。

范用旧藏《西行漫记》，复社1939年增订五版。

范用喜欢鲁迅印造的书。他在旧书店遇到《毁灭》《铁流》《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等，都视作难得的收获。《毁灭》里那张黄色便笺，特别记下“三闲书屋鲁迅先生印造”。《士敏土之图》的外面，他又做了书衣，请黄苗子题签。藏书者的手接续了出版者的手，继续照料一件由选材、翻译、图像、纸张与印刷共同完成的作品。

《毁灭》与《铁流》，均为三闲书屋1931年印行的版本，范用藏本为毛边本。前者鲁迅译，后者曹靖华译；《铁流》另有曹靖华1976年题跋。

《小说士敏土之图》，梅斐尔德作、鲁迅编，三闲书屋1930年初版。

读书时注意这些细节，做书时便很难对它们敷衍。俞平伯《燕知草》的磁青纸封面、线装、连史纸，以及部分篇章的手迹影印，给人的是一种完整的阅读经验。范用自己以“叶雨”署名设计书衣，也始终把书的内容放在心里。以作者题字、手迹入封面，并非简单借重名家的笔墨，而是让书尚未翻开，作者的声音已经抵达。费孝通《乡土中国》这张封面大样，用色与线条极省，书名、作者题署和大片纸面之间的关系，却需要仔细经营。

俞平伯《燕知草》，藏本有俞平伯1986年题字。

费孝通《乡土中国》封面大样，三联书店版。简洁的边框、书名与作者题署构成书衣的主要元素。

开幕当天下午，董秀玉与汪家明、黄韬对谈，讲到范用对于书的要求，往往就在这些看似小的地方。一本书裁切得不方正，四角差了一点，封面的颜色层次没有处理好，他会很不高兴；得到一本做得漂亮的书，他又会招呼大家来看，好在哪里，美在哪里。年轻编辑的眼睛，是这样被慢慢训练出来的。

董秀玉说他善于带人，带法是手把手的：怎样与作者谈稿子，哪些地方需要改，为什么这样改，让年轻人在旁边听，再给他实践的机会。范用和作者的关系很好，谈起稿件的修改却不肯含糊，又能使对方愿意接受。在这样的回忆里，出版家的魅力不再只表现为交游广阔。认识一个作者，与能同这个作者讨论他的作品，中间隔着阅读、理解、判断和表达的功夫。

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在“范用，爱书爱到骨子里”对谈现场

董秀玉还说了一件自己的往事。她起初对范用出版新凤霞的文字不以为然，甚至疑心这与吴祖光的关系有关。后来才逐渐认识到那些文字独有的节奏、风格与生命力。她在现场回头检讨这件事：出版人须不断学习，不能轻易小看一个人。编辑当然需要眼界，但眼界也可能变成一道门槛，把尚未认识的好作品挡在外面。把熟悉的文化人和熟悉的文体当作尺度，未必就能识别另一种语言的价值。范用的判断力，既表现在对成名作家的珍重，也表现在能看见作品自身的长处。

书衣的精致，最终仍须回到这层判断。展出的巴金致范用信，感谢范用和董秀玉将《随想录》合订本印得漂亮，称赞纸张与装帧。读这封信，很容易想到内容与形式彼此成全的关系：郑重地做一本书，也是在表达对作者所付出的精神劳动的理解。

巴金致范用信

然而，把一本值得出的书变成一本已经出版的书，所要克服的困难，并不都在纸面之内。董秀玉在讲座里谈到《傅雷家书》等书的出版，着重说的是范用怎样认定一本书值得做，然后把每一步工作做细：组织稿件，安排具体事务，写报告，向有关方面说明理由。勇气之外，还须耐心，须把认定的好书一步步做成。这与王为松上午所说的出版人的“判断和坚守”相互映照。王为松反对把出版理解为给钱就出书，或只要赚钱就出书。范用的实践还提示了另一层要求：作出判断以后，要有人去承担使好书得以问世的劳动与责任。

这样的劳动，工作笔记有时比回忆中的名言说得更清楚。展出的一页笔记，题头是《新华月报文摘版》，记着它与原刊性质的不同，记着怎样对待不同意见，也记着阅读与资料保存的区别。“为阅读，还是为保存”，是一句极平实，也极要紧的追问。先辨认谁来读、为什么读，才谈得上怎样选择内容，怎样组织一本刊物。

范用的工作笔记，1980年前后。记有《新华月报·文摘版》和《读书》的编辑办法、人员分工，以及出版社办公室、美术组、资料室等部门的工作内容。

这件事有一段很长的前史。汪家明在《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中写到，范用很早就希望把《新华月报》提供阅读的功能，与保存文献、供人查考的功能分开。机关需要资料，个人读者希望读到好文章，杂志的有限篇幅很难让两方面都满意。1962年，他组织编出《新华文萃》试刊号，印了一百本征求意见，后来未能继续。十六年后，他重新推动这一构想，终于有了1979年问世的《新华月报·文摘版》，它在1981年更名为《新华文摘》。

《新华文萃》试刊号，1962年编印。这一未能继续的尝试，与范用后来创办文摘刊物的构想相连。

一份没有正式办下去的试刊，背后可能是十几年未曾放弃的工作。1979年的文化新局面，有着更久远的酝酿：一些愿望已有来历，一些读者的需要早已存在，待到条件变化，才有人把它们重新接起来。《读书》的创办，也是由许多人的工作交织而成。董秀玉在下午的对谈中重述，1978年范用把她带去参加筹备会，会上有陈翰伯、陈原、倪子明。她原以为自己的任务是做记录，坐下来便拿出本子，却被告知只须听着，有想法也可以参与讨论。一个年轻人被引入的，先是一个允许她思考和发言的空间。

在收入《书痴范用》的《范用先生与〈读书〉初创》中，她对这段经历有更细致的记述。几位老出版人从思想禁锢的切身经历谈起，考虑一本新杂志应负的责任；到了具体分工，范用到处联系朋友，物色作者与编辑。他推荐史枚，联络冯亦代、丁聪，又提出自己全力做出版和后勤。那种愿意退到实际事务里去，同时承担责任的态度，董秀玉在讲座中记得很清楚。

杂志筹备初期，史枚和董秀玉承担了大量日常编辑工作。一位看稿，一位出去组稿。老先生们给她人名、地址、电话，她在现场把这些纸条叫作“路条”。一张纸条可以通向一个陌生作者，却不能替代编辑应做的准备。范用要求她在拜访之前先读对方的书和文章，了解研究方向、思想特点与学术影响，想清楚希望约来什么样的稿件。刊物还未面世，后续的存稿也必须准备起来。出版理想由此落实为一种工作秩序。

《读书》封面大样，左为1989年第一期，右为1992年第一期。

后来，《读书无禁区》成为这份杂志最为人熟知的标识。若把它只当成一句响亮口号，便会忽略办刊者更具体的要求。在讲座中，董秀玉说到对不同意见的容纳：杂志不能成为只表达编者个人观点的地方。汪家明又将这种态度与《新华文摘》的办刊思想联系起来，特别强调对读者的尊重。不同刊物所面对的读者不尽相同，编辑与读者之间应有的平等，却是相通的。

范用自己的《我的读书观》写得更直截了当：“博学之，明辨之，开卷有益，读书无禁区。”他特意说明，这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不可割裂，关键在“明辨之”。好与不好，要在读过之后自己判断；读得多，有比较，才逐渐养成判断能力。这里对阅读自由的重视，与对判断能力的要求，并行不悖。编辑需要作出选择，也要相信读者能够思考。爱书，因而不仅是喜欢某些已经认定的书，也包括愿意为尚未完成的认识保留地方。

陈子善在开幕式上讲的另一段往事，恰能把这条线接到年轻学者身上。1985年，在浙江富阳举行的郁达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范用向他约稿，希望编一本郁达夫谈读书、买书的集子。当时他还是青年教师，这样一位出版前辈主动找来，令他受宠若惊。范用知道他与王自立整理郁达夫作品的工作，约稿有具体的根据。后来这本书以《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之名出版。

在《忆范用先生》中，陈子善记下了范用当时催促他的意思：“你可以做，你应该做！”这句话里有鼓励，也有识人的判断。一个出版人从已经完成的研究里，看出了下一本书的可能，再把这可能交还给研究者。相识所促成的，遂不只是友谊，也是新的工作。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子善在观看展品

陈子善还讲到，做现代文学研究，有时难以得到港台的资料。范用听了，提出可以寄到自己的信箱，再转交给他。陈子善说，后来并没有为此去麻烦范用，但这份关照一直记得。它的可贵之处在于，前辈已经替后辈想好一条路，愿意把自己所拥有的便利拿出来。

文人交游常被写成趣闻，出版史里的这些来往却有实际用途。它们让人找到一份资料，让一本尚未成形的书有了方向，让年轻人不必独自面对所有障碍。这次来到现场的陆灏，与范用也有这样的书缘。1996年2月，范用主动为他编辑的《文汇报》“圆明园”副刊设计版式，寄去后即得到采用。这张设计稿也出现在展览中。范用在版面两侧写下自己的考虑：既要有文化气息，俗中见雅，又须便于装订保存，积满一年还可单独出书。末了，他又毫不客气地斥责那些头脑僵化的人。一张版式稿，既见细密的用心，也见一股不肯收敛的意气。

1996年2月，范用为《文汇报》“圆明园”副刊设计的版式。

同年，陆灏又写信给范用，邀请他为顾军编辑的《文汇特刊（周末版）》少儿专版“星星岛”写稿。顾军在《当大编辑遇见小小儿童版》中回忆，她与范用的交往，正是得自同事陆灏的热心引荐。没多久，陆灏就从北京带回了范用热情的回信，也带回了范用的稿子和丁聪的配图。由这一回相托，后来有了“逝去的童年”专栏，也有了范用动员老友为孩子写文章的一连串忙碌。

陆灏与陈子善等在观展

汪家明的传记收入了相关通信。范用列出一长串可以约稿的朋友名单，附上地址，还替一些人从旧作中挑选片段、抄录，再请本人同意。为儿童副刊选稿、抄稿，他乐此不疲。小时候想编儿童副刊的愿望，此时又找到一条路。读者年龄小，并不会使稿件、插图与编辑的责任也跟着变小。

范用的书房里，当然也有更轻松的一面。方成画他抱着书腾空而去，黄永玉画借书沽酒，书与酒都是老朋友之间可以反复取笑的话题。范用在文章里替方成的画设想过不同解释，甚至说也许是抱着书去向马克思报到。画中的人并不庄严，反倒因此亲切起来。一个自称书呆子的人，也有玩笑，有脾气，有不肯把珍藏轻易借出去的时候。

方成《抱书图》，1991年。

黄永玉《借书沽酒图》，1984年。

不过，汪家明在下午的对谈临近结束时，特意提醒，不宜把范用笼统地归入讲究情调的爱书人。他喜欢毛边本、藏书票，也有生活趣味，但他从战时书店、地下工作与同伴的牺牲中走来，爱什么书，有自己的来历和立场。他珍重《西行漫记》，后来推动《傅雷家书》《干校六记》《随想录》等书的出版，都与他的生命经验和文化信念相关。

人民美术出版社原社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副总编辑汪家明在“范用，爱书爱到骨子里”对谈现场

这一提醒也关乎怎样看今天的展览。如果只看到书衣漂亮、版本稀少、名人题赠众多，就可能把书的历史收缩成一种雅趣。范用所经手的书，涉及一个时代的思想伤痕、作家的处境，以及读者重新理解自身生活的需要。漂亮的书房可以令人向往，书房主人为什么做出这些选择，却需要更多追问。

这也是上午何奎发言的着眼点。他从对书、对人、对文化三个方面，谈范用留下的影响，谈到今天的出版处境时，又把坚守文化理想与创新应变连在一起。传统怎样延续，在下午董秀玉讲述办周刊、办书店的经历中，获得了具体的回答。她知道范用的愿望，也须面对资金、场地、人员等一件件新问题。前辈的愿望不会自动变成后来者的成果，须由后来的人重新把工作做成。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何奎在展览开幕式上发言

董秀玉说起办书店的念头，其中一个原因，是希望读书人有一个可以坐下来喝咖啡、聊聊天的地方。她见过老文化人局促的居住空间，也见过他们兴致勃勃来参加读者服务活动。后来有了书店、咖啡厅和相聚的空间，范用很高兴，常去逛书、见朋友。汪家明补充说，朋友之间要转交的东西，也会放在这里，等下一位来取。这间公共的书店，与私人的书房之间，有一种自然的往来。书在其中流动，人也在其中相遇。出版的影响并非只能用售出多少册来计量：它还可能使互不相识的人建立联系，使一个作者愿意继续写，使一个读者发现自己并不孤独。

如今，范用自己的书房也以另一种方式向公众打开。2011年，家属整体捐赠的一万余册图书、四千余份报刊、二千八百余封信件及家具，成为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重要的收藏基础。汪家明在开幕式上谈到自己参与其间的经历，特别说起董秀玉的牵线，以及范用子女的慷慨。书刊与文物能够成体系地留下，才使书与书、书与信、书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机会被继续辨认。

范用使用过的藏书印。藏书印曾标明私人收藏的归属，书房整体化为公藏后，这些印记又成为辨认书籍流传的重要线索。

汪家明说，保存之后还要不断整理、展出、讲述，否则这些人和事仍可能在海量信息中被遗忘。王为松则在开幕式上回应了关于出版将很快消失的预言。他举上海书展、北京书市的读者之多，表达自己的信心：“只要读者在，出版就不会死。”对于范用这样的出版人，这句话还可以引出一个更具体的问题：他所想到的“读者”，究竟有多大范围？

范用在《书香处处》的同名文章中记下一件小事，或许比宏大的数字更能作答。一个在浙江农村卖牛羊肉的青年给范用写信，说自己爱书，想读王国维、陈寅恪，却不知道去哪里买。范用很感动，摘录来信，写成小文，介绍给同行与报纸读者。商务印书馆退休编辑汪家熔读后，表示愿意把自己的相关藏书送给这个素不相识的青年。

范用因此又想起少年时从图书馆受过的帮助。向上海的蚂蚁图书馆通信借书，只须按目录写信寄去邮资，书便可以寄来，厚书薄书邮费相差不多，他就挑厚的借。在《买书琐记》的前言里，他嫌图书馆找书手续麻烦，喜欢书店可以随意翻阅；在这篇文章里，他又郑重记下图书馆给予自己的恩惠。两种感受放在一起，恰好显出同一个读者的实际愿望：想读的时候，能够找到书，能够接近书。

展览复刻的范用书房。旧藏书刊、家具与生活物件，呈现一位出版人与书相处的日常。

一册有漂亮题签的珍本，一本从远方寄来的普通借书，各有各的分量。前者珍藏着一次相逢，后者也许正等待一次相逢。从当年挑厚书借的少年，到替陌生青年传递求书心愿的老出版人，书房渐渐满了，他没有忘记书房以外的人。

今天，书的处境已经不同。新书不断涌来，书却未必卖得动；屏幕使万卷书变得轻盈，也让目光更容易匆匆掠过。得到一本书往往不难，难的是在纷繁中认出它，愿意停下来，把自己的时间交给它。范用留下的经验，因而仍有值得重温之处：从众多稿件中辨认出值得出版的文字，把书做得妥帖，为它寻找读者，也为读者寻找尚未相识的作者。这些工作细碎而缓慢，留下的回响，却不止于一时的销量。

展柜里的旧书如今安静地停在某一页，题字的人、收书的人，有些已经远去。我们循着纸上的痕迹，仍能走进他们曾经彼此照亮的生活。一间书房的辽阔，或许就在这里：有些书已经陪伴一个人走完一生，还能在另一个人的日子里，慢慢展开。

舒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