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重新发现“早期全球主义”的闪光内核

在当今这个高度互联却又充满裂痕的时代，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关于“全球化”的现代迷思。信息以光速跨越重洋，资本与商品在数字网络中无缝流转，但人类心灵与文化的隔阂却并未因此消弭。相反，伴随着地缘政治的动荡与文明冲突的喧嚣，曾经被奉为圭臬的全球一体化理想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在这样一个亟需重新校准世界观的历史节点，回望几个世纪前那些踏上未知旅途的先驱者——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种穿越时空的思想坐标。他们用双脚和信仰丈量大地，在地理大发现与文化大碰撞的激流中，孕育出了一种被后世称为“早期全球主义”的宏大视野。这种视野并非建立在征服与同化的傲慢之上，而是源于对世界多样性的深刻敬畏与寻求普遍性连接的真诚渴望。

审视这些早期全球主义者的精神轨迹，不仅是为了缅怀一段波澜壮阔的交流史，更是为了获得一种批判性的距离，去辨认和解构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认知局限。当我们被“阵营对立”、“零和博弈”的狭隘叙事所裹挟时，早期全球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提醒我们要以全新的敏感性去体察、尊重并包容构成这个世界的多样价值观与历史记忆。

当我们翻开比萨的鲁斯蒂凯洛为《马可·波罗游记》撰写的序言时，仿佛打开了一部中世纪的“骑士文学”。这种文学体裁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流传，通常描绘英雄们为了追寻某种神圣目标（如圣杯）而展开的奇幻冒险。然而，在马可·波罗的叙事中，那位令人心驰神往的“公主”并非世俗的佳人，而是“知识”本身；他所追寻的圣杯，是对这个名为“世界”的奇迹的认知。序言中写道，自上帝创造亚当以来，再无一人能像马可·波罗那样，倾尽心力去探寻世界的广袤与奇妙。在这里，马可·波罗被隐喻为一位“新亚当”，他的游历不仅是在物理空间中移动，更是在为世界上光怪陆离的风土人情、飞禽走兽赋予名称与意义。这种“骑士文学式的全球主义”，将世界视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奇观的宏大舞台。在那个时代，旅人们并不急于将沿途的风景纳为己有，而是受一种超越空间距离与偶然性的内在力量驱使，去不断重逢、见证和赞美造物主留下的丰饶。他们眼中没有所谓的“文明洼地”，只有形态各异、令人叹为观止的多元文化。这种对未知世界的纯粹好奇与包容，恰恰是当今那些习惯于用自身价值观去丈量、裁度他国的人们所极度匮乏的。

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探索世界的旅程变得愈发艰险，也愈发深刻。十六世纪中叶，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在前往亚洲的漫长航程中，切身体验到了何为真实的“距离”。他的信中，他平静而无奈地写道，一来一往的通信至少需要将近四年的时光。然而，这种物理上的千山万水，最终演变为了他内心深处的一种隐喻——代表着不同文明之间在精神、信仰与世界观层面的巨大鸿沟。沙勿略在中国的大门外、上川岛的寒风中溘然长逝，他一生都在试图跨越这种距离。他的经历犹如一记警钟，敲打着现代人的狂妄。今天，技术的进步极大地压缩了时空，我们能够在几秒钟内与地球另一端的人进行高清视频通话。然而，这种“距离的消失”往往只是一种浅薄的幻觉。当交流在极快的节奏中进行时，我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却失去了沉思与理解的深度。信息的泛滥并未消除偏见，反而时常让误解和怨恨在网络的回音壁中被无限放大。沙勿略的“距离教学法”启示我们：真正的跨文化沟通绝非一蹴而就的坦途。它需要我们重新找回耐心，在不断前行的每一步中去真实地经历那种随之而来的喜悦与阵痛。唯有在深度的沉浸、艰难的磨合乃至痛苦的反思中，真正的理解才有可能诞生。

如果说马可·波罗代表了对世界感性而浪漫的拥抱，那么一个世纪后的利玛窦则为全球主义注入了理性的光芒，开启了一种“几何式全球主义”的先河。1582年，当这位意大利青年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拥有深厚底蕴且自成体系的庞大帝国。中西文明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语言与思想差异，但这并未让利玛窦退缩。相反，他将这种差异视为探索人类共通本质的熔炉。作为一名精通制图学与数学的学者，利玛窦敏锐地意识到，科学与技术理性可以成为跨越文化壁垒的“元语言”。他向中国士大夫展示世界地图，不仅是分享地理知识，更是以一种极为优雅的方式，邀请中华帝国在一个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中重新认识自身的坐标——将其视为世界“众多之一”，而非唯我独尊的中心。同时，他与徐光启合作翻译《几何原本》，试图在严密的逻辑推演中，寻找不同文明所共享的理性根基。

利玛窦所倡导的这种交流模式，在今天依然散发着夺目的思想光芒。他并未采取文化霸权式的居高临下，而是首先承认全人类在面对宇宙浩渺、社会道德与生命终极意义时所共享的基本困惑。随后，他深怀敬意地研读中国典籍，承认不同文化在回应这些共同问题时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是多样的。他的《天主实义》并非单向的说教，而是在对话、比较与相互权衡中展开的思想交锋。利玛窦深知，想要传达普遍性的真理，恰恰需要深深扎根于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之中。在他那里，普遍性与差异性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辅相成。这种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对话寻求人类共识的努力，不正是当今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人工智能伦理等全球性挑战时所最迫切需要的智慧吗？

遗憾的是，这种充满敬意与平等对话的早期全球主义，在十八世纪末以后逐渐被一种带有浓厚帝国主义色彩的“东方学”所取代。当欧洲凭借工业革命的坚船利炮确立了暂时的技术与军事优势后，一种集体的权力幻觉便不可遏制地蔓延开来。世界不再是马可·波罗眼中充满奇观的画卷，也不再是利玛窦眼中可以通过几何学探求普遍理性的乐土，而是沦为了被切割、被掠夺、被分门别类的殖民地。早期全球主义中那种不设绝对中心、将世界视为由过渡和层次构成的渐变网络的观念，被生硬的“阵营划分”和“零和博弈”所取代。欧洲在向外扩张的同时，也将其自身的帝国幻想推向了极致，最终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引爆了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文明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清晰地表明：任何试图以单一权力中心统治全球、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人的帝国主义行径，最终只会反噬自身，成为无尽冲突与苦难的渊薮。

《堂吉诃德》（1957）剧照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仿佛再次来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维系了战后大半个世纪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各国民粹主义抬头，保护主义盛行，多边主义的基石正在松动。在这样一个旧体系逐渐瓦解、新体系亟待重构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彻底摒弃那种制造对抗与分裂的冷战思维，重新审视并唤醒早期全球主义中那些闪光的价值内核。

我们必须承认，人类确实生活在一个命运与共的地球村中。从联合国体系的建立，到全球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广泛共识，一种“权利平等、责任共担的国家共同体理想”一直在艰难而顽强地向前推进。中国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是对这一普世愿景的深刻呼应与时代升华。然而，这一宏大愿景的实现，不能仅仅停留在外交辞令上，它需要我们像马可·波罗那样，保持对异质文明的好奇与尊重；需要我们像方济各·沙勿略那样，拥有跨越文化距离的坚韧与耐心；更需要我们像利玛窦那样，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通过理性的对话与智慧的妥协，构建起连接世界的桥梁。

“共同命运”的叙事，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新的“骑士文学”，激励着全人类为了一个共享和平与繁荣的目标而携手前行；而我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设计的国际法理、多边机制与合作框架，则应当成为我们新的“几何学”，为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提供普遍性的规则支撑。历史并未终结，全球化的进程也远未到尽头。当我们学会用早期全球主义的智慧去思考和感受——以渐变代替断裂，以妥协代替对抗，以包容代替排斥——我们便能在多元文明的交汇处，勾勒出一种更具韧性、更具人文关怀、也更为可持续的全新的全球主义图景。

魏明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