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太太同岁，一个分床20年，一个搭伙3年，站一起谁都看出来了

两个老太太同岁，一个分床20年，一个搭伙3年，站一起谁都看出来了，一个穿大红睡衣，一个把老头照片摆床头，楼道里碰见，谁也不先开口

我今年68岁，姓周，住县城老建行家属院3号楼，2单元。我们这栋楼是1998年盖的，六层，没电梯，楼道墙皮掉得跟鱼鳞似的，扶手摸上去一手红锈。我住4楼东户，对门是赵老师家，楼下3楼东户住的是刘姐——刘凤兰。我、赵老师、刘凤兰，我们仨同岁，都属猴，1956年生人。

标题里说的那两个老太太，一个是我，一个是刘凤兰。

刘凤兰分床20年，我搭伙3年。站一起谁都看出来了——她穿大红睡衣，我把老头的照片摆床头。楼道里碰见，谁也不先开口。

这事要从头说。

我老头叫孙德厚，2019年冬天走的，肺上的毛病，查出来到走一共47天。走那天是腊月初九，我记得清楚，因为头一天晚上他还跟我说，等开春了把阳台那盆君子兰换个大点的盆。那盆君子兰现在还在我阳台上，叶子长得乱七八糟，我一直没换盆，换盆得两个人，一个人弄不了。

刘凤兰的老头叫马长贵，比我老头大两岁，2018年春天走的，心梗，夜里走的，没遭罪。刘凤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她说她夜里听见他翻身，还嘟囔了一句“你睡你的”，就没再管。她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楼下花坛边上，几个老太太围着听，她一边说一边抹眼睛，说“你说这人，说走就走，连句话都不留”。

我跟刘凤兰不一样。

我们俩同岁，同一年进的县棉纺厂，她在细纱车间，我在织布车间。那时候棉纺厂多红火啊，三班倒，食堂里5分钱一份熬白菜，1毛5一份红烧肉，我们俩都在食堂吃过。后来厂子不行了，2003年买断工龄，一人拿了2万8，就各回各家了。她男人马长贵在供电所上班，正式工，退休金高；我老头孙德厚在二建公司，后来公司散了，他自己接零活，退休金一直自己交的，一个月拿2800多。就为这个，刘凤兰在我跟前说话，总带着那么一点意思，不是明着说，是话里话外让你觉出来。

比如她会在楼下说：“我们家老马这个月退休金又涨了，涨了180，我说涨就涨呗，够花就行。”旁边人就接：“供电所好啊，铁饭碗。”她就笑，说：“好啥呀，人都不在了。”话是这么说，可那笑里头有东西。

我不接她的话。我老头退休金是不高，可我们俩日子过得也不差。孙德厚手巧，家里的柜子、板凳、阳台上的花架子，都是他自己打的。他还会修东西，楼里谁家水管漏了、灯不亮了，喊他一声他就去。他走的那年，楼道里从1楼到6楼，家家户户都来吊唁，花圈摆到单元门口，摆不下了。刘凤兰也来了，随了200块钱，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说家里有事。

我跟孙德厚，结婚41年，没分过床。

他走以后，我把他那屋的床拆了，搬到了小卧室。大屋的床我没动，铺的还是他走那天铺的那条灰格子床单，洗过几回，叠在柜子里。床头柜上摆着他的照片，是60岁那年办的老年证上照的，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得有点不自然。照片前面放着一个白瓷小碟，里头搁着他最后没吃完的半瓶速效救心丸。药早过期了，我没扔。

每天早上起来，我先给照片前头那碟子擦一遍，再拿抹布把相框抹一抹。然后去阳台给君子兰浇水——浇半瓢，不敢多浇，怕烂根。做完这些，我才洗脸刷牙，出门买菜。

刘凤兰跟我不一样。她老头马长贵走了不到一年，她就把家里重新刷了一遍，白墙，换了新窗帘，大红色的。她自己也开始穿红的，大红毛衣、大红围巾、大红羽绒服。有一回我在楼道里碰见她，她穿了一件大红睡衣，上头印着牡丹花，下楼倒垃圾。我说：“你这衣裳真鲜亮。”她说：“人老了不穿红的，啥时候穿？”说完就下楼了，拖鞋在水泥台阶上啪嗒啪嗒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搭伙的事。

是2021年秋天，楼下张婶子跟我说的。张婶子住1楼，消息灵通，谁家来个亲戚她都门儿清。她说：“周姐，你知道不，3楼刘凤兰跟一个老头搭伙了，是公园跳舞认识的，姓周，退休教师，一个月退休金5000多。”我说：“真的假的？”张婶子说：“真的，那老头来过好几回了，夜里没走。”

我没接话。张婶子又说：“你说都这把年纪了，还搭什么伙呀，自己过不清净？”我说：“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张婶子撇撇嘴，说：“也是，人家老周头有房有退休金，图啥呢。”

后来我就留意了。果然，早上能看见一个老头从3楼下来，个子不高，戴个鸭舌帽，穿得干干净净，手里拎个布袋子，袋子里是水杯和收音机。他下楼的时候脚步很轻，碰见人点个头，不說話。刘凤兰不跟他一起走，总是隔个十来分钟才下来，穿得整整齐齐，去公园。

有一回我在公园碰见他们。公园东边有个小广场，早上有人跳舞，跳交谊舞，也有跳广场舞的。刘凤兰跟那个老周头跳交谊舞，三步、四步，跳得还真像那么回事。老周头手搭在她腰上，她手搭在老周头肩上，两个人转起来，刘凤兰的大红裙摆转成一个圆。旁边有几个老太太坐着看，一边看一边嘀咕。我没过去，绕到西边看人家下棋去了。

那天回家，我站在自己家客厅里，看着老孙的照片，说：“老孙，你说刘凤兰这事，算怎么回事？”照片上老孙还是那样笑着，不回答。我又说：“你要是还在，咱俩也去公园跳舞去，你步子笨，肯定踩我脚。”说完我笑了，笑着笑着眼睛就有点湿，赶紧拿手背擦了，去厨房做饭。

我搭伙的事，是2022年春天。

老头姓吴，叫吴建国，是我表妹介绍的。表妹在老年大学教唱歌，吴建国是她们班的学员，65岁，比我小3岁，退休前在县供销社上班，老伴走了5年了，一个儿子在省城，不常回来。表妹说：“姐，你一个人过也不是个事，老吴人不错，脾气好，你俩见见？”

我说：“都这把年纪了，见啥呀。”

表妹说：“见见呗，又不搭伙，就当认识个朋友。”

我就见了。在表妹家，吴建国穿一件藏青夹克，头发花白，梳得整整齐齐，说话慢声慢语，不抽烟不喝酒，说是会做饭，还会包饺子。他看见我，笑了一下，说：“周姐，我听过你的事，孙大哥是个好人。”就这一句话，我心里就软了一下。

后来他就常来。一开始是白天来，帮我修修东西——阳台那盆君子兰，他给换了盆，换了土，说“这花得透气，不能老闷着”。又帮我把厨房的水龙头换了，原来那个老滴水，换了新的，不滴了。他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站着，递个扳手，递个抹布，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他说他老伴走的时候，他在医院守了三个月，最后还是没留住。他说：“人走了，家里就空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说：“是。”

再后来，他晚上也不走了。

头一回他留下来，是2022年5月，天刚热。那天他帮我收拾阳台，收拾到晚上8点多，我说你吃了饭再走，我就下了两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吃完面，他说他回去也没事，我说那你就坐会儿。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的是《新闻联播》，看完又看《天气预报》，看完天气预报又看《焦点访谈》。其实谁也没看进去。后来他说：“周姐，我今晚不走了行不行？”我说：“行。”

那晚的事，我没跟任何人说过。第二天早上他先起的床，给我烧了壶开水，灌了暖瓶，又下楼买了油条和豆浆。我起来的时候，他把油条摆在盘子里，豆浆倒在碗里，筷子摆好，说：“趁热吃。”我就坐下来吃。吃完他说：“我回去了，换身衣裳，中午再来。”我说：“好。”

他走了以后，我站在屋里，看着床头老孙的照片。照片上老孙还是笑，不說話。我说：“老孙，你别怪我。”说完我把相框转过去，面朝墙。到了中午吴建国来之前，我又把相框转回来了。

我跟吴建国搭伙，没领证。他儿子没意见，我闺女也没意见——我闺女在深圳，一年回来一趟，她说“妈你高兴就行”。吴建国一个月给我1500块钱，算是生活费，我说不用，他非要给，说“不能白吃你的”。我说那行，钱我收着，买菜买米买油，剩下的我攒着，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用。

刘凤兰知道我跟吴建国的事，是2022年夏天。那天在楼道里碰见，她问我：“周姐，听说你也找了一个？”我说：“嗯，搭伙。”她说：“领证没？”我说：“没领。”她笑了一下，说：“不领证好，省事。”说完就上楼了，大红睡衣的下摆在她腿上扫来扫去。

我不知道她那个“省事”是啥意思。

后来张婶子告诉我，刘凤兰跟老周头也没领证。老周头有房，在城东教师公寓，三室一厅，刘凤兰隔三差五去那边住，有时候老周头来这边住。两个人各花各的钱，老周头给她买衣裳，她给老周头做饭。张婶子说：“人家这才叫明白，不领证，不牵扯房子和钱，好就好，不好就散。”

我没说话。

我跟吴建国搭伙3年，到今年春天，整整3年。这3年里，他帮我换了君子兰的盆，修了厨房水龙头，又在阳台上给我搭了个花架子。我给他织了一件毛衣，深灰色的，他说暖和。他儿子过年回来过一回，提了两瓶酒，叫我“周姨”。我闺女回来也见过他，叫他“吴叔”。两家人客客气气的，谁也不提领证的事。

可是今年春天，出事了。

3月里，吴建国早上起来，说胸口闷。我说去医院看看，他说没事，歇歇就好。到了下午，他脸色发白，汗珠子往下淌，我赶紧打了120。到医院一查，心脏有问题，得做支架。他儿子从省城赶回来，在病房里守了3天。我每天去医院送饭，小米粥、鸡蛋羹、烂面条，他儿子说：“周姨，你别跑了，医院有饭。”我说：“医院的饭他吃不惯。”

吴建国住了10天院，出院那天，他儿子跟我说：“周姨，我爸这身体，以后得有人照顾。我接他去省城住一阵子，你看行不行？”我说：“行，应该的。”

吴建国走的那天，是4月12号。他儿子开车来接，吴建国坐在副驾驶上，摇下车窗跟我说：“周姐，我过一阵子就回来。”我说：“你好好养着，别惦记这边。”车开走了，我站在楼下，看见车拐出家属院大门，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把床头老孙的照片转过来，看了看，又转回去了。

吴建国走了以后，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头一个月打得多，问问家里怎么样，君子兰开没开花。后来就少了，一个星期一个，再后来半个月一个。我打过去，他有时候不接，过后回过来，说“刚才在睡觉”或者“在楼下遛弯没带手机”。我没多问。

到了6月，他儿子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周姨，我爸在省城住得惯，暂时不回去了。你那边……你多保重。”我说：“好，我知道了。”

挂了电话，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下午。天黑的时候，我把吴建国的东西收拾了一下——他留在这儿的牙刷、毛巾、拖鞋、一件外套、一个喝水杯子。牙刷毛巾拖鞋扔了，外套和杯子装进一个纸箱，放在小卧室的柜子顶上。然后我走到床头，把老孙的照片拿起来，擦了擦，摆正，说：“老孙，还是咱俩过。”

那几天我没出门。第三天早上，我开门倒垃圾，在楼道里碰见刘凤兰。她刚从外面回来，穿一件大红连衣裙，手里提着一兜子菜。看见我，她站住了。

我们俩站在3楼和4楼之间的拐角处，楼道窗户开着，风吹进来，把墙上的灰吹得往下掉。她看着我，我看着她。我知道她听说吴建国走了，也知道她知道吴建国走了。她嘴唇动了动，好像要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我也没说话。

站了有半分钟，她先动了一下，把菜兜子换了个手，下楼去了。拖鞋啪嗒啪嗒响。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的红裙子在楼梯拐角处一闪，不见了。然后我听见3楼的门响了一声，关上了。

我回到屋里，把垃圾放下，走到床头，把老孙的照片拿起来。照片上老孙还是那样笑着，白衬衫，头发整整齐齐。我跟他说：“老孙，你说刘凤兰刚才想跟我说啥？”他不回答。我又说：“她是不是想笑话我？吴建国走了，她肯定觉得我傻。”老孙不說話。

我把照片放回去，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窗外是家属院的院子，几棵老槐树，树下停着几辆电动车。再远一点是马路，马路上车来车往。我就那么坐着，一直坐到中午。

后来我想，刘凤兰分床20年，我跟孙德厚一张床睡了41年。她老头走了不到一年她就搭伙了，我老头走了3年我才搭伙。她搭伙没领证，我搭伙也没领证。可她现在还搭着，我这边散了。她穿大红睡衣，我把老头照片摆床头。站一起谁都看出来了，就是看出来了又怎么样呢？

前几天，楼下张婶子跟我说，刘凤兰那个老周头，最近也不常来了。我说：“咋了？”张婶子说：“不知道，好像是老周头闺女不同意，说刘凤兰图她爸的房。”我说：“那刘凤兰咋说？”张婶子说：“她能咋说，她说她不图房，图房早领证了。”张婶子说完叹了口气，说：“你说这人老了，找个伴咋就这么难呢。”

我没接话。

昨天早上，我去公园买菜，碰见刘凤兰。她在公园门口站着，好像在等人。看见我，她把脸转过去了，看马路。我从她旁边走过去，也没吭声。走了几步，我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儿，红裙子被风吹得贴在腿上，头发有点乱，她拿手拢了拢。

我转过头，继续往前走。菜市场里人来人往，我买了二斤豆角、一斤西红柿、一块豆腐。回家的路上，经过公园东边那个小广场，跳舞的老头老太太还在跳，三步、四步，转圈。我站那儿看了一会儿，没看见老周头，也没看见刘凤兰。

回到家，我把菜放下，走到床头。老孙还在照片里笑着。我说：“老孙，我今天看见刘凤兰了，她在公园门口站着，也不知道等谁。”老孙不說話。我说：“你说她心里是啥滋味？”老孙还是不說話。

我拿抹布把相框擦了擦，又把那个装速效救心丸的白瓷小碟子擦了一遍。然后我去阳台给君子兰浇水，浇了半瓢。君子兰的叶子还是乱七八糟的，吴建国给换的盆还在，土也是新土，可叶子没怎么长。

我站在阳台上，看见楼下刘凤兰回来了，一个人，手里还是提着菜兜子。她走到单元门口，掏钥匙，开门，进去了。红裙子消失在门洞里。

我回到屋里，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放的是《等着我》，一个老太太找她失散多年的妹妹，找到了，两个人抱着哭。我看了两眼，把电视关了。

屋里很静。墙上挂钟的指针咔嗒咔嗒走，厨房水龙头不滴水了——吴建国换的那个。我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到床头，把老孙的照片拿起来，抱在怀里。照片框子有点凉，贴在心口上。

我说：“老孙，还是你陪着我。”

说完这话，我自己愣了一下。

我68了，刘凤兰也68。她分床20年，我搭伙3年。她穿大红睡衣，我把老头照片摆床头。我们在楼道里碰见，谁也不先开口。

我也不知道我在等啥。

可能就是在等一个先开口的人。她等她的，我等我的。可这个楼道里，谁也不肯先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