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如何创造“第一等的工作”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张兴亮

　　20世纪30年代，在赣南闽西的苍茫群山中，一场关于治国理政的预演悄然展开。面对“敌军围困万千重”的严峻局势，中央苏区的共产党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了被毛泽东誉为“第一等的工作”的非凡业绩。

　　公字当头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苏维埃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这从法理上彻底划定了红色政权的“公”之属性，让“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成为一切工作的原点。

　　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清晰划定了适用主体、贪污定罪量刑、挪用追责、浪费惩处四大内容，其中规定：“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史上首个专门的反腐败成文法令。

　　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将领董振堂，1931年12月领导宁都起义部队加入红军，入党后，其将多年积蓄的3000块银圆全部上交作为党费，坦言“革命了，个人的一切就交给党，还要钱干什么”，后于1937年1月在甘肃高台血战中壮烈牺牲。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耀，在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危急时公开承诺“自带伙食、不要公家津贴”，由此流传开“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的兴国山歌。1935年初，刘启耀身负重伤与组织失联后，腰间紧系组织托付的13根金条和一批首饰、银圆，两年间颠沛流离、靠乞讨度日，却分文不动，找到党组织后如数上交、分文不差。

　　小事即大事

　　“第一等的工作”究竟为谁而做？苏区干部给出了最朴素的回答：一切为了群众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细致入微地叮嘱：“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这番话语背后，是苏区干部将群众“小事”视为“大事”的执政理念。为解决沙洲坝群众吃水困难，毛泽东带领工作人员挖了一口水井，当地群众至今传唱着“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歌谣。

　　把群众的难处当成自己的心事，苏区干部以此赢得了民心，也创造了深得人心的业绩。1933年，兴国县长冈乡贫农马荣海家不慎失火，一间半住房尽毁，乡苏维埃政府第一时间发动全乡互助共济，有钱捐钱、有料出料、青壮年投工出力，短短三天半便建起一座新茅草屋。长冈乡苏维埃政府将群众缺粮、住房、就医、上学、行路等难题全部纳入日常议事日程；当年遭遇夏荒，乡苏维埃政府专人跋涉两百多里赴公略县采购粮食救济群众；红军家属缺劳力，便组织耕田队义务代耕。

　　问计于民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毛泽东身体力行，先后在寻乌、兴国等地深入调研，撰写系列调查报告。在寻乌，毛泽东对城镇商业、手工业状况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据此明确了对待城市贫民和中小工商业者的正确政策取向，并确立了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1933年11月，为筹备第二次全苏大会，毛泽东又深入长冈乡和才溪乡系统调查，撰写《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总结基层苏维埃工作经验，有力推动了苏区各项建设。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调查研究从个人实践上升为苏区工作的制度自觉。1929年9月，陈毅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指出，游击部队到达某地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经调查后才能决定工作方针。1931年12月，周恩来初入苏区，即于途中察实情、听真话，从细微处敏锐察觉闽西“肃社党”的严重偏差，随即致信中央力倡“重证据、慎决策”，为纠正肃反扩大化提供了关键依据。1932年，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背着马褡子下乡，一年内走遍16个县，在田间地头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总结出扩大肥源、精耕细作两项措施，推动全省粮食产量明显提升。

　　调查研究不仅是决策的依据，更是纠偏的武器。据《红色中华》报道，于都县三门滩乡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时，干部李汉盛采用摊派、强迫等方式，群众怨声载道，区委调查后当即纠正，不到两天“该乡劳苦工农群众自动的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一千余元，集中现金九百余元”。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针对土地分配中优亲厚友等问题，挨家挨户走访核实，重新组织丈量分配。

　　实干破局

　　面对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中央苏区一度面临“无盐可食、无布可衣”的困境。

　　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以此为指引，中央苏区打响了经济突围的战役。在农业生产方面，面对青壮年大量参军导致劳动力锐减的困境，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建立劳动互助社、犁牛合作社等合作组织，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先后颁布《劳动互助社组织纲要》等文件，赣南闽西区域粮食产量1933年较上年增加15%。在工业与贸易方面，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的苏维埃工厂已有三十二个，包括工人两千多人，还包括有几千人的钨矿的生产，还有包括几十以至百多工人的许多生产合作社的工厂。”1932年初至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共生产钨砂4193吨，累计创收400多万元银圆，换回大量紧缺物资。

　　“第一等的工作”，是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实干故事中完成的。时任兴国县国民经济部部长欧阳崇庭，面对国民党的层层关卡，巧妙地将食盐藏于双层粪桶底层或以“出殡”作掩护，完成了一次次运盐任务。1933年当选兴国县委书记的谢名仁，率先在自家村庄召开扩红动员大会，挨家挨户宣传发动，兴国县迅速掀起“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参军热潮；同时，谢名仁还深入各乡村组织各类合作社，因陋就简开办熬盐厂、织布厂、榨糖厂等，多措并举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正是这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实干精神，让兴国赢得了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高度赞扬：“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

　　1934年2月，阮啸仙出任新组建的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主持制定中央苏区首部系统性审计法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他不仅为审计人员立下“六不准”铁律，更带领团队逐笔核对账簿、逐项清点物资，审计结果全文刊于《红色中华》，向全体军民公开。据中央审计委员会初步统计：1934年4月至7月，中央各机关行政费减少30％。中央政府还裁减通信和杂务人员35％、机关人员10％，中央政府各部门裁减工作人员20％。为此，中央审计委员会明确指出：“在节省运动高潮底下……使我们很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