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群：论长岛王沟战国早期墓的随葬铜礼器组合

摘 要：本文通过将长岛王沟墓地战国早期随葬铜礼器墓与同时期齐国、鲁国的随葬铜礼器墓进行对比，探讨其文化因素和特点。王沟战国早期随葬铜礼器墓的铜礼器基本组合与新泰周家庄战国早期齐墓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以及莱芜戴鱼池战国早期齐墓出土的铜礼器组合较为接近，而同属于鲁中地区的戴鱼池战国早期墓出土的铜礼器组合和周家庄战国早期墓的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之间相似性更强，反映出其文化因素的一致性。王沟战国早期墓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与曲阜鲁国故城M52 战国早期墓随葬铜礼器组合所存在的明显差异表明二者的文化因素有别，也暗示出该时期齐国、鲁国铜礼器墓之间的差异。当时齐墓的随葬铜礼器等级标示作用已有所减弱。

关键词：战国早期；铜礼器；组合；长岛王沟墓地

长岛王沟墓地位于山东烟台市长岛县南长山岛的王沟村[1]，该村三面环山，具体位置是在南长山岛东北部的海边，墓地就分布在村东及村南的河边台地上，东北距离海岸线50 多米。该墓地是一处东周墓地，在其西半部发现了19 座墓，其中有13 座属于发掘者所划分的第二期（战国早期），这13 座战国早期墓里包括3 座随葬铜礼器墓。王沟墓地的3 座战国早期随葬铜礼器墓是M1、M2 和M10，其随葬铜礼器组合代表着该时期庙岛群岛所属的（南）长山岛铜器墓的文化面貌。本文拟通过将王沟墓地3 座战国早期随葬铜礼器墓与同时期齐国、鲁国的随葬铜礼器墓进行对比，探讨其文化因素和特点。

一、长岛王沟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考古发现

王沟墓地最具代表性的随葬铜礼器墓是M10，该墓不仅规模大（墓室6.8米×7.4米）、带墓道，且未经扰动，铜礼器组合完整，而该墓地M1 和M2 虽遭村民扰动，葬式、葬具已不甚清楚，但据发掘者所述，M1、M2 随葬铜礼器组合与M10 的铜礼器组合是一致的，由此看来，M1与M2 的随葬铜礼器组合应是基本完整的。因此，王沟墓地M1、M2 和M10是该墓地战国早期墓随葬铜礼器组合的代表（表一）（据《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群》所附《长岛王沟东周墓葬登记表》的说明①，M1 出土的铜鼎、舟及M2 出土的铜鼎、壶、舟数量均应为1 件，下文铜礼器基本组合对比亦基于该组数据）。

表一 长岛王沟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简表

二、长岛王沟战国早期铜礼器墓与山东其他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比较

这里分别选取战国早期齐国、鲁国墓地的随葬铜礼器墓与王沟墓地的战国早期铜礼器墓进行对比。根据田野考古发现及考古资料的发表情况，本文战国早期齐国随葬铜礼器墓以新泰周家庄墓地[2]和莱芜戴鱼池战国墓[3]为代表，鲁国随葬铜礼器墓则以曲阜鲁国故城墓地[4]为代表。

周家庄墓地是近些年山东周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其所在的新泰市位于鲁中山区，该墓地发掘清理的墓葬总计78 座，是齐国的墓葬，其中的7 座战国早期墓随葬有铜礼器。这些墓葬保存得比较好，未经盗掘，其年代从春秋晚期延续到了战国中晚期，是一处典型的东周齐国墓地。戴鱼池战国早期铜礼器墓位于鲁中地区，属于齐文化的腹心地带，距离齐国都城临淄仅一百公里左右。该墓的葬具为一棺重椁，虽早年曾被盗，棺内人骨已无存，不过其内外椁的南壁是合一的，而包括铜礼器在内的随葬器皿大体是被放在内外椁室的北壁中间，铜礼器组合（鼎、豆、舟）应基本完整。至于鲁国故城墓地，所见两周墓葬颇具系统性，成为该地区两周墓葬分期的一个标尺，是研究鲁国墓葬制度的典型墓地。

（一）曲阜鲁国故城墓地、新泰周家庄墓地和莱芜戴鱼池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考古发现

1.曲阜鲁国故城战国早期随葬铜礼器墓

曲阜鲁国故城战国早期随葬铜礼器墓有M3 和M52，其中，M3已严重被盗，其随葬铜礼器组合资料本文不予采用，而M52 则未被盗，其随葬铜礼器组合是鐎壶1、罐1、盘1、器座3（表二）。

表二 曲阜鲁国故城乙组东周铜礼器墓M52 随葬铜礼器组合简表

2.新泰周家庄战国早期铜礼器墓

该墓地共发现6 座战国早期随葬铜礼器墓，即M1、M5、M37、M38、M57、M59，其中M1 整体遭到了严重毁坏，其资料本文不予采用，其余5 座随葬铜礼器的战国早期墓（M5、M37、M38、M57、M59）资料可资比较（表三）。

表三 周家庄墓地战国早期墓随葬铜礼器组合简表

3.莱芜戴鱼池战国墓

该墓是一座土坑竖穴墓。其葬具是二椁一棺，外椁室长为3.3、宽2.1 米，内椁室长是2.08、宽1.2 米，棺室长为1.8、宽0.44米。棺放在椁室南部，其盖上发现髹朱漆的痕迹。棺里未见人骨，葬式不清，墓向是东西向。该墓出土的铜礼器有2件鼎、2件豆、1件舟。戴鱼池战国齐墓的年代属于战国早期。

（二）长岛王沟战国早期随葬铜礼器墓与新泰周家庄墓地、莱芜戴鱼池墓地和曲阜鲁国故城墓地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比较

1.随葬铜礼器组合的对比

据表一，可将王沟墓地所发现的3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列出[5]，即鼎1、豆2、壶1、舟1、敦1、鉴1。

据表二，曲阜鲁国故城乙组东周墓M52 的随葬铜礼器组合是鐎壶1、罐1、盘1、器座3。

据表三，新泰周家庄5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M5、M37、M38、M57、M59 ）的随葬铜礼器组合如下：

M5：鼎1、豆2、壶1、舟1；

M37：鼎1、豆1、盘1、匜1、舟1；

M38：鼎1、豆2、壶1、盘1、舟1；

M57：舟1；

M59：舟2。

这5座墓的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是鼎1、豆1、舟1。

另外，莱芜戴鱼池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出土的铜礼器组合为鼎2、豆2、舟1。

因此，长岛王沟3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与新泰周家庄5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及莱芜戴鱼池战国早期墓出土的铜礼器组合较为接近，即王沟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是鼎1、豆2、壶1、舟1、敦1、鉴1；而周家庄5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是鼎1、豆1、舟1；戴鱼池战国墓所出土的铜礼器组合则是鼎2、豆2、舟1。不过，王沟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与曲阜鲁国故城乙组东周铜礼器墓M52 的随葬铜礼器组合（鐎壶1、罐1、盘1、器座3）差异较为明显。

2.其他随葬品及墓葬形制的对比

（1）其他随葬品的对比

长岛王沟战国早期墓除了随葬铜礼器外，还有其他的随葬品，这3 座墓出土铜兵器、铜带钩及玛瑙饰品，另外M10 还有陶、石、骨、蚌器、水晶器和珍珠及海贝等（表四）。

表四 长岛王沟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其他随葬品简表

新泰周家庄墓地的5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除了铜礼器外，其他随葬品大多为铜兵器、车马器和陶器及角器（表五）。

表五 周家庄墓地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其他随葬品简表[6]

曲阜鲁国故城乙组东周铜礼器墓M52 除了随葬6件铜礼器外，亦出土了其他的随葬品，有铜兵器、工具、生活用器、玉石器、金银器和陶器等（表六）。

表六 曲阜鲁国故城乙组东周铜礼器墓M52 其他随葬品简表

（2）墓葬形制的对比

长岛王沟3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M10、M2、M1墓葬形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墓里皆填有海卵石，其余部分都填以黄土再经夯打，个别墓还发现了斜坡墓道和近椭圆形的腰坑（表七）。

表七 王沟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墓葬形制简表

新泰周家庄的5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即M5、M37、M38、M57、M59，其中除了M57 外，其余4座墓里使用了青膏泥，而其中的3 座墓（M5、M38、M59）里还发现了壁龛或脚坑（表八）。

表八 周家庄墓地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墓葬形制简表

鲁国故城乙组东周铜礼器墓M52（战国早期）的墓室及台阶都经过夯筑，夯土十分坚硬。在该墓椁壁上部发现了成排的圆帽铜钉，应是用于固定帏帐类的东西（表九）。

表九 鲁国故城乙组东周铜礼器墓M52 墓葬形制简表

长岛王沟墓地、新泰周家庄墓地的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及曲阜鲁国故城乙组东周铜礼器墓M52，这些不同墓地的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彼此间的墓葬形制也存在一定差异，如王沟墓地3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填土里有海卵石，有的墓里发现了腰坑；新泰周家庄5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一些墓里有壁龛或脚坑。前者的腰坑与后者的脚坑或有接近之处。新泰周家庄的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大多有青膏泥，这种敷用青膏泥的做法不属于齐文化的因素[7]；曲阜鲁国故城乙组东周铜礼器墓M52 的墓室和台阶被夯筑得相当坚硬。不过，这些墓地的战国早期铜礼器墓都是土圹竖穴墓，墓葬结构相差不大，至于王沟墓地M10 所发现的墓道可能与墓主的身份（或为齐康公）有关。

至于这些墓葬的墓室面积与随葬铜礼器数量之间的关系，下面分别考察周家庄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墓室面积和王沟墓地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墓室面积与其各自所随葬铜礼器数量之间的关系（表一〇、一一）。

表一 〇 周家庄墓地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墓室面积简表

表一 一 王沟战国早期铜礼器墓墓室面积简表

春秋晚期周家庄墓地随葬铜礼器数量和墓圹面积之间有清晰而明确的对应关系，反映出当时随葬铜礼器数量仍是墓葬等级序列的反映，其等级性通过随葬铜礼器数目而体现出来[8]。

新泰周家庄墓地5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随葬铜礼器数量是M5 随葬5 件，M37 随葬5 件，M38 随葬6 件，M57 随葬1 件，M59 随葬2 件。周家庄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墓室面积和随葬铜礼器的数量大致对应。在周家庄战国早期铜礼器墓中，随葬5 件铜礼器的墓室面积为8 平方米多，随葬6 件铜礼器的墓室面积11 平方米有余，随葬1 件至2 件的墓室面积在7平方米左右，虽然墓室面积与随葬铜礼器数量大致对应，但也并非完全对应，如，随葬1 件的M57 墓室面积大于随葬2 件的M59。

王沟墓地3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随葬铜礼器数量是M10 随葬11 件，M2 随葬8 件，M1 随葬6 件。在王沟战国早期铜礼器墓中，随葬铜礼器最多的是M10（11件铜礼器），其墓室面积也最大，达50 余平方米，但随葬铜礼器最少（6 件）的M1 的墓室面积（10 余平方米）却并非最小，而是大于随葬铜礼器8 件的M2，后者的墓室面积不到10 平方米（约9.74平方米）。因此，王沟墓地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墓室面积和随葬铜礼器的数量属于部分对应，而未达到基本对应的程度。

三、结语

1.以长岛王沟M1、M2和M10为代表的王沟战国早期随葬铜礼器墓，其铜礼器基本组合与新泰周家庄齐墓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及莱芜戴鱼池战国齐墓出土的铜礼器组合较为接近，表明虽然长岛王沟墓地与新泰周家庄墓地、莱芜戴鱼池墓地之间地理位置相距较远，但其铜礼器组合所反映的文化因素基本一致，而地处齐文化中心区的莱芜戴鱼池战国早期墓所出土的铜礼器组合跟新泰周家庄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之间的相似性更大。

2.王沟战国早期铜礼器墓随葬铜礼器基本组合与曲阜鲁国故城战国早期M52 的铜礼器组合所存在的明显差异反映出前者与后者的文化因素有别，从而进一步明确了该时期齐国、鲁国铜礼器墓之间的差异。不仅如此，王沟M10 和鲁国故城M52 这两座墓中，前者的玛瑙、水晶饰品和420 枚海贝、450 枚石贝、33件陶俑与后者的金、银饰品以及其墓主身上、身下各一层的随葬玉璧也存在明显差异，佐证了二者随葬铜礼器组合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之差别。

3.周家庄5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墓室面积与随葬铜礼器数量大体上对应；王沟3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的墓室面积与随葬铜礼器数量则部分对应。王沟M10 不仅带墓道，而且随葬铜礼器最多，达11 件，此外其他随葬品有铜兵器、铜带钩和80 件车马器及较多的玛瑙、水晶饰品等，反映出其墓主身份显赫，其墓室面积为50.32 平方米，该面积远远大于该墓地其他两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暗示出战国早期齐国铜礼器墓墓室面积和随葬铜礼器数量之间仍有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

4.王沟M10 和鲁国故城乙组东周墓M52 所使用的都是三重葬具，而周家庄的5 座战国早期铜礼器墓皆为二重葬具墓。虽然鲁国故城乙组东周墓M52 的随葬铜礼器数量（6件铜礼器）不及王沟M2（8件铜礼器），但其150 平方米的墓室面积及其他随葬品（18 件玉璧、16 枚金泡、2 片金叶、1 枚银带钩等）都明显超过了王沟M2，反映出前者的地位之高，亦反映出在当时这些墓中，铜礼器组合已不能充分标示出死者的身份；不仅如此，与王沟M2 同在一处墓地的王沟M10 的随葬铜礼器比王沟M2 只多了三件，但在墓室面积和其他随葬品等方面远超王沟M2，表明二者墓主身份地位差别相当大，也暗示出战国早期齐墓随葬铜礼器组合的等级标示性已有所减弱。

注释

[1]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山东长岛王沟东周墓群》，《考古学报》1993 年第1 期。

[2]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3 年第4 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泰周家庄东周墓地》，文物出版社，2014 年。

[3] 莱芜市图书馆等：《山东莱芜市戴鱼池战国墓》，《文物》1989 年第2 期；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1005 页。

[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 年。

[5] 基本组合是指各墓葬皆有或者大多数墓葬具有的器物组合（印群：《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东周墓葬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201 页）。

[6] 由于莱芜戴鱼池战国齐墓墓坑遭破坏，所以该墓的具体墓葬形制及其他随葬品资料本文不予采用。

[7] 春秋时期周家庄墓地铜礼器墓在敷膏泥的葬俗上与当时莒文化铜礼器墓比较契合，或是前者受后者影响。[印群：《论新泰周家庄遗址春秋时期青铜礼器墓的文化因素》，《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274～280 页。]

[8] 印群：《论新泰周家庄遗址春秋时期青铜礼器墓的等级性》，《东方考古（第14 集）》，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80～8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