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早朝竟有1160名文武官员缺席，看来古人也不喜欢早起。

一千一百六十个人的缺席

弘治十五年八月十二日，天还没亮，北京宫城外的长安左右门外已经站满了人。

按《大明会典》的规定，凡京官俱书名簿上，置长安门，谓之“门籍”。

鸿胪寺的官员手持门籍，逐一勾点。

勾到后来，他的笔停住了——名册上应到的人，和眼前站着的人，差了一大截。

这一天的早朝，缺勤的文武官员达到了一千一百六十人，其中包括泰宁侯陈璇这样的勋贵。

一个侯爵，也没有来。

这个数字在明代早朝史上不算孤例，却是一个清晰的信号。

早朝——这个朱元璋亲手设计、被后世奉为“祖制”的制度，走到弘治年间，已经有很多人不愿意来了。

要理解这一千一百六十个人为什么不来，得先看这个制度是怎么立起来的。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案为由，罢中书省，废丞相，将权力分给原丞相管领的六部。

中书省宰相负责制过渡到七部门分工负责制。

皇帝直接对接六部，意味着所有政务的最终裁决权，从制度上落到了朱元璋一个人手里。

权力集中了，事务也集中了。

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间，内外诸司的奏劄一共一千六百六十件，涉及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

平均每天要处理二百多件文书、四百多件事务。

这个数字来自给事中张文辅的统计，是朱元璋自己要求臣下算出来的。

早朝就是消化这些事务的现场。

洪武二十九年定下的奏事仪制规定：皇帝御奉天门，百官行叩头礼毕，分东西班序立，仪礼司依次赞某衙门奏事。

奏事的次序是有定规的：一都督府，二十二卫，三通政司，四刑部，五都察院，六监察御史，七断事司，八吏部等五部，九应天府，十兵马司，十一太常寺，十二钦天监。

每个衙门出班奏事，皇帝当场裁决，奏毕复入班，诸司奏完，仪礼司赞奏事毕，百官退出。

这套流程的效率是真实的。

官员可以直接和皇帝沟通，各部事务当场得到批复，其他在场的官员也知悉朝廷正在处理什么。

但它对人的要求也是真实的。

第一，皇帝必须具备现场裁决的能力和威望；第二，皇帝必须具备每天上朝的精力；第三，官员必须能跟上这个节奏。

朱元璋恰好三项都撑得住。

他出身底层，“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裁决起来不假手于人。

上朝时他坐在奉天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

官员犯法，也常在朝堂上当面责问处置。

这种现场办公的方式，在洪武朝是有效的。

但再有效，一个人也扛不住每天四百件事。

朱元璋的办法是让儿子分担。

洪武十年，朱标二十二岁，朱元璋下令：“今后一切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

有意让太子“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

朱标的办公地点在文华殿，每日接见大臣、批阅奏章。

洪武十三年废相之后，太子分担的事务进一步增加，文书政务能干多少干多少，朱元璋则把精力留给更重大的决策。

有分析认为朱标是被这种工作强度累死的。

他死于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六十五岁，白发人送黑发人。

朱标死后，朱元璋没有把日常政务重新全部揽回自己手里，而是继续由皇太孙朱允炆参与处理。

但真正把“皇帝管大事、太子管日常”这个模式固定下来的，是朱棣。

朱棣是“马上皇帝”，主要精力放在军国大事和北征上。

他先后六次北征，每次离京，都诏皇太子朱高炽监国。

永乐二年四月，朱高炽被立为皇太子。

永乐二十二年正月，阿鲁台寇大同，三月朱棣大阅北征，四月“诏皇太子监国，车驾发京师”。

朱棣在行军途中对大学士杨荣说：“东宫涉历年久，政务已熟。

还京后，军国事悉付之。”

朱棣先后制定过几个版本的《东宫留守事》，明确太子监国期间的权限：除了重大人事和政务决策，日常事务由太子负责。

太子的办公地点在文华殿。

据统计，朱高炽监国的时间共计一百二十八个月。

朱棣在位二十二年，一半以上的政务是由儿子处理的。

《明史》对这段时期的总评价是：“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

朝会没有荒废，政务也没有积压。

但这个“朝无废事”有一个前提：太子在京，且有能力、有精力处理日常事务。

一旦这个前提不成立，整个体系的压力就会重新回到皇帝一个人身上。

宣德十年正月，宣宗驾崩。

继位的英宗朱祁镇九岁。

一个九岁的孩子坐在奉天门上，听六部九卿挨个奏事，然后当场裁决——这件事不可能发生。

辅政的大学士“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必须找到变通的办法。

他们定下的规矩，对早朝的影响是结构性的。

第一，每一早朝，止许言事八件。

第二，所奏事目，通政司先一日进呈面帖，由内阁预先处分。

第三，皇帝在朝堂上的回答从简，照答即可。

事关吏部，皇帝就说“吏部知道”；其他各部院一样，都是“某部知道”“都察院知道”“该衙门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早朝上要奏什么事、奏几件事，在前一天就已经定好了。

内阁已经拟好了处理意见，皇帝在朝堂上只需要说一句“知道了”。

早朝从一个现场决策的场合，变成了一个确认既有决定的仪式。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决定，是制度在继承危机面前的自动收缩。

朱祁镇九岁登基，没有人能替代他坐在那把椅子上。

但政务不能停，只能把决策环节前移到内阁，早朝保留形式。

变通一旦开始，就不会停下来。

成化二十一年，又诏盛暑、祁寒日，奏事毋得过五件。

八件减到五件，再后来，连这五件也常常是循例奏请之事，日久形成一套固定的答旨模式，各衙门堂上官奏事完毕后，皇帝只需要答“是”就行了。

成化皇帝朱见深有口吃的毛病，说话不方便，尤其答“是”非常为难。

鸿胪寺卿施纯托宪宗的亲信太监献计，建议把“是”改为“照例”。

宪宗大为高兴，施纯不久接连升官。

一个字的改动，暴露的是整个早朝程序的性质——它已经变成了一套可以替换词汇的固定应答。

成化年间，失朝的人数开始变得触目惊心。

成化三年六月，一次失朝三百多人，罚每人运砖五百。

成化九年五月丁巳早朝，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失朝。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一次失朝一千一百多人，皆被罚运灰。

处罚方式的变化本身也说明问题。

明初对失朝官员的处罚是有明确律条的：凡大小官员无故在内不朝参，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

但到了成化年间，实际操作变成了运灰、运砖、运炭。

学士李东阳失朝，被罚运灰并运炭。

翰林院素称清贵，旧有语曰“一生事业惟公会，半世功名在早朝”，李东阳续了两句：“更有运灰并运炭，翰林身上不曾饶。”

罚运灰炭，比笞刑轻，比罚俸重，带着一种羞辱的意味。

但一千多人宁愿被罚，也不来。

这已经不能用“懒惰”来解释了。

弘治皇帝朱祐樘是明代中后期少见的勤政之君。

他于成化二十三年九月登基，十二日即御西角门视朝。

他在位十八年，从未无故不视朝。

即便如此，弘治朝的早朝也已经很难维持场面了。

弘治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凌晨，朱祐樘派太监萧敬到左顺门，召内阁大臣，宣旨说想暂免一次早朝。

一个勤政的皇帝，用商量的口气向大学士请求免朝一天。

这件事本身说明，早朝的日常运转已经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连皇帝本人都在寻找喘息的空间。

弘治朝的早朝场面有一个流传后世的说法：每日在午门外待朝的官员越来越少，晨钟一响，却有千余只乌鸦从广场上飞起，朝会由此被戏称为“鸦朝”。

这个说法不见于正史，但它捕捉到了一个真实的画面：空荡荡的广场，和黑压压的鸦群。

弘治十五年八月十二日的那一千一百六十个缺席者，就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

包括泰宁侯陈璇在内，请假的理由五花八门，除了常见的公差、病假，还有人长时间称病不上朝。

朝廷不是没有制度来管这件事。

明代对朝参的管理有两道防线。

第一道是门籍制度。

各衙门按月攒造朝参门籍，交存长安左右门守卫官处，以便点查是否有失朝官员。

官员遇公差、患病不能朝参，必须先移文填注门籍。

成化年间进一步规定，公差患病等项，呈堂出印信手本，填注门籍，候病痊及公差回还之日，仍用手本开注。

同时还有牙牌制度，凡朝参官皆给赐牙牌佩带，无牌者不得入宫。

第二道是惩处制度。

无故不朝参，一日笞一十，每三日加一等。

嘉靖时，彰武伯杨质两年不朝，太医院官诊验后，“覆验无实”，诏夺禄四月。

万历时，锦衣卫镇抚等官夏文等因三次失朝，令法司治罪。

制度是完备的，执行是另一回事。

宣德六年六月，行在鸿胪寺奏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宣宗认为“朝参之礼，人臣不论大小”，要求公侯驸马伯也必须朝参。

但到了孝宗时，英国公张懋上奏请求勋戚大臣不必朝参，礼部覆奏仍然“命公、侯、驸马、伯朝参如旧”。

制度的条文没有变，但执行者的耐心在消耗。

嘉靖皇帝朱厚熜对早朝的态度，比弘治更直白。

他在嘉靖二十九年对群臣说了一句话：“朕中夜之分，亦亲处分，辅赞大臣日夕左右，未顷刻有滞于军机，而朝堂一坐亦何益？”

意思是：我半夜也在处理事务，辅臣日夜在侧，没有耽误过军机。

坐在朝堂上那一会儿，有什么用？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宫变”之后，朱厚熜从乾清宫搬到西苑，此后二十四年间，只有嘉靖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五年正月和二十九年八月三次朝见群臣。

他不再上朝，但政务并没有停。

票拟和批红的流程照常运转，内阁拟好处理意见，司礼监代为批红，政务文书在宫墙内外流转。

隆庆六年，十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登基。

张居正为这个十岁的天子排定了一张日程表：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其余的日子做日讲。

一个月九次早朝，十天里只有三天上朝。

早朝从“日朝”变成了“旬朝”。

《明实录》记载了这道命令的原文：“今後除大禮節并朔望升殿及遇有大事不時宣召大臣諮問，其常朝外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參，只御文華殿講讀。”

从此以后，早朝不再是每天的事务。

每月九次，而且这九次早朝的内容，在万历初年也早已被张居正和冯保安排的票拟批红流程覆盖了。

皇帝上朝，更多是完成一个仪式。

万历十四年之后，朱翊钧开始连续不上朝。

史书一般认为万历怠政长达二十八年。

但国家的运转并没有因为皇帝不上朝而停止。

内阁照常票拟，司礼监照常批红，六部照常执行。

奏章从通政司送进内阁，内阁用小票墨书处理意见贴在奏章上，送司礼监，司礼监按票拟字样用朱笔批写。

一条不依赖早朝的信息处理链条已经完整地建立起来。

万历二十八年，给事中王德完上疏说：“今国家之患，不在夷酋之梗，而在人怨民离；国家之安，不在西师之胜，而在视朝勤政。”

他还在用“视朝”来衡量国家安危。

但此时的朝廷，已经找到了不视朝也能运转的方式。

回过头看，从洪武到万历，早朝走过了一条清晰的轨迹。

洪武年间，废相之后的皇帝必须亲理万机，早朝是现场办公的场所，是决策发生的空间。

朱元璋靠个人能力和精力撑住了这套制度，同时把日常事务转移给太子。

永乐年间，太子监国成为常态，皇帝专注于军事和重大决策，早朝仍然保有部分决策功能，但日常事务已经在文华殿处理。

宣德十年是一个转折点。

九岁的皇帝无法现场裁决，三杨把奏事数量和决策环节前移，早朝从决策场所变成了确认仪式。

此后成化、弘治年间，仪式进一步固化，失朝人数从数百上升到一千以上。

嘉靖和万历时期，皇帝本人不再把早朝视为勤政的必要条件。

票拟批红的公文系统承接了政务运转，早朝的政治功能已经所剩无几。

祖制还在。

每月逢三、六、九，宫门还是会开，百官还是会进，鸿胪寺还是会唱名。

但坐在奉天门上的那个人，和站在丹墀下的那些人，都知道这场仪式在解决什么——或者说，不解决什么。

弘治十五年八月十二日，那一千一百六十个没有出现的人，只是把这件事说得更明白了一些。

那天早朝散后，鸿胪寺官员合上门籍，在缺勤者的名字旁逐一勾画。

长安门外，晨光已经照到了广场上，几只乌鸦落在空出来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