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日本细菌战罪犯受到的首次审判因冷战爆发而几经变故

大家知道，在二战期间，日军曾经在中国不同区域进行过臭名昭著的细菌战研究，并曾将一些细菌战武器应用于实战，残害了大量中国军民。而日本人也深知细菌战研究的反人类本质，因此在二战末期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也曾安排当时负责研究和实施细菌战罪行的主要部队，即731部队和100部队提前逃跑，试图以此掩盖其罪责。

1945年8月9日凌晨，百万苏军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第二天，日本大本营就向731部队和100部队下达命令，让其将主力队员及其家属从中国东北撤退至朝鲜半岛的京城（即汉城，今首尔）周边。而在此期间，石井四郎等主犯则很快逃回了日本本土。

1945年8月20日左右，苏军先头部队曾一度越过朝鲜半岛的38线。在此过程中，部分没有逃回日本本土的日军731和100细菌战部队成员被苏军俘虏。此后不久，苏联内务部通过对这些俘虏进行审讯，获知了关东军在华研究和实施细菌战的相关信息。而苏联人在得知相关情报之后，还曾通过远东国际检察局苏联检察官向驻日盟军司令部请求讯问石井四郎等人，并要求在东京审判中控告其罪行。

所以在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正式提出起诉之时，其实外界已经知道了日本在二战中曾实施细菌战的部分细节。但直到1946年8月，美国检察官办公室才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了关东军曾在华开展生化武器研究和人体实验的相关信息。

此后，远东法庭曾经要求美国人提供进一步信息，美国检察官办公室也提出与苏联针对日本的细菌战罪行展开联合调查。而苏联对此也非常配合，已经在考虑从苏联的日军战俘营中挑选一批知晓相关信息的战俘，将其送到日本，在东京法庭上作证。

但就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的态度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美国人很快拒绝再与苏联合作，并拒绝让细菌战相关日本战俘前往东京法庭作证，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相信许多朋友看到这里也猜出了美国人的态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180度的大转弯——因为美国人逐渐发现了日本人在细菌武器研究中所获得的数据对自己具有重大价值，已经开始盘算通过赦免石井四郎等相关细菌战战犯，交换其手中掌握的相关研究绝密数据。

而在此之后，东西方冷战也迅速开启。苏联与美英等国的关系迅速恶化，在苏联看来，通过国际法庭对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审判变得更加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内务部致电苏联外交部，询问是否要独自对日军细菌战战犯进行审判。苏联外交部又将相关材料转给了时任苏联司法部长的戈伦斯基，最终戈伦斯基在1948年8月2日回电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原则上同意对这些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

当年9月30日，苏联外交部和内务部建议在远东城市伯力就近对这些日本细菌战战犯展开审判，最终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的通过。这样在经过了1年多的准备之后，1949年12月25日，伯力审判正式拉开了帷幕。

而在伯力审判中，受到起诉的日本细菌战战犯一共有12人，包括：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医务处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处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第731细菌部队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第731部队分部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第731部队部长、军医中佐西俊英；第731部队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将佐藤俊；第100细菌部队科学工作员、中尉平樱全作；第100部队工作员、上士官三友一男；第731部队第643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第731部队第162支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731部队所在地

此次庭审确认了和日本细菌战相关的大量事实。例如，法庭确认，早在1941年，约40名731部队成员就曾经在中国湖南省常德周边空投感染了鼠疫等致病体的跳蚤，导致当地爆发瘟疫，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此外，伯力审判还揭露了日军在华开展人体活体解剖实验，犯下严重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事实。日本战犯三友一男亲自承认自己曾对中国籍战俘实施解剖实验，还承认曾将混有毒菌的食物在不知情前提下给被俘的中国和苏联战俘食用，并在战俘因食用毒菌而死亡之后对其进行了解剖实验。

另外，伯力审判还揭示了731和100等细菌战部队是在日本战时最高领导层的授意下，自上而下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逐步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并确认了其内部构成和不同部门分工等大量其它事实。

经过差不多一周左右的庭审之后，12名被告全部被认定有罪，并被分别判处了有期徒刑，其中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关东军医务处长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和第731细菌部队部长川岛清等4人均被判处25年有期徒刑。

1950年，根据伯力审判所确定的大量事实，苏联还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苏联政府还以此为据提出再次组建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天皇、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和笠原幸雄等人展开战争罪行审判的建议，但在东西方冷战的背景下，苏联的此项建议没有收到西方国家的任何响应，最终不了了之。

而在审判过程中，苏联也曾通过塔斯社向全球播发了伯力审判开始的消息。但在冷战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对此次审判也刻意进行了选择性的忽略。虽然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和西德等西方国家部分媒体曾对此次审判有过简短报道，但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派出代表出席伯力审判，绝大多数西方主流媒体也都完全忽略了此次审判。一些美国媒体更是将此次审判称为共产宣传，甚至宣称此次审判是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在苏日本战俘待遇的关注”，导致此次庭审在国际舆论中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与报道。

而随着50年代末苏联内政外交政策的转向，此次审判在苏联国内也逐渐被人淡忘，相关材料被束之高阁。但伯力审判还是留下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包括现存于俄罗斯国家录音档案馆的59盒审判录音，以及现存于俄罗斯国家军事档案馆的22卷审讯记录等，其中涵盖有日军开展人体实验、野外试验及在浙赣战场、中苏边境实施细菌武器攻击的犯罪事实。

而这些材料在近年重新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学者的重视，也得到了大量的重新挖掘和研究，对于完善日本细菌战证据链条和描述细菌战受害细节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因此，虽然伯力审判也存在规模较小，对罪犯量刑明显较轻等缺陷，但它还是足以拥有相当的历史地位，这次审判也无疑应该长期留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