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无处不在的“鲁迅风骨”

——论谷建杂文的战斗精神和悲悯情怀

（作者：耕田）

在中国杂文的长河中，鲁迅是一座无法绕开的高峰。他以“匕首和投枪”般的文字，剖开时代的病灶，刺入国民性的深层，为后世杂文家树立了一种难以企及的精神标高。所谓“鲁迅风骨”，绝不仅仅是文体的承袭，更是一种人格的投射——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斗姿态，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悲悯底色，是“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赤子情怀。当代杂文家谷建先生，正是在这一传统下展开其独特实践的写作者。从军旅散文到社会杂文，从《人民日报》到《解放军报》，他的文字始终保持着一种罕见的锋芒与温度。

鲁迅曾言，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谷建的杂文，首先引人注目的便是其鲜明的战斗性。这种战斗性，不是声嘶力竭的叫骂，而是建立在精准诊断之上的凌厉出击。

《防止公仆变“老爷”》堪称这一特质的典范。文章以习仲勋同志1985年考察江西革命老区时的一句质问为切入点——“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嘛，后面坐的是老爷吗？”——由此展开对权力异化现象的深刻剖析。谷建写道：“面对如今某些官员的腐败堕落、信仰虚无、自私贪婪和鱼肉百姓，恐怕公仆们都要发自内心地拷问一下：‘我们是老爷吗？’”这一追问如当头棒喝，直指权力运行中最敏感也最危险的命题：公仆何以变“老爷”？文章从历史记忆中汲取力量，以老一辈革命家视民如亲的作风为镜鉴，照出了当代某些官员“与老板为伍”“与享乐为伴”“与金钱结亲”的丑态。此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被列入国家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读物，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战斗精神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对“两面人”现象的犀利批判。在《识破“两面人”》中，谷建将笔锋对准了那些“表里不一、阳奉阴违”的官场伪君子，揭示了他们“内里蛀空”“为贼前驱”的本质。这种批判延续了鲁迅杂文中“取类型”的传统——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针对某一种社会心理和文化现象。正如鲁迅笔下的“叭儿狗”“西崽”一样，谷建笔下的“两面人”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形象，它概括了一类人的精神特征和行为逻辑。

谷建战斗精神的第三种表现，是面对错误思潮时的挺身而出。当一些角落冒出否定民族英雄的邪风，他先后写出《如果连邱少云都是假的》《当怀疑变成了谣言》等杂文，“以不可辩驳的逻辑，揭穿了肇事者妄图从源头上、从根本上动摇我国人民信仰的政治野心”。当少数网络大V恶意丑化国家形象、肆意谩骂爱国青年时，他拍案而起，写出《“骂国主义”可以休矣》，发出了“中华民族雷霆般的吼声”。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的战斗姿态，正是鲁迅“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精神回响。

然而，谷建的杂文并不只有金刚怒目的一面。真正的战斗者懂得，最有效的打击往往不在于力度的粗暴，而在于角度的精妙。谷建的讽刺艺术，正是在“穿透力与分寸感”之间找到了平衡。他既有刀劈斧砍的凌厉，也有绵里藏针的智慧；既有批判的锋芒，又有悲悯的温度。

《“大炮”的威力》是这种平衡的绝佳体现。文章以河南省交通厅四任厅长先后落马的荒诞故事为素材，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些官员因隔壁炮兵指挥学校的“九门大炮”炮口对准办公窗口而惶恐不安、最终纷纷落马的“风水斗法”传奇。读罢令人忍俊不禁，然而“大笑之后，旋即陷入一个久违的沉思”。谷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简单地嘲笑贪官的迷信与愚蠢，而是以寓言的方式揭示了权力腐败的荒诞本质：那些不敢面对“大炮”炮口的厅长们，最终也没能逃脱党纪国法的“炮弹”。这种“含泪的笑”，正是鲁迅式讽刺的精髓——它不是居高临下的嘲弄，而是带着痛感的揭示。

同样令人动容的是《但愿“窦娥”不再“冤”》。谷建从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出发，将古典悲剧的冤情与当代社会中的冤案并置，为蒙冤者追讨公道。在这篇文章中，战斗精神与悲悯情怀达成了高度的统一。谷建的凌厉文风背后，是一颗“悲悯慈善的心”——他痛陈冤案的恐怖，不是为了展示丑恶，而是为了呼唤正义；他揭露黑暗，不是为了宣泄愤怒，而是为了让光明照进来。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谷建关注民瘼，为民鼓呼，他的凌厉文风的后面是一颗悲悯慈善的心”。

这种悲悯情怀的另一体现，是《脑瘫的“艺术高度”》。谷建以残疾女诗人余秀华的诗歌现象为引，对当下诗坛的种种怪象进行了犀利而不失温情的解剖。他质疑那种“看不懂的诗歌就是好诗”的荒谬标准，追问“能流行的就一定是糟粕”的偏见从何而来。文章的战斗性指向的是诗坛的虚伪与势利，但其内在的情感底色，却是对一位身残志坚的写作者敬意。这种“以批判守护善意”的写作姿态，与鲁迅对待底层民众的态度一脉相承——批判的永远是压迫者和虚伪者，而同情的目光始终投向那些被损害被侮辱的灵魂。

谷建杂文的战斗精神，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精神底色——强烈的爱国情怀。这种爱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而深沉的情感投入；不是狭隘的排外，而是清醒的守护与担当。

面对数典忘祖、媚外资敌的民族败类，谷建“施以无情挞伐”。他的《“骂国主义”可以休矣》《骂同胞的癖好》等杂文，剖析了某些人以“骂国”为荣、以“媚外”为尚的扭曲心态，正气凛然，正义直指。这种情感的表达，让人想起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的掷地有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谷建所捍卫的，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国精神在谷建笔下的另一种表现，是对英雄的崇敬与对历史的尊重。他的《由阿里想到英雄崇拜》《如果连邱少云都是假的》等文，以“不可辩驳的逻辑”澄清事实、弘扬正义。在这些文字中，我们读到了一种近乎执拗的深情——那是对民族记忆的守护，对精神家园的捍卫。爱国，从来不是抽象的，它具体到每一个英雄的名字、每一段不容篡改的历史。

谷建早年从军十五载的经历，为他的爱国情怀提供了最坚实的生活根基。从皖南小镇入伍至北京空军，从军事新闻报道到军旅文学创作，这段军旅生涯塑造了他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和表达情感的基本方式。他在《我的杂文观》中坦言：“少年时便热爱鲁迅，那时便觉得鲁迅的文章非同一般，总有些‘高度’和‘境界’，是其他作家无法比肩的。”而在他所理解的“高度”与“境界”中，爱国精神无疑是最重要的一角。他写道：“杂文质量的高下，完全取决于作家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内涵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境界高低。”这种对“境界”的追求，使他的爱国情怀超越了简单的政治表态，而具有了人格修养和文学追求的双重意义。

谷建的杂文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鲁迅风骨”在当代如何可能的鲜活样本。他的杂文中，战斗精神、悲悯情怀与爱国精神并非彼此割裂的三种品质，而是同一精神结构在不同面向的展开：战斗，是因为悲悯——因为对弱者的关怀，所以必须对不公不义拍案而起；战斗，也是因为爱国——因为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所以必须对危害它的力量施以无情打击。

有不少评论者称谷建为“当代‘鲁迅式’人物”，这当然是一种极高的评价。严格地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个时代的杂文家也都有属于自己的使命。谷建的价值，不在于他“像”鲁迅，而在于他以自己的方式，让鲁迅的精神在当代杂文创作中获得了真实的延续。他的“匕首”仍然锋利，他的“花朵”——那颗为苍生而跳动的悲悯之心——仍然在盛开。

当鲁迅在《热风》中写下“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时，他所期待的，大概正是这样一种写作者：既有解剖黑暗的勇气，又有守护光明的信念；既有金刚怒目的威严，又有菩萨低眉的慈悲。谷建的杂文，正是对这一期待的有力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