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沈阳市铁西区一间审讯室里,犯罪嫌疑人李绍刚面对办案人员,神情异常平静。他没有急着辩解,只说了一句:“是鬼上身了。”这句话听起来荒诞,却牵出了持续数年的连环案件,也让警方重新审视一名工人的坠落轨迹。
案件的突破口,并不是来自口供,而是一笔看似普通的取款记录。李绍刚的弟弟李铁良被捕后,曾交代参与多起案件,但始终不肯说出同伙身份。随后,他在羁押期间自杀,许多疑问随之中断。
就在李铁良死亡后不久,一名男子持受害人的存折,前往储蓄所取走一千元。那家储蓄所刚装上摄像设备,画面虽然模糊,却留下了关键身影。警方将录像在当地电视台反复播出,希望有人能够辨认。
遗憾的是,清晰度有限,始终没有群众提供有效线索。办案人员换了思路:既然李铁良宁可自杀也要保护同伙,那么这个人很可能与他关系密切。警方随即前往李铁良工作过的开关厂走访。
工厂保安处负责人看过录像后,觉得画中人的体态和李铁良的哥哥李绍刚十分相像。警方调取照片进行比对,确认两者特征高度吻合。随后,便衣人员赶到李绍刚住处附近蹲守。
一等就是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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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绍刚终于出现。警方在其住所将他控制时,他没有剧烈反抗,也没有表现出意外。审讯中,他承认自己曾到储蓄所取钱,却把这一行为解释成“鬼附身”。他说,自己明明有几万元存款,双脚却像不听使唤一样,偏偏走进了那间有摄像头的储蓄所。
这种说法并不能改变事实。相反,它暴露出李绍刚在犯罪之后仍沉溺于自我辩解,把清醒选择说成外力操纵,把自身责任推给所谓的“鬼”。
李绍刚原本并非工厂里最不起眼的人。他技术能力较强,办事利落,也善于与同事相处,曾被视为有培养前途的骨干。父亲受过良好教育,后来因特殊年代的遭遇精神受到影响。李绍刚一度希望凭本事改变家庭处境,却逐渐把“出人头地”变成了强烈的自我膨胀。
为了请人喝酒、经营所谓的关系,他曾参与盗窃厂里的铜线,并独自承担责任,服刑四年。出狱后,他凭技术重新回到岗位,还一度担任组长。可惜的是,重新获得机会并没有使他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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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前后,他接触到老虎机,很快沉迷其中。钱输光后,他没有停手,反而认为自己只是运气不好。1992年1月21日晚,他将香烟铺经营者田某及其妻子杀害,抢走现金和存折。这是他从盗窃走向暴力犯罪的关键一步。
此后数年,他多次盗窃铜线,还给自己规定所谓的“界限”,企图钻法律和管理漏洞。1995年一次盗窃中,涉案铜线达到十二公斤,他被判处拘役半年,也彻底失去工作。失去收入后,他没有反思,反而认定是厂里有人故意算计自己。
1996年春天,李绍刚来到女工友邓某家中。短暂寒暄后,他盯上了对方佩戴的金饰,继而实施杀害、抢劫,并亵渎遗体。与第一次杀人时的恐惧不同,这一次,他从案发后的社会恐慌中获得了病态满足。
很快,他又把弟弟李铁良拉入其中。李铁良长期酗酒,缺乏稳定生活,李绍刚便以钱财和女人诱使他参与。两人将独居女性作为目标,作案方式逐渐固定:李绍刚负责实施杀害,李铁良则侵犯受害者遗体。部分案件中,连孩子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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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6年春到1999年年中,沈阳铁西区及周边接连发生入户抢劫、杀人案件。受害者之间看似没有联系,警方最初也未立即将全部案件并案。李铁良被捕后,案件数量和作案细节才逐步浮出水面,据其供述,两人共造成九人死亡。
李铁良死后,李绍刚意识到警方已经掌握线索,先后逃往兰州、郑州、天水等地。但他并未真正放弃报复念头,甚至盘算潜回沈阳,对开关厂有关人员制造爆炸。这个计划尚未实施,九天蹲守便让他落网。
一个曾被认为有能力、有前途的工人,最终把失意归咎于他人,把贪欲包装成才华,把犯罪解释成命运安排。所谓“鬼上身”,不是案件的神秘答案,而是他在摄像头前留下破绽后,仍拒绝承担责任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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