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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皇河入了冬,河面上结了一层冰,岸边的枯苇在风里簌簌地响。陈家庄的屋顶上都积了厚厚的一层雪。
陈文启坐在堂屋里,面前是一盆烧得正旺的炭火。他穿了一件半旧的灰鼠皮袍子,脚下趿着一双棉鞋,手里捧着一卷书,可眼神并不在书上,而是望着火苗出神,仿佛那些跳动的火舌里藏着什么旧事。
何秀娘坐在他旁边,手里做着针线,安安静静的。她缝的是一件藏青色的棉袍,针脚细密匀称,是给丈夫过年时穿的。这样的午后安静惯了,两个人可以坐上一整个时辰不说一句话,却也不觉得闷。
陈文启今年五十有三,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却不深。他这一辈子,二十五岁中举,二十八岁中进士进了官场。五十岁那年,他辞官隐居在太皇河畔,从此再未踏足官场。
旁人都替他可惜,说他正值壮年,本可以再往上走的。他只是笑笑,说身体不好,想回乡养着。真正的原因他从不对人说,连对秀娘也只是简单提过几句。
他知道自己这性子不适合做官,与其在官场上处处碰壁,不如回乡耕读,图个清静自在。这太皇河边的一片宅院,几百亩田,倒是让他觉着踏实。
秀娘是他的发妻,比他小两岁。两人成亲三十多年,育有一子一女。女儿早已出嫁,嫁的是本县一户耕读人家,日子过得平实。儿子陈长礼,如今在河南一个县里做主薄,已经做了两年。
李长根从院子里走进来,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账册。屋外的寒气顺着门缝挤进来,他先在堂屋门口站定,拍了拍肩上落的霜花,又呵了呵手,这才迈步进来。
“老爷,夫人,”李长根在火盆边站定,躬身道,“今年一年的账目都理出来了,小的来回禀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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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启放下手中的书卷,端起茶盏抿了一口,抬眼看向他:“哦?坐下说吧!”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
李长根没有立刻坐,而是先把账册放在桌上,翻到最后一页,才在椅子上坐下。他今年也五十出头了,跟陈文启年纪相仿,从陈文启当官那年就跟在他身边,一晃几十年了。
他脸上的皱纹比陈文启还深些,头发倒还黑着,只是鬓角也白了。他清了清嗓子,声音平稳,带着跟了陈文启几十年的那种亲近和恭敬。
“老爷,今年咱家三百亩地,共收租粮折银一百两。今年年景不错,夏天雨水足,秋天又没遭灾,佃户们都按时交了租子,没有拖欠的!”
“前年遭了旱,有两户佃户欠了租子,拖到今年才还上。老爷当时说不用他们还了,可他们都记着,今年秋收后一袋一袋地背来了,说什么也要还。我按老爷的吩咐推辞了两回,只好收下了!”
陈文启听了,沉默片刻,望着盆中的炭火,叹了口气说:“这些佃户,一年到头在地里刨食,遇上好年景还能糊口,遇上灾年连肚子都填不饱。那点租子,咱们也不缺,可他们记着这份情,还非要还上。庄户人家的心眼,实诚得让人心疼!”
“那是老爷您心善,”李长根道,“前年您不光免了他们的租子,还开了家里的粮仓接济他们。这事在安丰县都传开了,都说陈老爷是菩萨心肠!”
秀娘在一旁放下针线,轻声说:“那两户人家今年还上租子,家里日子可还过得去?别为了还咱们,自己家里揭不开锅!”
“夫人放心,我都问过了,”李长根道,“今年收成好,他们还了租子,家里还有余粮,过冬是不愁的。那两家还特意匀了些新米,说要给老爷夫人尝鲜,我没敢收,让他们带回去了!”
陈文启点了点头,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是秀娘亲手煮的,用的是本地的粗茶,不是什么名贵的品种,但煮得恰到好处,入口有一股淡淡的甘甜。他放下茶盏,示意李长根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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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根翻了一页账册,继续道:“除了田租,咱们家后头那块菜地,今年种了白菜、萝卜、茄子、黄瓜,长势都好。池子里的鱼也肥,光是入秋后捞的,就腌了三大缸咸鱼,满院子都是腥香味。鸡鸭养了三十来只,鸡蛋鸭蛋一年四季不断。这些东西不折银,可家里吃的菜蔬禽蛋都不用往外买,省了不少开支!”
他说着,又翻了一页:“府里的开支倒也不大。丫鬟三个、长工仆人七个,都是本家佃户人家的子弟,工钱不高,加上吃住都在府里,一年下来总共也就三十二两银子。”
“老爷和夫人深居简出,没什么大的花销,平日里除了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就是逢年过节添几件衣裳、买些笔墨纸砚,加起来一年不到二十两。多亏夫人操持有方,家里才能这般从容!”
秀娘抬头说:“今年家里没添什么大件东西,房屋也才修过没几年,省下不少。只是你房里的被褥,我看薄了些,下回去镇上扯几尺厚布,给你做一床新的。入冬了,别冻着!”
“夫人费心了,”李长根道,“小的那被褥还能盖,不用做新的。”
“你也五十多岁的人了,身子骨要紧,”秀娘说得平常,“一条被褥值几个钱!”
李长根不再推辞,只是微微低了低头,算是谢过。他继续翻账册,翻到后面几页,脸上的神色略微郑重了些。
“除了田地收成,今年还有润笔的收入!”他说到这里,语气里带了一丝笑意。
陈文启听到这话,眉头微微一动,露出一个有些无奈的表情。
李长根接着说:“老爷虽然从不主动接这些事,可永平府这边,两榜进士出身的老太爷屈指可数,来求字的实在不少。今年总共接了十四回,比去年多了一回!”
“有写匾额的,有写对联的,有写中堂的,也有写寿屏的。还有一户人家,专门从府城那边过来,请老爷给新修的家祠写一副楹联。小的照老爷的规矩,一概不问人家给多少,全凭心意。今年这十四回,一共收了八十五两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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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启微微摇头,脸上带着一丝无奈的苦笑:“我这点字,不过是幼时临帖,算不上什么好笔墨,不知道怎么就传出去了。原先只是安丰县本地的来求,如今府城那边也有人专程来。我本不想接这些事,可人家大老远来了,推辞又不好。读书人写几个字,原是本分,值不得什么!”
“老爷您那是字好,”李长根笑道,“又有功名在身,品行端正,人家求您的字,是冲着您的品行和名声来的。上回丘老爷和王老爷来求的那副匾额,就是给张承宗家铺子开张用的。说是有您这匾额镇着,铺子就能做得长远。那匾额送过去的时候,张承宗亲自到门口来迎,放了整整一挂鞭炮。这事在镇上可传了好一阵子。”
陈文启听到这里,神色略缓,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温和:“张承宗那人我知道。他爹当年也是咱们安丰县的人物,可惜家道中落。承宗这孩子虽然小时候锦衣玉食,可不像有些纨绔子弟那样不学无术,如今肯踏实做事,难得。他那铺子开张的时候,我写几个字算什么,只盼他正经经营,莫走了歪路!”
秀娘在一旁插话道:“我上回去镇上,还路过他那间铺子。门口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里头有几个伙计在忙活。我听说你那块匾挂在他正堂最显眼的位置,有客人去,他都指着给人家看,说这是陈老县令的亲笔。那孩子,是个有心的!”
陈文启摆了摆手,示意这些话不必多说。他心里明白,人家抬举他,敬的是他当年的功名和为官的名声,是科举出身带来的身份,但他对这些身外之名看得并不重。人活到了这个岁数,虚名浮利,远不如一家人平平安安。
李长根见陈文启不愿多谈这些,便又翻了一页账册,语气变得郑重了些:“还有大少爷那边的事,小的跟老爷夫人禀报。”
“大少爷今年过节派人送了些东西回来,前几日刚到。”李长根说,“来的是大少爷身边的亲随陈安,带了少爷的亲笔信,还有孝敬的银子和几样东西。”
“陈安说,少爷在任上一切都好,身子康健,就是公务繁忙,常常要审案子审到半夜。少爷在任上俸禄不多,又秉承老爷的教诲,从不贪墨,所以孝敬到家里的银子,今年是十两。另外有几匹布料,两盒点心,一坛老酒,都是河南那边的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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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根说完,从怀里取出一封信,双手递给陈文启。
陈文启接过信,没有立刻拆开,只是拿在手里,看着信封上儿子那熟悉的字迹。信封上写着“父亲大人亲启”,字迹端正有力,一笔不苟,透着儿子的恭谨。
他沉默了片刻,才拆开信封,取出信纸来。纸是寻常的竹纸,带着远路风尘的气息,仿佛还沾着河南那边的寒气。
信不长,儿子在信中问安,说了自己在任上的近况,说一切都好,让父母勿念。信的末尾,写了一句“儿在外为官,时时铭记父亲教诲,不敢稍有懈怠,不敢妄取一文,唯恐有辱门风”。
这一句话,陈文启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那行字上。他想起自己当年在官场,也正是凭着这“不敢妄取一文”的念头,才干干净净地退了下来,如今儿子能守住这条线,他心里是踏实的。
何秀娘放下针线,轻声道:“儿子在外面不容易,能有这份心意就够了。那些布料我都收着了,挺厚实的,都是实用的东西。我过几天就给裁了,给你做件棉袍!”
陈文启道:“下回他再派人回来,咱们也给他捎些家里的东西去。你腌的酱菜,还有我书房里那些他爱看的书,都给他带上。做官的人,多读些书有用。另外,把我案头那方旧砚也包上,他用得着!”
他说完,将儿子的信仔细折好,放回信封里,又交给秀娘:“收好了!”
秀娘接过信,站起身来,走到里屋去了。她走路的步子很轻,几乎听不到脚步声。里屋靠墙的条案上,摆着一只红木小匣,里头整整齐齐码着儿子历年来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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