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前453年，晋阳城外，智伯瑶引晋水灌城。城中粮食将尽，赵襄子却没有投降。他派人对韩康子、魏桓子说：“今日赵氏受水，明日未必轮到二位？”一句话，改变了晋国的格局。
智伯原本联合韩、魏攻赵，想借水攻一举消灭对手。可晋阳久攻不下，韩、魏又亲眼看见智伯连自己的盟友都不放过，心中自然生出寒意。赵襄子抓住机会，促成韩、魏倒戈。三家反攻，智氏覆灭，土地被瓜分。
这不是单纯的用兵失误，而是把盟友逼成了敌人。能用水攻城，说明智伯有判断地势的能力；却看不见人心变化，才是他真正的败因。
类似的错误，赵国后来又犯了一次。公元前229年，秦军大举进攻赵国，名将李牧仍是秦军最忌惮的人物。李牧在北方长期防御匈奴，又在对秦作战中稳住局面，赵国军队能与秦军周旋，靠的正是他的威望和指挥。
赵王迁却听信郭开谗言，召回李牧，要求更换主将。李牧拒绝交出兵权，随后被捕杀。三个月后，赵国都城邯郸失守。杀掉能守国的将军，再去面对最强大的敌人，这个决定几乎等于替秦军拆掉了城门。
有意思的是，东汉末年的祸根，也与一次“借兵入京”有关。公元189年，大将军何进为诛灭宦官，召并州牧董卓率军进京。何进很快被宦官杀死，董卓却已经在路上。
董卓进入洛阳后，迅速控制朝廷，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原本只是想借外兵震慑宫廷，结果引来了一个更大的权力中心。驱虎容易，送虎归山却难，东汉由此彻底失去平衡。
秦朝的错误，则发生在继承问题上。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于沙丘。关于扶苏是否已被正式确定为皇位继承人，史书记载存在争议，但赵高、李斯与胡亥篡改诏书的故事，长期被视为秦亡的重要转折。
扶苏有军政经验，也有一定声望。胡亥即位后，赵高掌权，李斯被逼害死，秦法秩序迅速失控。这个决定未必是秦朝灭亡的唯一原因，却让本已紧绷的帝国失去了缓冲空间。
到了唐玄宗晚年，误杀良将的代价更加直接。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高仙芝奉命守潼关。由于战局恶化，他与封常清先后受到追责，最终被处死。
高仙芝并非没有败绩，但在叛军压境之时，朝廷杀掉熟悉西域和边军作战的将领，等于主动削弱了防线。潼关失守后，唐玄宗仓促出逃，长安震动。将领可以问责，却不能在危急关头只看一纸成败。
明朝也曾把“借力制敌”用成了养虎。明代后期，辽东将领李成梁长期经营边疆，曾利用建州女真内部矛盾牵制蒙古势力。努尔哈赤早年与明朝关系复杂，既受封赏，也与明军发生冲突。
把部落首领当作边疆工具，短期内确有成效；可一旦对方完成整合，原来的棋子就会变成新的对手。努尔哈赤后来建立后金，逐步形成对明朝的长期压力。这里不能把明亡简单归结为某一个人的放纵，但边疆政策的短视，确实留下了严重后果。
公元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鼓动下亲征瓦剌。军队仓促出动，粮道和指挥都出现混乱，返回途中在土木堡被围。明英宗被俘，京师震动。
“御驾亲征”听起来气势很足，实际却需要成熟的后勤和统帅体系。明军并非没有实力，问题在于皇帝亲临前线，王振又干预军务，最终让一支庞大军队陷入被动。于谦主持北京防御，才避免了京城失守。
北齐灭亡前，也出现过一次自毁长城。北齐名将斛律光长期镇守边境，屡次击败北周。公元572年，北齐后主高纬听信谗言，以谋反罪杀害斛律光。
斛律光死后，北齐军心涣散，朝廷上下互不信任。北周并非突然强大，而是北齐主动除掉了最有战斗力的将领。功高震主的猜疑，往往比敌军进攻更快摧毁一个政权。
水战中的错误，则集中体现在锁船。赤壁之战中，曹操将战船连接，便于军士往来，却使舰队失去灵活性。公元208年，孙刘联军借风火攻击，曹军水军大败。需要说明的是，铁索连环的细节在史书与后世叙述中并不完全相同，但战船行动受限，确是败因之一。
公元1363年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兵力占优，所用大型战船高大坚固。他把船队驶入狭窄水域后，转向困难，朱元璋军队便利用火攻和灵活机动的船只发动反击。陈友谅最终中箭身亡，势力由此衰落。
这些决定之所以被后人称为“馊主意”，并不只是因为结果失败。它们共同的问题在于，只看到眼前的便宜，没有算清盟友、军心、后勤和权力制衡。一着棋落下，往往不是输掉一场战役，而是把整个局面推向无法挽回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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