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建议以综合高中替代现有职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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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052对话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姚洋

北大姚洋：中国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的再思考

正文：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姚洋基于长期调研与观察，在接受网易财经智库采访时表示：普职分流已逐渐成为阶层固化的隐形推手。

部分职高学生收入水平甚至低于初中毕业生

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白皮书》显示，职业学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显然，农村孩子已成为职业教育的主力。

普职分流政策的初衷，是通过差异化教育路径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力。然而，基于姚洋团队的调研，在实际操作中，这一政策却逐渐演变为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平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阶层流动的通道。

更令人担忧的是，职高毕业生的职业发展不及预期。从姚洋走访的数据来看，部分职高学生的收入水平甚至还低于初中毕业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群体。

北大姚洋谈普职分流：上职高和没上高中的收入差距令我吃惊

“这也是蛮令人吃惊的一个结论，我们问了他们第一份工作和目前工作的工资，第一份工作的工资水平，从低到高依次是初中毕业、职高、普高。可是到了今天你就会发现，职高的是最低的，初中毕业生跟普高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基本上差不多。”据姚洋的调研数据显示，职高毕业生的中位数收入比初中毕业生的中位数收入低百分之40左右。

究其缘由，姚洋教授推断部分初中毕业生未上普高或职高，凭借自身能力进入社会后收入稳步提升；另一些成绩不佳但性格活跃的学生，从低收入工作起步，凭借冒险精神成为中小企业创业者，收入较高。“最惨的就是上职高的，他们大多从事低层次的工作，收入水平也很低。”

“无论如何，实际上职高并没有起到培养一个人的职业能力、最后获得一份体面工作的作用。”姚洋总结道。

每年烧上亿的运营经费，难以提高职高教学质量

为什么会这样？这里不得不提到职高的“双重脱节”。

第一，教学硬件和课程设置跟不上。

“就简单说汽修，我们调查时看到职高好多课堂里摆的汽车还是老的款式，有些还在教化油器这些东西；我们也看到有些职高课堂摆了一些电动车，但还是很原始的那种电动车，就是电池带着车跑而已。说实话现在维修电动汽车难度很大，若没有大学文凭，不大可能把电动汽车搞明白。因为现在的电动汽车完全是智能化的产品，且技术及设备更新换代的速度很快。”姚洋解释道，“这使得职高的教学设备和授课内容很难跟得上。因为需要不断地更新设备，更新教学模式。”

“我们现在的职高，学校开一大堆专业，而且极度雷同。汽修、幼教，还有美容美发、护理……再加上个钳工、铣工这些专业。大家都开一样的，你就发现到最后谁都不好就业。”

第二，师资跟不上。

师资力量不足进一步制约了职业高中的发展。姚洋指出：“职高教师的待遇低、行业经验匮乏，导致教学质量难以提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职高教师超60%月薪为3000-6000元[1]，行业技工的薪资普遍在7000元以上，美容等热门职业方向平均月薪可过万[2]。这种待遇差距导致大批高水平技工不愿投身职业教育，进一步加剧了职高教学内容与行业需求的脱节。

不仅如此，据《全国职业院校教情调查报告》[3]显示，中职教师中54.2%在入职前未从事过与所教专业相关的企业工作，且工作年限中位数为0年。2023年全国职业教育教师现状调研[4]表明，47.79%的职教教师一年内未参与过企业实践、培训或参观活动，仅9.54%的教师参与次数达到4次及以上。

一所职高运营一年要花多少经费？

北大姚洋：职高一年运营经费上亿，但教学质量真的堪忧

“一个好的职高花老鼻子钱了。我们去一个发达地区的一个县的职高去看了下，它一年的运营经费是一个亿。” 姚洋感慨道，“一个亿的教学水准都如此脱节，更何况欠发达地区，更是难上加难。”

姚洋调查发现，这种困境在欠发达地区表现得尤为严重。部分职高甚至被简化为管理问题少年、维持社会稳定的场所。“我们去看的那些职高，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有些职高纯粹就是一个大幼儿园，职高老师就明确说，我们把这些孩子管好就行了，别让他们出去闹事儿。我们把他们看好，这三年帮国家解决社会稳定问题。”

“那这三年之后他们出去了怎么办？”姚洋在调研中问及相关负责人。

“那不关我们的事。”

此外，姚洋表示，职高的教育质量还受到学历贬值和人工智能的影响。

“中国高等教育都快普及了，大学毛入学率已经超过60%[5]。也是说只要学习好一点，都能上大学。在这种情况下，用人单位会去招职高生吗？它们肯定要招大学毕业生。”姚洋指出，“还有现在AI自动化的发展，把很多中低端的劳动力都替代掉了。2024年新增的灯塔工厂，中国占到60%。灯塔工厂的意思就是黑灯工厂，基本上不需要人。凡是现在稍微新一点的工厂，你去看一看，你都看不到人的。”

职高学生容易形成自我标签化的“失败者”认知

“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你让这些孩子去了职高，会降低他们的自我认知，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个失败者，就有可能会成为失足少年。”姚洋讲道。

姚洋表示，有研究表明，15岁至18岁是人格塑造与未来规划的重要阶段。然而，中考分流政策以单一的分数标准，将大量潜力尚未激发的学生提前划入“职业教育”轨道，容易使学生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从而在行为上进一步丧失自我发展的动力。

社会学研究中常提到“同伴效应”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者杰弗里·阿尔德曼（Jeffrey Alderman）曾指出，学生间的同伴互动对个人的学业表现和职业选择具有强烈的塑造力。“如果你的伙伴比较差，而你又不跟着去做一些糟糕的事情，你就会被边缘化。所以当孩子进了那种环境，自然的他就会变成那样。”姚洋解释道，“但如果你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里，一看人家都在努力，那你不好意思不努力，你旁边的同学会把你带上去。”

姚洋表示，长期处于同质化、低期望的学习环境中，这些学生容易形成自我标签化的“失败者”认知，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上升通道的可能性。

环境的影响不仅限于学校，更重要的是家庭。

“你要知道，现在农村的家庭，很多是支离破碎的。”姚洋说道，“两口子外出打工，孩子全靠老人抚养，说不定两口子还离婚。家庭的帮助对孩子来说起不了作用。农村地区的村庄现在也在瓦解，别看大家住在一起，有些地方比城里头还冷漠。”

这些本该需要更多社会关怀的孩子，又被教育制度分流了。“同样的孩子又聚到一起了，你想他们能学好吗？为什么我们不能从头做起，改变我们的这种普职分流制度，给这些孩子更多的关怀。他到了高中说不定就醒悟了。他一看，周边的孩子人家都那么努力学习，我是不是也可以拼一把？有时候人的向往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这里，姚洋讲起了他暑假的一段经历。

北大姚洋怒批：“天才班”毁了孩子！别让教育成了攀比的牺牲品

“我小时候在农村读书，到现在还帮我们那个小学，我回去问那些孩子想不想考大学，想上哪个大学，孩子想了半天说，我想到南昌上大学。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南昌是很遥远的，能去南昌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就和我的几个EMBA的学生，还有一个老乡，我们一起资助这些孩子，带他们来北京看一看。今年我们做了第一次。其中有个小女孩她来了北大之后就说，‘我的梦想就是要读北大’。 ”

从“南昌”到“北大”，这是由环境赋予的向上动力。

姚洋揭普职分流之痛：有些人没成功，真的不是因为不够努力

“我们很多人是靠自己的努力学出来了，就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跟自己一样。所以，不知不觉会产生这样的认知：你没学出来，是因为你自己不努力。但事实是，能靠自己的奋斗摆脱自己的阶层的人，其实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实际上是依靠于“supporting system”，就是周边的环境。首先是家庭，然后是社区、学校等等。”姚洋解释道。

建议以综合高中替代现有的职高体系

如何解决这些难题？姚洋给出了以下几个方案。

首先，姚洋建议取消中考分流制度，以综合高中替代现有的职高体系。

“最终还是应该过渡到把高中也纳入我们的义务教育范畴。我们整个人口数量在下降，人口的质量就得提高。”姚洋强调，“你试想一下在现代社会，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实际上是很欠缺的。”

综合高中可以在课程设置上将学术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并重，这种模式不仅赋予学生重新规划人生路径的权利，也增强了其未来就业和继续深造的灵活性。

其次，现在一半的大学变成职业技术大学，最好和企业深度绑定。

姚洋强调，校企合作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应加强与市场的深度对接。以德国“双元制”为例，企业与学校共同制定课程，确保课程设置能够紧跟技术更新与产业升级的节奏，并安排学生进行系统实习，使他们在毕业后能够对接劳动力市场。

除了在高中和大学期间重点培养学生的就业技能外，姚洋针对当下愈演愈烈的教育内卷，呼吁以下几点改革方向——

第一，降低高考难度。降低高考难度能很大程度上减少刷题的现象，考试要更注重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学习方法。例如，GRE考试的内容主要基于初中知识，少量涉及高中知识，难度不在于知识的深度，而在于题目的数量多、时间紧以及题目设计巧妙，能够有效测试考生的智力水平。这样既能测试智力，又能减少学生复习时间，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全面发展。

姚洋呼吁高考取消英语：对农村孩子太不公平了

第二，取消高考英语。英语的听力和口语考试对农村学生极为不利，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加深了高考分数的落差。此外，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学好英语的成本与收益并不匹配，应把语言学习的自主权还给学生，减轻学习负担。

第三，十二年学制缩短至十年。十二年基础教育过于冗长，学生花费大量时间在刷题上，实际学习效果有限，缩短学制不仅可以提升学习效率，还能让学生有更多时间探索世界，自由发展。

第四，取消非必要的提前招生。从某所大学的“少年班”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从高二甚至初中的学生中“掐尖”，大量无意义的提前招生破坏了教育的公平性，加剧了社会焦虑，甚至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

“均无贫”而非“均贫富”

姚洋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平等”一词的缺失，使得我们对平等的理解往往停留在《礼记》中描述的大同社会，而这种理解在现代社会中显得片面。

《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是一个“小国寡民”的理想化图景。孔子曾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常被误解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追求平均主义，“其实大家误解了这句话的本意，孔子不是想表达“均贫富”，而是要“均无贫”——平均到没有穷人。”姚洋指出，许多人认为，追求共同富裕就意味着搞平均主义，均贫富。然而，这种观念不仅违背经济规律，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姚洋解析共同富裕：不是均贫富，而是要投资老百姓

“真正的平等，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应该是投资于民的平等。若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那大家就没有动力了。”姚洋解释道。

以农村地区和城市低收入家庭为例，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无法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和社会支持。政府的支持，可以帮助他们提升自身能力，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公平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平等，才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真正平等。

姚洋提出的“投资于民”的平等理念，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比例原则不谋而合。比例原则强调，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获得相应的回报。姚洋认为，我们承认每个人的能力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不应成为阻碍公平竞争的障碍。通过政府的投资和扶持，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最终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收入。

姚洋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模式不仅符合现代社会的经济规律，也与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相契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每个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社会。只有当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掘自己的潜力时，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

姚洋认为，真正的平等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力。共同富裕的核心不在于简单地平均分配财富，而在于通过提升社会底层群体的能力，让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公平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平等，不仅能够激发社会活力，还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政府需要通过政策引导，将资源投向最需要的地方，帮助弱势群体提升自身能力。

注释：

[1]据职友集2025年2月1日更新的数据显示，教师中专岗位61.5%拿3-6K/月。

[2]据2024年9月10日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蓝领人才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二季度，普工 / 技工的平均招聘月薪7447元，其中，健康 / 美容职业方向2024年二季度平均招聘月薪10345元，排名各蓝领职位之首。

[3]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课题组于2020年10月16日发布《全国职业院校教情调查报告》。

[4]《教育家》杂志联合长沙教育学院和多个城市教科院，于2023年4月-2023年7月开展了全国职业院校教师现状调查。

[5]2024年3月1日教育部召开的介绍202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发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提到，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