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网信土左”发布消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网安中心联合旗公安局网安大队,对辖区内2名网络自媒体主播进行了集中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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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快手用户牛某某在直播中多次使用方言对他人进行辱骂,传播不良价值观,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违反了《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网安中心责令其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直播行为、立即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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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用户伊某某,多次发布土默特左旗某教师违规盈利相关网帖。经核实,该教师并无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伊某某发布内容为不实信息。
两起案例,两种性质
牛某某的问题是“骂人”。方言骂人,在部分下沉市场的直播间里,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一种“内容风格”。主播用粗俗的语言跟观众互动,观众觉得“接地气”“真实”。但这种“真实”的代价是公共空间的语言环境被拉低。直播不是私人聊天,它是一个面向公众的传播行为。在公共传播中使用侮辱性语言,跟在大街上对着陌生人骂街没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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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某某的问题是“造谣”。散布某教师违规盈利的不实信息,性质比骂人更严重。骂人伤害的是被骂的对象和听到骂声的观众。造谣伤害的是被造谣者,同时也在消耗公众对“教师违规”这类议题的信任。以后真的有人曝光教师违规,公众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是不是又有人在造谣”。
基层网信部门的“约谈”模式
土默特左旗这次约谈,是基层网信治理的一个典型样本。旗一级的网安中心联合公安网安大队,对辖区内主播进行集中约谈,责令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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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反应快、成本低、针对性强。旗级网信部门对本地主播的情况更熟悉,约谈的效率比等待上级统一行动更高。但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约谈的威慑力有限。对于靠直播吃饭的主播来说,“约谈”不涉及账号封禁或经济处罚,整改效果取决于主播本人的自觉。
牛某某和伊某某被约谈之后,会不会继续骂人、继续造谣,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被约谈”是一件值得在意的事。如果约谈之后没有任何后续监督,这件事就只是一个“流程走完了”的行政动作。
为什么基层主播的治理比头部主播更难
头部主播的违规行为,有平台层面的规则约束,也有舆论层面的公众监督。一个千万粉丝的主播如果长期骂人,很快会引发舆论反弹,平台也不得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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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层主播不一样。他们的粉丝量可能只有几万甚至几千,影响力局限在本地。平台的算法不太会把他们推到公众视野里,舆论也很难关注到他们。他们的违规行为,往往只有本地观众知道。如果不是网信部门主动巡查,这些问题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
这就意味着,基层网络生态的治理,不能依赖“舆情驱动”,必须依赖“日常巡查”。 土默特左旗这次约谈,说明旗级网信部门在主动做这件事。但一个旗能约谈两个人,一个省有多少个旗?全国有多少个旗?日常巡查的覆盖面,是基层治理最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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