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惨败，道光为何不追究大臣责任，反而赏赐他们并主动向英国提出赔款请求？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八，虎门沙角炮台陷落。

炮台上空的黑烟尚未散尽，英军士兵已经在穿鼻湾的滩头架起了火炮，炮口对准了广州城的方向。

这是1841年1月7日，农历庚子年腊月初五，珠江口最狭窄处的水道上，木船与蒸汽船交错混战。

沙角炮台守将陈连升战死时，身边仅余数十名兵弁。

大角炮台的清军向英军复仇女神号连发数炮，随即被英军登陆部队从侧后包抄。

英军记录此战仅三十八人受伤，而清军阵亡近三百人。

沙角、大角两座炮台的失守，意味着虎门要塞的第一重门户被彻底撕开。

消息传到广州城时，钦差大臣琦善正在两广总督衙署中等待一场谈判。

他到广州不过一个月，此前从直隶总督任上被道光皇帝派来接替林则徐。

1840年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那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裁撤林则徐苦心经营的防备——解散水勇、拆除拦江木排、撤除炮台守军。

他不相信武力能解决问题，更不相信英国人真的会打。

虎门的炮声打碎了他的判断。

英军攻占沙角、大角后，并未继续深入虎门第二重防线，而是停在了原地。

英国全权代表查理·义律派出信使，向琦善提出了新的谈判条件。

这些条件比之前的要价更高：割让香港岛，赔偿烟价六百万元，恢复广州通商，中英官员平等往来。

琦善看完条款，没有立即答复。

他需要时间。

1月20日，道光皇帝的谕旨送到广州。

谕旨措辞极其严厉：琦善被严令立即停止谈判，从湖南、四川、贵州调集兵力赴粤，准备一战。

道光同时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见到英国船只即开炮轰击，不需任何犹豫。

琦善没有执行这道谕旨。

正月初六，他照旧与义律在穿鼻洋面的英舰上会面。

义律催促他签署草约，琦善说需要十天展期。

回到广州后，他给道光写了一道奏折，只字不提割让香港的条款，只说英国人态度强硬，广州防务空虚，“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

这道奏折的目的很明确：让道光相信，除了和谈别无出路。

十天后，1月20日，义律在澳门单方面公布了《穿鼻草约》的内容。

琦善从未在这份草约上正式签字，但英国人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1月26日，英军在香港岛水坑口登陆，升起英国国旗。

距离沙角炮台陷落，不过十九天。

广州城内的官场在等待中变得焦躁起来。

三月，湖南提督杨芳率部抵达广州，奉命协助主持军事。

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将，在嘉庆年间平定白莲教起义时以勇猛闻名，但在广州的第一次亮相却颇为奇特。

当时广州民间盛传杨芳要“以邪制邪”，用妇女的溺器来破英军的“妖术”。

这当然是坊间的附会，但真实的情况同样令人费解。

3月16日，义律向琦善发出一份停战照会——他当时尚不知道琦善已被道光革职拿问。

照会由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送往广州省城，途经凤凰岗炮台时，炮台守军开炮轰击，小船折返。

这是一次小规模的军事接触，清军炮火并未对英军造成任何损失。

杨芳将这件事写成了奏折。

他在奏折中极尽渲染，称之为“凤凰岗大捷”。

道光收到后大为振奋，传旨嘉奖，同时催促靖逆将军奕山火速南下，对英军“断其归路，痛加剿洗，以彰挞伐而振国威”。

杨芳在奏折中回避了真实情况：英军早已攻占大黄滘炮台，进入澳门水道，击毁沿岸所有清军炮台。

他在给道光的另一份奏折中同样不提这些败绩，只说“已屡败英军，唯恐其逃窜”。

然而同一个杨芳，在写给义律的照会中又是另一副面孔。

3月20日，通过广州知府余保纯居中联络，杨芳向义律送交了一份照会，同意恢复通商。

同时，杨芳与广东巡抚怡良联名向广州民众发布告示，宣布开港贸易。

这是一次未经朝廷批准的擅自行动。

杨芳在照会中向义律保证“据实陈奏”，但他在同一天写给道光的奏折中，仍然是一篇“粉饰的杰作”。

道光很快通过其他渠道得知了杨芳擅自停战的消息。

谕旨再次南下，措辞比上一次更加严厉：不许通商，继续作战。

杨芳的“果勇”之名，在广州的三个月里彻底褪色。

三月二十三日，奕山抵达广州。

这位靖逆将军是康熙帝十四子允禵的四世孙，隶属镶蓝旗，此前在道光七年平定张格尔之乱中崭露头角，获赏头等侍卫。

道光选择他督师广东，自然是看中了宗室身份和军事履历。

但奕山到了广州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问计于已被革职的林则徐。

林则徐给出了一个务实的方案：先让洋商出面斡旋，使英舰暂时后撤，同时堵塞河道，在岸上堆积沙袋构筑防线。

奕山听完，点了点头，但没有采纳。

奕山有自己的计划。

他决定火攻。

从广西调来的木筏、从江西运来的攻具、从各省征调的一万七千名兵士，全部聚集在广州城外。

奕山挑选了一千七百名熟悉水性的义勇，暗藏火箭、火弹、喷筒、钩镰，准备在夜间对停泊在二沙尾和白鹅潭的英军舰船发动突袭。

闰三月二十日，夜间三更，清军分三路出城。

义勇们驾着小快艇靠近英船，用长钩钩住船身，抛掷火箭火弹。

火光确实在珠江上亮了起来，但英军的船只并没有像奕山期待的那样燃烧殆尽。

原因很简单：英舰没有用铁链连在一起，风也不够大。

火船冲入英军锚地时，只有一艘英舰被炮火击断桅杆，另两艘受了轻伤。

英军随即反击，炮轰西炮台，清军损失惨重。

第二天清晨，奕山却以六百里加急向道光报捷。

奏折中写道：清军“弁勇伏身水上，直扑其船底，以长钩钩住船只，抛掷火弹火毬火箭喷筒”，英舰“被烧得火焰冲天”，“逆夷号呼之声远闻数里”。

至于清军的损失，奏折中一字未提。

道光收到这份捷报后，传旨嘉奖奕山“作战奋勇”，并颁下了赏赐。

但广州的局势正在急速恶化。

英军在火攻后的第二天发动全面进攻。

英舰沿珠江上溯，炮击广州城外的清军阵地。

副将岱昌听到炮声即先行逃走，师船六十余艘被毁，城外东西炮台相继陷落。

英军占领了后山四方炮台，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广州城。

奕山当时住在贡院。

英军的炮弹落到了贡院附近，军心民心一片惶恐。

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面见义律，商议停战。

义律开出的条件是：烟价赔偿一千二百万元。

经过美国商人居间斡旋，最终将赔款减半至六百万元。

奕山接受了这个条件。

五月二十七日，《广州和约》签订。

条款很简单：清军外省军队退出广州城六十里以外，一周内向英军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款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和约签订后，奕山向道光上了一道奏折。

在这道奏折中，他把战败说成是英国人“乞恩通商”，把六百万元的赎城费改称为“追交商欠”——意思是这笔钱是行商拖欠英国商人的旧账，现在由官府代为追缴。

这样一来，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不是战败赔款，而是清廷替商人清理债务。

道光看到这道奏折后，没有再追问。

《清史稿》在记载这段历史时，用了极简的笔法：“奕山虑伤国体，乃奏初八日焚击大挫凶锋，续称义律穷蹙乞抚，求准照旧通商，永不售卖鸦片，将所偿费六百万改为追交商欠，上乃不复深诘”。

“上乃不复深诘”六个字，背后是一场无声的共谋。

道光需要这个说法，奕山需要这个说法，广州的官员们也需要这个说法。

五月底的广州，英军在收到首期款项后开始撤离虎门。

奕山向朝廷报捷的奏折已经在路上。

一场败仗，就这样被包装成了一场胜利。

六月，道光的赏赐正式下发。

奕山获赏双眼花翎，这是清代官员极高的荣誉，通常只在重大军功后才会授予。

参与广州战事的其他官员也各有升赏。

没有人去追问：沙角炮台的三百具清军尸体、虎门要塞的沦陷、六百万元的真金白银，这些究竟算不算胜利的代价。

而在北京，道光皇帝的案头，还堆着更多来自广州的奏折。

琦善已经被革职锁拿进京，杨芳的通商之请被驳回，英军虽然退出了虎门，但香港岛上的英国国旗并没有降下来。

珠江口的水面上，英国舰船的身影逐渐远去。

广州城的城门重新打开，商贩们回到街市，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只有珠江岸边被炮火击毁的师船残骸，还浮在水面上，随着潮水缓缓漂向入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