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泊策反延安32名特务31人，毛主席盛赞他为延安福尔摩斯！

1942年5月4日，延安青年节集会现场，陈泊带着保卫干部藏在会场附近，身边还有一名身份特殊的“助手”陈兴林。人群依次入场，歌声此起彼伏，陈兴林却盯着每一张脸。他要找的不是熟人，而是军统派来的潜伏者。

陈兴林每认出一人，便轻轻示意。保卫人员不急着抓捕，而是先向队伍负责人了解情况，记下对方所在单位和活动范围。集会结束后，抓捕迅速展开。这个看似普通的节日集会，成了延安保卫战中一次关键收网。

陈泊没有把破案看成单纯的抓人。他很清楚，特务一旦被捕，真正有价值的并非口供本身，而是口供背后的关系网。只要能够打开一个缺口，便可能牵出一批潜伏人员；若处理失当，也可能让整条线索立即中断。

这场较量的源头，要追溯到国民党方面设在汉中的特训机构。该机构最初于1938年在浙江温州设立，后来迁往汉中，专门训练准备派往陕甘宁边区的人员。对外招生时，它打着培养战时干部的名义，实际却进行情报、侦察和潜伏训练。

不少青年并非一开始就愿意充当特务。吴南山原是庆阳一所学校的教员，1939年因战乱流离，在汉中误入特训班。那里管束严密，学员几乎没有自由，偶尔还有人突然“离校”，谁也不敢多问。吴南山表面接受训练，内心却始终没有认同那套说辞。

1940年，吴南山被派往陇东活动，后来进入陇东中学任教。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他向组织坦白了真实身份。陇东方面没有简单处置，而是安排人员谈话、教育，最终使他转变立场，成为保卫部门的秘密工作人员。

有意思的是，吴南山后来遇到旧日同学祁三益。祁三益是军统延安联络组成员，正准备进入边区。吴南山将他引到庆阳，并按计划安排其在民教馆工作。消息传到保卫部门后，陈泊奉命赶赴庆阳。

陈泊是海南人，青年时期参加革命，后来在海外从事斗争。1931年制造炸药时发生意外，左手被炸伤，经过手术后成为独臂。身体上的缺憾没有削弱他的判断力，反而让他在行动中更加谨慎。1936年到延安后，他逐渐成为保卫战线上的骨干。

祁三益被捕后，供出了部分联络关系。名单中出现“李峰壁”时，陈泊立即警觉，因为此人正是随行人员之一。他没有惊动旁人，而是先控制李峰壁，再向上级报告。随后，案件被送至中央社会部处理。

李克农等人认为，这不是普通的单线案件，必须重视争取和反用。祁三益经过教育后愿意合作，开始寻找其他联络员。他先后牵出潜伏在行政学院、边区贸易局、边区银行以及地方机关的人员。

第三小组联络员李春茂的情况更复杂。他已经对军统产生动摇，却害怕暴露后受到惩处，因此见到祁三益便转身离开。祁三益没有追赶，只与他多次交谈，逐渐确认其真实想法。后来，李春茂接受争取，提供了更多潜伏人员的情况。

但陈泊仍然不满意。已经查出的人员，只相当于一部分，军统究竟派来了多少人，准备做什么，依旧没有答案。真正的突破出现在1942年除夕。一个男子冒着大雪来到庆阳哨所，自称有重大情况，却坚持要见保卫部门负责人。

此人名叫陈兴林，曾在西安求学。1938年，他和同学前往延安参加革命，途中被强行带走，后来进入特训体系，甚至被安排担任教官。他交代，特训班共办了九期，1941年停办后转入西安，历期学员已被派往陕甘宁边区潜伏。

陈兴林还说明，军统设立延安联络组，准备在胡宗南进攻边区时发动破坏，甚至策划针对党政军人员的暗杀。陈泊问他是否愿意反正，他提出回家看望母亲和妻子。陈泊请示后答应了，只给他一些钱、布匹和一只烧鸡，没有派人跟踪。

三天后，陈兴林如约返回。他说，家乡遭遇旱灾时，边区曾发放救济物资，家中还分到细粮。陈兴林的态度由此彻底改变：“我愿意帮你们抓特务。”

5月4日的集会，正是按照这份供述设计的行动。陈兴林负责辨认，保卫人员负责核查和控制。经过半年多清查，军统派来的三十二名特务被陆续查获，其中三十一人接受教育并愿意配合，只有王焕章始终拒绝转变。

这些人有的潜伏进军委机关，有的进入联防司令部，还有人混入地方党政部门。若任其继续活动，后果难以估量。陈泊采取的办法，既有严密审查，也有思想争取，避免了只抓不问、只供不查的局限。

毛泽东得知案情后，曾向康生询问主办者。康生回答是布鲁，也就是陈泊。毛泽东称赞道：“当为奇功。”随后又说，布鲁像“延安的福尔摩斯”，这样的人越多越好。此后，陈泊被任命为边区政府保卫处处长。

军统方面并未公开承认失败。1943年5月，戴笠在重庆白公馆为所谓“延安死难人员”举行追悼会，把被捕人员写成“殉国”，试图向蒋介石遮掩真相。花圈、挽联和仪式都摆好了，真正的情报损失却无法靠一场追悼会挽回。

陈泊后来仍在保卫战线上工作，1943年又破获过刺杀毛泽东的军统案件。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广州公安局局长。1972年，陈泊病逝，终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