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富豪全家来到福建，下车后直接哭了：中国的农村居然这么豪华

我叫拉杰什，今年五十二岁，来自印度孟买。我在孟买做纺织品生意，干了快三十年，攒下了一份不小的家业。我有三个孩子，大儿子阿尔琼，二十七岁，在孟买帮我打理生意。二女儿普里亚，二十四岁，在美国念完大学回来了。小儿子维克拉姆，二十岁，在孟买念大学。我妻子叫米娜，四十九岁，一辈子在家相夫教子。我们一家五口，在孟买算是富裕人家，住着一栋四层楼的别墅，有佣人，有司机，有花园，有游泳池。出门开奔驰，吃饭去五星级酒店，度假去欧洲。可我一直有一个心结。我爷爷是从中国福建下南洋的，我算是第四代华人。我从来没去过中国。我对中国的印象，大部分是从印度媒体看来的。电视上说中国很穷，很脏，很乱，没有自由。我信了。我信了五十多年。直到去年秋天，我决定去福建看看。我爷爷的老家，在福建泉州一个叫晋江的地方。我带着全家五口人，飞了六个多小时，从孟买到厦门，再坐车去了晋江。下车的时候，我哭了。中国的农村，居然这么豪华。

我们从孟买飞厦门，飞了六个多小时。飞机上，我旁边坐了一个中国商人，姓王，四十多岁，做鞋业生意的，常年往印度跑。他看见我，说，你去福建干什么？我说，寻根。他说，好。我说，你去干什么？我说，回家。我说，你常去印度？他说，一年去五六趟。我说，你觉得印度怎么样？他说，好。我说，哪儿好？他说，热闹，有活力，人聪明。我说，还有呢？他说，还有，印度人活得不慌。我说，那倒是。他说，你呢？你去福建，你觉得中国怎么样？我说，我还没到呢。他说，你到了就知道了。我说，你们中国人都这么说。他笑了，我也笑了。

飞机落地厦门高崎机场，是早上。我走出航站楼，第一反应是，这机场比孟买的大多了，也干净多了。第二反应是，天是蓝的，没有雾霾。第三反应是，怎么这么多中国人，比我想象的还多。第四反应是，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怎么活？王先生跟我一起出来，说，拉杰什，你咋样？我说，还行。他说，你才来，你多待几天就知道了。我说，知道啥？他说，知道福建是啥样。他说完，跟我握了握手，走了。我站在机场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这个中国人，说话说一半，烦人。

我租了一辆车，带着全家，从厦门开往晋江。路上，我孩子们东看西看。阿尔琼说，爸，这路真宽。我说，宽。普里亚说，爸，这楼真高。我说，高。维克拉姆说，爸，这车真多。我说，多。米娜说，拉杰什，这地方比孟买干净。我说，干净。她说，比孟买安静。我说，安静。她说，比孟买有秩序。我说，有秩序。她说，你不是说中国很乱吗？我说，我说过吗？她说，你说过。我说，我忘了。她笑了，我也笑了。

我们开了一个多小时，到了晋江。我爷爷的老家，在一个叫陈埭的小镇上。我按照爷爷留下来的地址，找到了那个村子。村子叫岸兜村。我爷爷说，他小时候，岸兜村穷得叮当响，家家户户都是土坯房，路是泥巴路，一下雨就没法走。我爷爷说，他十几岁就下南洋了，因为在家吃不饱饭。我爷爷说，他走的时候，他娘站在村口，哭着说，儿啊，你混不好就别回来。我爷爷说，他混好了，可他回不来了，因为他老了，走不动了。我爷爷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回过岸兜村。我爷爷说，拉杰什，你替爷爷回去看看。我说，好。我来了。我替爷爷来了。

可我把车开进岸兜村的时候，我愣了。村子不是爷爷说的那样。村子是柏油路，宽宽的，干干净净。路两边是楼房，一栋一栋的，三层四层五层，有的更高。楼房贴着瓷砖，装着铝合金窗，有的还有电梯。楼前停着车，有宝马，有奔驰，有奥迪，有丰田，有本田，还有好多我不认识的牌子。路边有超市，有药店，有饭馆，有手机店，有快递站，有银行，有幼儿园，有小学，有公园。公园里有老人在打太极，有小孩在玩滑梯，有年轻人在跑步。我站在村口，看了半天，说不出话。阿尔琼说，爸，这是农村？我说，是。他说，不可能。我说，可能。他说，农村不是应该很穷吗？我说，应该。他说，那为啥这么富？我说，不知道。他说，你问问。我说，我问谁？他说，问村里人。我说，我不会说中文。他说，我也不会。我说，那咋办？他说，你哭吧。我说，我哭啥？他说，你哭了就不用问了。我哭了。我真的哭了。我站在岸兜村村口，看着那些楼房，那些车，那些人，我哭了。我爷爷说，岸兜村穷得叮当响。可我看见的岸兜村，富得流油。我爷爷说，他走的时候，他娘哭着说，儿啊，你混不好就别回来。可我看见的岸兜村，家家户户都混好了。我爷爷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回过岸兜村。可我回来了。我替他回来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岸兜村。我看见了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村，居然这么豪华。

我擦了擦眼泪，带着全家进了村。我找到了村委会，一个年轻姑娘接待了我们。她姓陈，二十多岁，会说英语。我说，我是从印度来的，我爷爷是岸兜村人。她说，你爷爷叫什么？我说，叫林德厚。她愣了。她说，林德厚？我说，对。她说，你等等。她进了里面，过了一会儿，出来一个老人，七十多岁，头发白了，可精神好。他看见我，说，你是林德厚的孙子？我说，是。他说，你爷爷走了多少年了？我说，二十年了。他说，二十年了。他说，你爷爷当年下南洋，我才五岁。他说，他走的时候，跟我说，阿弟，你在家守着，我去南洋挣钱，挣了钱回来盖房子。他说，他去了，就没回来。他说，他寄过钱，寄过信。他说，后来信断了。他说，我们都以为他不在了。我说，他在印度，一直到我二十岁。他说，他做什么？我说，他开纺织厂。他说，他过得好吗？我说，好。他说，那就好。他哭了。他说，你爷爷是个好人。我说，我知道。他说，你回来就好。我说，我回来看看。他说，你以后常回来。我说，好。

那个老人带我看了我爷爷的老院子。老院子还在，在村东头。三间瓦房，墙是红砖的，没抹水泥。院子里有一棵老榕树，叶子绿绿的，粗壮的枝干伸过墙头。老人说，这棵榕树，是你爷爷小时候种的。他说，你爷爷走的时候，榕树才这么高。他比了比，到腰。他说，现在这么高了。他比了比，到屋顶。他说，你爷爷要是看见了，肯定高兴。我说，他看见了。他说，你咋知道？我说，我在梦里告诉他的。他笑了，我也笑了。我站在老榕树下，看着那三间瓦房，看着那棵榕树。我想起我爷爷，想起他跟我讲过的故事，想起他说岸兜村有棵大榕树，树底下有口井。我看见了，树还在，井还在。我爷爷不在了。可我回来了。我替他回来了。

我在岸兜村待了三天。三天里，我看了村里的工厂，看了村里的学校，看了村里的医院，看了村里的养老院。村里的工厂，做鞋的，做衣服的，做电子的，做食品的，一家挨一家。村里的学校，有小学，有中学，有幼儿园，教学楼漂漂亮亮的，操场大大的，图书馆书满满的。村里的医院，有门诊，有急诊，有药房，有住院部，设备新新的，医生好好的。村里的养老院，有花园，有活动室，有医务室，有食堂，老人吃得饱，穿得暖，有人管，有人陪。我看了三天，我服了三天。我跟米娜说，米娜，你说，这是农村吗？她说，是。我说，印度农村啥样？她说，土坯房，泥巴路，没水没电，没学校没医院。我说，那这个呢？她说，这个比孟买都好。我说，比孟买都好？她说，比孟买都好。我说，你夸张了。她说，我没夸张。她说，孟买有贫民窟，这里有吗？我说，没有。她说，孟买有要饭的，这里有吗？我说，没有。她说，孟买有流浪汉，这里有吗？我说，没有。她说，那你说，哪个好？我说，这个好。她说，那你哭啥？我说，我哭我爷爷。她说，你爷爷咋了？我说，我爷爷要是活着，看见岸兜村这样，他肯定高兴。她说，他知道。我说，他咋知道？她说，他在天上看着呢。我哭了。她也哭了。

第三天，我要走了。走之前，那个老人请我吃饭。他带我去了一家小馆子，点了几个菜，要了两瓶啤酒。他说，拉杰什，你回去了，别忘了岸兜村。我说，忘不了。他说，你回去了，别忘了我们。我说，忘不了。他说，你回去了，把岸兜村好的东西带回去。我说，我记住了。他说，你记住了什么？我说，我记住了，你们岸兜村人，心里有底。他笑了，说，什么底？我说，你们知道，自己是谁，要去哪儿。他说，那你们印度人呢？我说，我们有时候知道，有时候不知道。他说，那你就回去，告诉你们印度人，岸兜村人怎么知道的。我说，好。那天晚上，我喝多了。我站在村口，看着岸兜村的夜景，路灯，车流，人流，亮堂堂的。我想起孟买，也有夜景，可没有这么亮。我想起我爷爷说，你去看看老家。我看了。我学了。我要回去了。我要把在岸兜村看到的，学到的，带回去。我要告诉我的印度同胞，我们被骗了。不是被中国骗了，是被我们的媒体骗了，被我们的偏见骗了。我们以为中国穷，中国脏，中国乱。可中国不穷，不脏，不乱。中国在跑，在跳，在喘气。中国在干活，在吃饭，在笑。中国在过日子。中国的农村，居然这么豪华。我们看不见，是因为我们不想看见。我们看见了，我们就服了。我服了。我回国以后，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的标题是：印度富豪全家来到福建，下车后直接哭了：中国的农村居然这么豪华。

我回到孟买，回到公司。我同事看见我，说，拉杰什，你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他说，中国怎么样？我说，好。他说，哪儿好？我说，哪儿都好。他说，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我说，我以前没去过。他说，现在你去了。我说，对。他说，那你服了？我说，服了。他说，服什么？我说，服他们的农村。他说，他们的农村有啥好？我说，他们的农村，比我们的城市都好。他说，不可能。我说，可能。他说，你骗人。我说，我没骗人。他说，你被洗脑了。我说，我没被洗脑，我亲眼看见了。他说，你看见啥了？我说，我看见岸兜村的楼房，岸兜村的车，岸兜村的工厂，岸兜村的学校，岸兜村的医院，岸兜村的养老院。他说，那又怎样？我说，那又怎样？那说明中国的农村，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他说，那是哪样？我说，你去了就知道了。他说，我不去。我说，那你就别瞎说。他不说话了。后来他说，拉杰什，你变了。我说，我变了啥？他说，你以前跟我们一样，说中国不好。我说，我以前没去过。他说，现在你去了。我说，对，我去了。他说，那你服了？我说，服了。他说，服什么？我说，服他们的农村。他说，他们的农村有啥好？我说，他们的农村，比我们的城市都好。他不说话了。

后来，我在孟买跟朋友们喝茶，他们问我，拉杰什，你去中国了？怎么样？我说，好。他们说，好什么好，那地方不是穷吗？我说，不穷。他们说，不穷？那地方不是脏吗？我说，不脏。他们说，那地方不是乱吗？我说，不乱。他们说，你被洗脑了。我说，我没被洗脑，我亲眼看见了。他们说，你看见啥了？我说，我看见中国的农村，比我们的城市都好。他们说，那又怎样？我说，那又怎样？那说明中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他们说，那是哪样？我说，你去了就知道了。他们说，我们不去。我说，那你们就别瞎说。他们不说话了。后来有一个朋友说，拉杰什，你变了。我说，我变了啥？他说，你以前跟我们一样，说中国不好。我说，我以前没去过。他说，现在你去了。我说，对，我去了。他说，那你服了？我说，服了。他说，服什么？我说，服他们的农村。他说，他们的农村有啥好？我说，他们的农村，比我们的城市都好。他不说话了。

现在，我坐在孟买的办公室里，写着这份报告。窗外是孟买的街，车来车往，热热闹闹。我想起岸兜村的街，也是车来车往，可干干净净。我想起那个老人，想起他跟我说，你爷爷是个好人。我想起那棵老榕树，想起那三间瓦房，想起那口井。我想起那三天。三天，不长，可够了。够了，我就服了。我服了，我就写了。我写了，就哭了。为什么哭？因为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中国的农村，不是我想的那样。我看见了中国的农村，比我想的好。我看见了中国的农村，居然这么豪华。我爷爷说，岸兜村穷得叮当响。可我看见的岸兜村，富得流油。我爷爷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回过岸兜村。可我回来了。我替他回来了。我看见了。我看见了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村，居然这么豪华。这话，我信了。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去看看。你看了，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了，你就服了。你服了，你就不会说我们被骗了。你会说，我们被骗了，可我们现在知道了。知道了，就好了。这就是我，拉杰什，五十二岁，孟买纺织商人。我去福建三天，回来写了一份报告。报告哭了。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