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1月22日上午，香港圣士提反女校临时救护站，31岁的萧红在昏迷与清醒之间停止了呼吸。她没有留下长篇遗言，只有几次艰难写在纸上的字，和病重期间托付给身边人的四件心事。
那时的香港正处于战乱之中，医院频繁更换管理者，药品极为匮乏。萧红此前因喉部疾病接受手术，病情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因感染和延误治疗不断恶化。她不能正常说话，也难以进食，只能依靠输液维持身体。
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轮流守在病床旁。两人都是作家，也都与萧红关系密切。此前，他们之间曾因照护、离开以及彼此的误解产生过不快，但到了这时，争执已经没有意义。端木替她吸痰，骆宾基负责照料起居，谁也不愿承认死神已经逼近。
萧红曾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又写道：“身先死，不甘，不甘。”字迹并不长，却让旁人难以承受。她才31岁，《呼兰河传》已经问世，新的写作计划尚未完成，人生却被病痛硬生生截断。
她早先交代过四件事。其一，希望端木保护她的作品，不要任人删改；其二，去世后最好葬在鲁迅墓旁，若不能实现，就葬在面向大海的地方；其三，希望有人继续寻找她与汪恩甲所生的女儿；其四，将《呼兰河传》的版权交给骆宾基，以酬谢他在病中的照料。
这些话更接近临终托付，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遗嘱。尤其关于女儿的部分，涉及萧红早年一段复杂而坎坷的经历，后来流传的细节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所有传闻都当成定论。
有意思的是，萧红在生命最后阶段还写下了“鲁迅”和“大海”。端木看懂后，赶紧安慰她：“你不会死，我们一定想办法。”这句话更像是丈夫对病人的安慰，也像是在说服自己。
萧红与鲁迅的交往，改变过她的写作道路。1935年，《生死场》出版后，鲁迅为她作序，并在文学上给予肯定。对一个身处困顿、尚未成名的年轻女作家而言，这种扶持十分重要。她希望葬在鲁迅墓旁，既有敬重，也有一种寻找精神归宿的意味。
遗憾的是，战乱没有给她留下从容料理后事的条件。萧红去世后，端木设法为她保存遗容，并请人协助处理遗体。由于当时运输和安葬都受严格限制，骨灰没有立即送回内地，而是在香港分成两份保存。
其中一份埋葬在浅水湾附近，那里临海，也符合萧红生前所说的愿望。另一份则被安葬在圣士提反女校后山，地点面向她的东北故乡。端木这样安排，带有明显的战时考虑：如果一处遭到破坏，另一处或许还能保存下来。
1957年8月15日，浅水湾一带的骨灰迁至广州银河公墓。萧红终于被安葬在祖国大陆，但埋在圣士提反女校后山的那一份，此后一直没有确切下落。它究竟是否仍在原处，后来是否被迁动，已经成为围绕萧红身后事的谜团。
端木蕻良后来长期保存萧红遗稿，并在她去世后的多年间纪念她。两人的婚姻曾有争执，萧红甚至说过病愈后要离开，但临终时真正守在病床旁、处理后事并维护作品的人，仍是端木。
至于骆宾基，他在萧红病中给予了实际照料，后来也留下过相关回忆。病榻前的依赖、争执和误会，不能简单裁成爱情或背叛。那是一个病人、丈夫与朋友，在战争和贫困夹缝中共同面对死亡的片段。
萧红想葬在鲁迅墓旁，未能实现；她想面向大海，部分实现；她希望作品不被随意改动，身后却不得不经历漫长的整理与争议。两处骨灰，一处有迹可循，一处下落成谜，这个结局本身，正与她短暂而多舛的一生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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