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台北，89岁的张学良面对来访记者，谈起了自己一生中最敬重的几个人。
这时的张学良，已经离开权力中心太久。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他被长期羁押，人生最重要的岁月几乎都在受限制的生活中度过。恢复较多行动自由后，他并没有急着重返政治舞台，而是尽量过安静日子。
不过，外界不会轻易放过这位“少帅”。他曾掌握东北军，也曾在关键时刻改变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记者想知道，经历了家国巨变、父子沉浮和漫长幽禁之后，张学良究竟把谁看得最重。
据相关回忆，谈到这个问题时，他提到了三个名字：父亲张作霖、周恩来和毛泽东。
名单中的第一个人，最容易理解，也最复杂。
张作霖出身贫寒，早年闯荡关外，凭借胆识和手腕逐渐壮大，最终成为掌握东北军政大权的人物。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单纯的英雄，曾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周旋，也有过现实而功利的选择。但不可否认，他确实建立起一套颇具规模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张学良与父亲性格不同。张作霖重经验、讲权变，张学良则更愿意接受新式教育，主张整顿军队，改变旧有风气。张作霖虽然严厉，却很早就重视儿子的培养，曾为他聘请教师，让他学习军事、外语和现代知识。
有意思的是，父子之间常有分歧，张作霖却还是逐步把部分军政事务交给张学良处理。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害，张学良继承了东北的权力。那一年，他年仅27岁。
权柄到手，压力也随之而来。直到真正坐上父亲的位置，张学良才逐渐明白，父亲留下的并不只是地盘和军队，还有各方势力的牵制、财政困境以及日本方面步步紧逼的压力。佩服之中，也包含迟来的理解。
第二个名字是周恩来。
1936年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西北接触。那时，东北军奉命参加“剿共”，但部队长期作战，损失严重，许多官兵对继续内战已经产生抵触情绪。张学良自己也开始怀疑，这场战争究竟能否解决国家真正的危机。
周恩来给他的印象，并不只是善于谈判。更重要的是，周恩来能够从东北军的处境出发，分析抗日与内战之间的关系，也懂得如何在原则和现实之间寻找共同点。
张学良曾问：“东北军为什么不能把枪口调向日本人？”
周恩来的回答大意是，民族危机面前，各方应当停止内耗，争取联合抗日。
这类接触改变了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双方经过多次商谈，逐渐形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认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随后赶赴西安，参与处理复杂局势，在各方之间进行斡旋。
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蒋介石获释，张学良却因亲自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而失去自由。对张学良而言，周恩来既是谈判对手，也是帮助他收拾局面的重要人物。此后，即使张学良长期被幽禁，周恩来仍曾设法关注他的处境。
第三个人，是毛泽东。
张学良早年一度十分推重蒋介石，甚至把蒋介石视作可以统一中国、领导军队的人物。可是，现实的发展让他的判断发生变化。蒋介石坚持先解决内部对手，再应对日本侵略，这与东北军将士急于抗日的愿望存在明显冲突。
张学良没有亲眼见过毛泽东，却通过周恩来以及其他中共人士，逐渐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和用兵思想。尤其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对张学良愿意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停止内战的态度给予肯定。
被长期限制行动期间，张学良读过不少书，也接触到毛泽东的文章和诗词。对一位远离现实政治的人来说，这些文字成了他观察外部世界的重要窗口。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更多来自思想和历史影响，而不是私人交往。
有人问他是否遗憾终生未能与毛泽东见面。张学良曾表示，确实没有机会当面相识。毛泽东于1976年逝世时，张学良仍处于受限制状态，这场跨越数十年的“相识”，最终停留在书信、谈判和历史评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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