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明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重新整理西北与西南交界地带的州县时，今天安康一带还不是一个边界清楚、建制稳定的整体。山岭纵横，交通艰险，行政归属反复调整，这片土地的格局，正是在一次次设县、改隶与分置中逐渐拼合出来的。
安康地处秦巴山区，汉江穿城而过。看似是一块完整区域，历史上却长期受到陕西、四川、湖广三地行政力量的共同影响。这里的县份，并非一开始就全部属于同一府州，而是随着军事防守、人口迁入和交通管理逐渐归拢。
元代时，今天安康的核心区域称金州，隶属陕西行省兴元路。金州只是散州，并不领县。再往前追溯，唐宋时期这里曾有西城、汉阴、洵阳、石泉、平利、上津等县，后来因战乱频繁、人口锐减，原有县治陆续撤并，许多地方只保留巡检司。
巡检司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县衙，而是设在关口、渡口和交通要道的基层机构，承担盘查行旅、缉捕逃犯、打击走私等事务。说得直白些，当时的首要任务不是治理繁密的人口，而是守住山口和道路。
元末明初，金州一带遭受战乱影响，地方志中留下了“千里无复人烟”的记载。明朝建立后，朝廷先在这里设置兴安寨，派驻守御千户所，并实行屯田。军队来了，粮食有了保障，流民和商旅才慢慢返回，荒废多年的土地重新出现村落。
有意思的是，人口恢复之后，行政归属却并未立刻稳定。洪武三年，平利、石泉、洵阳、汉阴四县重新设置，但当时归四川大宁州管理。洪武五年二月，四县又改属汉中府金州。短短两年间，四个县便留下了由四川转归陕西的明确痕迹。
这不是简单的纸面调整。大宁州位于今重庆巫山一带，汉中府则在陕西南部，两地之间隔着山川道路。县治归属哪里，关系到赋税征收、军粮供应、案件审理，也关系到地方官员究竟听命于哪一级机构。
白河县的经历更能说明问题。它原是洵阳县东部的白河堡，明成化八年，即1472年，开始设置堡寨。成化十二年，1476年，白河县正式建立，但新县最初并未归陕西金州，而是划入湖广郧阳府。到了次年，白河县才重新改属金州。
于是，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的金州，形成了一个颇有特点的组合：金州本部原属陕西汉中府，平利、石泉、洵阳、汉阴四县曾属四川大宁州，白河县又有湖广郧阳府的经历。说它是由三省部分区域“拼”成，并不是夸张，而是行政沿革留下的真实印记。
正德七年，即1512年，金州又分出紫阳县，辖区进一步扩展。此时的金州已经不只是一个古老州名，更成为连接汉中、川东和鄂西北的山地治理中心。各县虽然同属一州，彼此之间仍受山路、河流和关隘影响，地方联系并不轻松。
金州改称兴安州，也与一场洪水有关。万历十一年，1583年，大水冲毁州城，分守刘至中主持在赵台山下修筑新城，并将金州改名为兴安州。“兴安”二字寄托的是兴旺安定之意，既是地名变化，也反映出灾后重建和稳定地方秩序的愿望。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兴安州升为陕西布政司直隶州。地方士绅曾以“十不便”陈情，具体条目已难以完全考见，但其中最现实的问题不难理解：从安康山地前往汉中府，路远山险，官员往来困难，百姓办理诉讼、纳粮等事务也十分不便。
升为直隶州后，兴安州可以减少对汉中府的层层依赖。清朝沿袭这一建制，顺治二年，1645年，兴安直隶州下辖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基本奠定了后来安康地区的骨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兴安州升为兴安府，并在府城设置安康县。府城与附郭县并存，安康这个名称由此成为当地重要的行政称谓。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汉阴改为汉阴厅；道光三年，1823年，又从安康县砖坪营析置砖坪厅。
清末的兴安府，已经拥有安康、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六县，以及汉阴、砖坪两个厅。民国初年废府、州、厅，改由县级建制承接。砖坪县因县治并不在“砖坪”这一小地名处，地方人士提出更名，民国六年，即1917年，改称岚皋县。
后来，洵阳县在1964年改称旬阳县。1969年，宁陕县划入安康地区。至此，今天安康市的行政轮廓才基本定型。回看这条变化路径，安康并非天然就是一块边界固定的区域，而是在军镇复设、人口增长、道路不便和地方治理需求的共同作用下，经过陕西、四川、湖广多次调整，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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