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它听起来是新的,这很重要,”Justin Vernon解释道。“很多年来,它曾经只是吉他上的一个G和弦。做这件事越久,我就越对其他一堆声音感兴趣。”
那是2016年9月2日。Vernon坐在家乡威斯康星州欧克莱尔Oxbow酒店的一间会议室里,为他的第三张Bon Iver专辑召开记者会。《22, A Million》距离发行还有约一个月,但在四年自我放逐之后,Bon Iver的宣传机器终于重新运转起来。同年8月中旬,乐队已在Vernon自己的Eaux Claires音乐节上完整首演了这张专辑——一次毫无预兆的亮相,而当人们真正听到那些音乐时,惊讶程度又翻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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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震惊在十年前的今天传遍全球——《22, A Million》正式问世。彼时的Bon Iver早已是一个机构般的存在。这支乐队几乎用Barack Obama总统竞选和第一任期的整段时间,成长为全球最成功的独立音乐人之一——这种地位在当时能为你打开难以置信的机会,却未必能让你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Vernon的成功脱胎于失败,是从他因一段感情终结和一支寄予厚望的乐队解散而心灰意冷、躲进父亲的林间小屋度过的一个传奇般的冬天里召唤出来的。2007年的《For Emma, Forever Ago》温柔而沮丧,呈现的是2000年代地下所谓“怪诞民谣”更易入口的进化版——磨平了粗糙边缘,却没有背叛实验内核。它是强有力的音乐,既诡异又独特,同时足够平易近人,得以突破圈层。
《For Emma》和配套EP《Blood Bank》受到雅俗两界的赞誉,带来的连锁反应远超Vernon预料。这些作品为跺脚拍手式独立民谣以及一整个无棱角的独立民谣小产业铺了路,把Vernon标志性的假声送进了Kanye West的声音宇宙,也让他急于把自己定义为不只是“那个唱《Skinny Love》的人”。周边计划接连涌现:与Volcano Choir做后摇滚,与Gayngs玩软摇滚,在现场专辑《A Decade With Duke》里碰爵士。
到了2011年的《Bon Iver, Bon Iver》,Vernon也重新定义了他的主乐队,把它变成“以Vernon为银河大脑中心的协作体”,正如我们自己的James Rettig曾说的那样。音乐更加辽阔,用横跨情绪史诗取代了此前毛茸茸的天籁民谣,彻底打破类型边界。这让Bon Iver更上一层楼,收获更多评论界赞誉,并在2012年格莱美上意外拿下最佳新人奖。随之而来的是公众的普遍困惑(原来你可以拥有Pitchfork年度第一的专辑,却仍是个小众存在——抱歉了,Los Thuthanaka!),以及一档SNL小品——连Justin Timberlake都来模仿Vernon。
正如常有的那样,成功让Vernon躁动不安、心神不宁。“这些专辑之后生活发生的剧烈动荡,在Justin内心掀起了一场风暴,一种焦虑的精神疾病,”他的朋友Trevor Hagen后来在伴随《22, A Million》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然会这样。那个梦有了自己的生命。”Vernon的回应是公开而明确地抽身离开Bon Iver。那句被反复引用的采访话出自明尼苏达公共广播:“我把它看成一个水龙头。我必须关掉它,走开,因为那音乐成形的方式有太多是潜意识或发现式的。乐队受到的关注太多,有时会让人分心。我真的觉得需要趁我还在乎它的时候走开。然后如果我回来——如果真的回来——我会对它感觉更好,会焕然一新之类的。”
此后他几乎用掉了Obama的整个第二任期去寻找新灵感:又一张Volcano Choir专辑,更多与Kanye的合作,重启他的布鲁斯摇滚三人组the Shouting Matches,还与Gayngs团队的Jason Feathers项目继续嘻哈冒险。他也独自去了希腊群岛,在那里经历恐慌发作,并寻找出路。“我在试图找回自己,”Vernon在记者会上说,“我没有找到。”但那次航行确实提供了火花,引出了Bon Iver的下一个阶段。
在希腊期间,Vernon摆弄着一台Teenage Engineering OP-1采样合成器。在酒店房间里,经过数日焦虑游荡之后,他录下了一句挥之不去的歌词,关于吞噬他的那些感受:“It might be over soon。”他用OP-1把录音切碎,注意到自己含混的人声里有一个重复的音节,听起来像“two, two”。他一直喜欢数字22。对他而言,它意味着二元性——“可能很快就结束了”这句话既可以是凶兆,也可以是解脱。一颗种子就此埋下。
总而言之,Vernon从希腊带回家的只有11秒音频。此后数月,他拥有的就只有这些。但最终闸门打开,一张新Bon Iver的愿景清晰起来。它将是个人化、精神性的,扎根于数字命理学和隐晦符号,体现在音频层面,也体现在Eric Timothy Carlson的平面设计和诸如“21 M◊◊N WATER”这样的歌名里。默认工具不再是他信赖的原声吉他,而是“在录音室里把不同的工具电子化地接起来,试着把事情搞乱”。这是对旧Bon Iver的颠覆:大量采样、被处理的人声、粗野与优雅、机械与超凡的拼贴。仿佛他们撬开了《Bon Iver, Bon Iver》,用残骸建起了奇异的新异形结构。
到2010年代中期,一支独立乐队“走向电子”的想法至少已经和敏感蓄须民谣摇滚一样是老套的套路,但在这个案例里,“走向电子”并不等于“走向流行”。Vernon参与的是另一个悠久的传统: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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