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时代四大族属的战争与融合

据我国古代传说，大约在四五千年以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已经居住着许多部落与部落联盟。它们并非彼此隔绝的孤立人群，而是既有和平共处，也有频繁冲突。后来所说的五帝、禅让、洪水、征伐，都发生在这一广阔背景之中。大体而言，黄帝、炎帝等华夏部落主要居于黄河上游和中游；太昊、少昊等东夷部落主要居于黄河下游；南方的长江中游，则是苗蛮部落的重要根据地；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则有百越集团。四大集团之间以及周边地区，还有更多较小的氏族和部落，彼此交错而居。

一、各大部族的基本情况 （一）炎黄集团

炎黄集团是北方部落，居留之地西到陕、甘，东与东夷部落交错，南与苗蛮部落为邻。黄帝氏族与炎帝氏族同出于少典氏和有蟜氏一类氏族。《国语·晋语四》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里所说的少典、有蟜，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某一个人，而是原始社会中的氏族名称或国号。

司马贞在《史记·五帝本纪》索隐中解释“少典之子”时说：“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这说明炎帝、黄帝并不是少典这个人的两个儿子，而是两个氏族。炎帝氏族和黄帝氏族因为居地不同，所以姓氏也不同：炎帝为姜姓，黄帝为姬姓。

关于炎帝的发祥地，可以从姜水推知。《水经注》“渭水”条下说：“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岐水在岐山南面，即今陕西岐山县东面。由此推测，炎帝氏族最早大概活动在今陕西渭水上游，向东可能到山西一带。

黄帝以姬水为发祥地，黄陵在北洛水流域。《庄子·在宥》说黄帝见广成子于空同之山，《五帝本纪》也说黄帝“至于空桐”。《新唐书·地理志》说原州平高县下有空同山，地在今甘肃镇原县境，属于渭水支流泾水上游。因此可以推断，黄帝氏族最早活动中心在今陕北与陇东。后来因为炎黄族繁衍，中原沃野气候温和，宜牧宜农，又临近其最早活动中心，所以他们逐渐向中原扩展。

炎黄两族后代历世有婚姻关系。《周语下》说：“夫亡者岂繁无宠，皆黄、炎之后。”可见黄帝、炎帝世代通婚，结成联盟部落。

炎黄族是中国远古时代文化发展较早的集团，史前许多发明创造被归功于炎、黄。其最大事迹，是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史记·封禅书》引《管子》说：“神农封泰山……炎帝封泰山。”神农与炎帝本为二人，但汉代以后，人们将神农与炎帝综合成一人，都把神农氏称作炎帝。炎帝或神农氏族最早发明并发展了农业，已被历代学者承认，而且尊之为农业之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易系辞》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从传说看，黄帝氏族在周弃以前还停留在游牧阶段。《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到周弃时代，大约在夏末，也进入了农业阶段。

另一个突出事迹，是与洪水搏斗。它是以炎黄族为首，并由其他族共同协力，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取得最后胜利的。共工氏族（属于炎帝族）居地正是洪水泛滥的地方，所以共工必须经常与洪水搏斗。《国语·周语下》说他“壅防百川，壅高埋库”，即铲平高地，以其土埋塞池泽，后人解释为筑堤防。这种办法并非无效，因而以后禹治水仍然吸取他的经验。可以说在传说中，共工是治水最早的英雄。后人又通过神话方式夸大了共工的形象，把他看作能翻天覆地、旋转乾坤的神人。《淮南子·天文训》说共工“怒而触不周”，结果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从此日月西逝，江河东流。“治洪水”是传说，“触不周”是神话，但两者都认为共工是改造自然的英雄。

共工治水以后，又有禹的治水。鲧继承共工氏族治水经验，筑堤埋塞洪水，但遭到失败。禹又继承鲧的事业，而以疏导为主，终于治服水患。禹治洪水的故事，曲折反映了人们重视客观实际，并积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大禹与洪水斗争的顽强精神非常感人。他亲自率领群众，手里拿着耒耜，疏导河川。他的手上磨去了指甲，腿上磨去了毫毛，生了偏枯之症，但仍在大风暴雨中不停工作。他十年没有见着妻子，三次路过家门，听见儿子哭也不进家门。他为人民受尽辛苦，终究治平了洪水。所以他死后成为社神，主持山川，受人们崇祀。

（二）东夷集团

东夷族属集团分布在中原东方，活动地区非常广袤。东至海滨，南抵大江，向北可以延伸到东北。其中最重要的氏族、部落有蚩尤、太昊、少昊等。在史前时代，他们与炎黄族属接触最多，关系也最密切。

蚩尤是东夷集团中极重要的人物。在中原北部，即今日鲁西南，接连冀南、晋东南的狭长地区，有一个黎族，也称九黎。它最早的氏族长称为蚩尤。九黎集团来自东方，他们的活动范围大致在今天的山东、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一带。这个地区在当时比中原更湿润，河流湖泊密布，沼泽遍地，九黎人习惯于在这样一种水网环境中生活，他们擅长捕鱼和稻作，也擅长在泥泞的地形中作战。更为重要的是，九黎集团掌握了铜器的冶炼和铸造技术，他们的兵器比炎黄部落的石器和骨器更为锋利和耐用。

蚩尤战败后，黎族一部分被迫徙居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黎国，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到西周时还留有“黎民”的名称。

太昊风姓，其遗虚在陈，即今河南淮阳。《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陈，太昊之虚也。”其后裔分支最著者有任，在今山东济宁市，宿在今山东东平，须句在今东平县境，颛臾在今山东费县。大体都分布在济水流域，因而他们“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

少昊赢姓，传说居地在曲阜。《说文》说：“赢，少昊氏之姓。”

少昊的重要分支有：郏氏（在今山东郏县）、莒氏（在今山东曲阜之东）、莱夷(后来齐国的原始居民)、皋陶（在今山东曲阜）、夷羿、淮夷、黄（在今河南潢川县）、江（在今河南正阳县）、终离氏（在今安徽凤阳县）。

商族也是东夷集团中后来极重要的一支。商族子姓，在传说的尧舜时期兴起。商族即后来商王朝的建立者。

（三）苗蛮集团

苗蛮古称苗，也称蛮，主要分布于长江中游南北地区。《战国策·魏策一》吴起说：“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彭蠡，今鄱阳湖；洞庭，今洞庭湖。

汶山所在多有纷歧，而根据上述描述，衡山也应该不是今之南岳衡山，其地望应在长江以北，似指今日江淮分水岭之桐柏山、大别山一线。

苗族得名，其说各异。“自周迄唐，通谓之蛮……称苗自宋始。”实际上“苗”与“蛮”二声当系阴阳对转，古字同音同义。由于时代不同，对同一族名的称呼常有变化，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苗与蛮从字义上所包含的内容看，有其相同处。

但历史上的蛮，常常是我国古代对南方各族的泛称，其范围远远超过这里所说的苗、蛮。吴起所说的“三苗”，似乎是指衡山以南、长江中游地区若干苗蛮氏族或部落的总称，“三”是多数的意思，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三苗是“帝鸿氏之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穷奇，缙云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虽是传说，但可反映“三苗”包括着一些不同氏族。南方多水，此氏族大约在尧舜禹时代仍以捕鱼为生。但他们除渔业以外，还从事农业生产。

与苗蛮部落有密切关系的是祝融氏族。

祝融氏为颛顼后裔。在史前传说中，颛顼为炎黄联盟重要领袖之一，号高阳氏。虽无显赫武功，但农业发展也较早，特别是在宗教方面有其特殊地位。“绝地天通”便是起最大的功绩。《国语·楚语下》说少昊末期九黎乱德导致民神同位，民与神杂糅混居，于是“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从此神与人各司其职，互不干涉。

《左传》说：“郑，祝融之虚也。”即祝融原居河南中部的新郑县境。他的后裔分为八姓，即所谓“祝融八姓”。这八姓的散居之地，大约相当于今天河南的大部、河北南端的一小部及山东西南、江苏西北的一小部。所以，这一氏族大概起于河南中部，后世东迁山东、江苏一带，再从江苏北部南迁于江苏、安徽间的古三苗故地，最后才沿江西上，停留在江、汉之间。

由此可知，祝融氏族本来属于东夷系统，后来迁到南方的苗蛮地区。虽然他们不属于苗蛮集团，但由于其势力强盛，因而成了南方氏族的主要代表，后来成为楚国王室之祖先。

楚人进入荆州，即苗蛮区域，大概始于周公返政成王之后。祝融氏徙楚，与楚地人民原有文化相结合，发展成具有楚地特点的高度文化。例如战国时代大诗人屈原创作的楚辞，即是在学习楚地民歌基础上所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可与北方的《诗经》媲美，甚至超过《诗经》。屈原自称他是“高阳之苗裔”，即也是颛顼祝融之后裔。

江汉之间，古代又为濮人分布之域。《尚书·牧誓》所载牧野之战中，即有濮人参加。《左传》文公十六年说：“百濮离居。”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说：“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由于“离居”及“各以邑落为聚”，所以有强敌（楚人）来袭，即“各走其邑”，分散逃亡。因而其江汉居地，便被楚人占据。

但濮人并未消亡，而是聚居在楚国的西部，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濮人分布地区甚广，自湖北西延至于巴蜀。嘉陵江之合川至北碚，旧称濮江，亦以濮人居地而得名。

《国语·郑语》记载，周宣王初，熊霜卒，三弟争立，老三熊叔堪争位失败，“逃难于濮而蛮”，得到百濮庇护，成为“蛮”。《左传》文公十六年说：“楚大饥……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也说明百濮在春秋时仍有“伐楚”的实力。

（四）百越集团

《荀子·儒效》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是楚、越在古代不但各为一大部族，而且其所居地区亦各有别。越泛称古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之民族。《吕览·恃君》称为“百越”。高诱注曰“越有百种”，说明它所占地区很广，族属也很众多。

《史记》言吴、越皆古国。吴为周太王长子太伯之后，越为夏少康庶子之裔。吴居苏南，都于吴，即苏州，越居今浙北，都会稽，即今绍兴。二国王室皆华夏之裔，然其人民则为越族。其语言与华夏迥异，必“待译而后通”。然吴、越人民的语言则相同。

伍子胥、范蠡、大夫种，均言吴、越不但语言相同，而且其风习亦相同。但其与华夏则大不相同。《史记·吴世家》说太伯、仲雍居于句吴，“文身断发，示不可用”。《左传》哀公十三年说：“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这就是说，断发文身非华夏之俗，太伯、仲雍奔吴，也是从民俗也。

“越”本为春秋时期之国名，由于勾践时越国强大，后遂沿用为族名，于是东南沿海各族亦均冠以越族之称。由于越有百种，种姓各异，因曰百越。在历史上多年沿用不改。

在浙南有瓯越，闽北有闽越。闽、瓯之名早已见于周世。他们也是断发文身，并与吴、越同族，两者语言亦大同小异。闽越在吴、越之南，西以武夷山与江西为邻。但其族人之分布并不仅限于今之福建，在今江西赣江流域东部，亦有越人分布。

南岭之南，谓之南越。贾谊《过秦论》说：秦“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说：“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这里秦所取或略取者，都是岭南之越人居地。他们的风习是“椎髻”，与东部沿海越人风习不同，但仍为百越之组成部分。

百越除分布于岭南外，并向西散居于今之云南南部。云南是一个民族复杂地区。越族在云南南部、东南部、西南部和濮人交错杂居在“闽濮之乡”。先秦史籍记载着我国南方越人的风俗，有所谓“贯胸”“离身”“雕题”“漆齿”等族向商王朝入贡。他们与后来云南境内的“穿胸”“文身”“文面”“黑齿”等族有密切关系。

百越居地大部濒临沿海，内地河道纵横，向有水乡泽国之称。由于其地理形势，越民常在水中活动，所以有的“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越绝书·记地传》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淮南子·齐俗训》则言：“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越人很早即擅长造船。吴越由于其地理之特点与生活之需要，早在远古时代即以舟楫捕鱼，渡水猎兽。到了春秋末年，吴越已能造大木板船以供战斗之用。吴王北上争雄于中原，因而开运河沟通江淮，主要是为了战船水师之便利。

二、各部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一）炎黄内部整合与涿鹿之战

黄帝部落向东发展，大体在黄河以北及河北大平原区域。传说黄帝居于涿鹿，曾与炎帝战于阪泉，又与蚩尤争于涿鹿之阿。

阪泉之战在史书里只有寥寥数语。《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貔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说的是神农氏（即炎帝）手下部落相互攻伐，暴虐百姓，神农氏无法征服这些部落，于是黄帝修德振兵讨伐神农氏，“三战，然后得其志”，这个“志”是什么，司马迁没有说清楚。从当时的局面来看，黄帝要的并不是消灭炎帝部落，而是让炎帝承认他的盟主地位，把两个部落整合在一起。

阪泉的位置至今仍有争议。一说在河北涿鹿东南，一说在山西运城南与解州盐泽相关，还有河南洛阳孟津和北京延庆等说法。这些争议本身就说明了这场战争的规模不大，可能只是两个部落联盟之间的一次有限冲突，战场没有留下足以让后世确定无疑的痕迹。当然也可能只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已经无法找到当初的战争遗迹了。

随后，炎黄部落继续东进，与西进的东夷蚩尤部落爆发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逸周书·尝麦》也说：“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涿鹿、中冀的地望没有定论，但极大概率在今河北大平原区域。战争的过程并不顺利。文献记载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打了九仗都没有取胜。这个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它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蚩尤的军队在战争初期占据了优势。蚩尤的兵器更好，士兵更适应平原作战，而且士气正盛。黄帝的军队虽然在本土作战，但面对一个装备更精良的对手，一时找不到有效的应对办法。战争的转折点出现在一次关键的决战中。传说黄帝请来了旱神女魃来止住风雨，又用夔皮做鼓来鼓舞士气。这些神话元素剥离之后，核心的史实可能是：黄帝利用了一次天气变化或者地形条件，扭转了战局。涿鹿一带在夏秋之交会有持续的降雨，河流水位上涨，河谷中的低洼地带变成泥沼。九黎人虽然适应水网环境，但他们的阵型被泥泞的地面打乱，而黄帝的军队可能选择了地势较高的地方布阵，利用地形优势进行反击。

蚩尤在战败后被擒杀，九黎部落联盟随之解体，大部分族人留在了中原，逐渐融入了炎黄集团，少部分向南迁徙，后来成为三苗集团的一部分。

打败蚩尤以后，黄帝族又从河北大平原扩展至中原地区。涿鹿之战的胜利让黄帝成为了中原地区无可争议的共主。他在釜山召集各部落首领，合符契瑞，确立了一套初步的联盟秩序。这套秩序并不平等，黄帝部落居于核心，炎帝部落和其他归附的部落处于从属地位，被征服的九黎人则散落在各地，逐渐被同化。

黄帝的都城设在涿鹿，但他并不固定住在那里，“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他的统治方式是带着军队巡行各地，用武力威慑不服从的部落。这种统治模式在后世看来很原始，但在当时是有效的。

黄帝族据有中原以后，他的后裔有的向东部扩展。颛顼在濮阳与夷族杂居。稍后，在中原西部伊洛流域有夏后氏。黄帝与夏后氏，是史前时代炎黄集团中最主要的中坚力量。夏禹又是其中最显赫的人物之一。《史记·夏本纪》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些氏族的分布，除少数在陕西境以外，主要以河南为中心，并向东扩展至山东南部地区。

蚩尤战败后，黎族一部分被迫徙居南方，一部分留在北方，后来建立黎国，一部分被炎黄族俘获，到西周时还留有“黎民”的名称。由于蚩尤战败，后人在记载中多有贬辞。后人为蚩尤各处立祠，并奉之为战神。秦朝所祀东方八神，“三日兵主，祠蚩尤”。刘邦起兵，“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汉初在长安、太原为蚩尤立祠。蚩尤在战国以后冲破“民不祀非族”的界限，成为华夷共同崇祀之神，反映了民族间相互融合的过程。

（二）炎黄与苗蛮的冲突

炎黄族进入中原以后，逐渐向南扩展，遂与苗蛮接壤，并屡次发生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说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吕览·召类》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左传》昭公元年说：“虞有三苗。”《吕览》上条引文又说：“舜却苗民。”《墨子·非攻》也有禹征三苗之记述，足见炎黄与苗蛮屡次发生冲突。战场主要是豫西南地区。

在与三苗冲突或战争中，据《礼记·檀弓》《山海经·海内南经》《淮南子·修务训》《史记·五帝本纪》均载丹朱及舜死葬苍梧，这个苍梧应在丹水一带。

旧说夏族击败三苗，三苗被迫迁到三危。《尚书·尧典》说：“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说：“迁三苗于三危。”据说三危在今敦煌西。但这个说法可信度不高。因为敦煌在当时甚至超出炎黄与三苗部族的认知，更别说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远距离迁徙。

更大的可能是三苗失败以后，有的避居高地。三为多数的量辞。危，《说文》说：“危，在高而惧也。从户，人在厓上。”厓与崖通。这里的“危”指代高地。也就是说，三苗在最北一部分受到打击后暂退高地，而多数仍居故地。

（三）华夏与东夷的协作与冲突

东夷与华夏长期接触，友好相处，但有时也发生短期冲突。除黄帝战蚩尤外，夏代又有羿代夏政的事迹。在神话传说中，羿有两个。一个是尧时的后羿，为人民除害，后为逢蒙所杀，但死后受到人们崇祀。另一个是夏代东夷族的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他不恤民艰，以射猎为乐，最后为寒浞所诛。前者是神话，后者是传说。虽然两人名字相同，又都被人所杀，但人们对他们态度并不相同。神话中的后羿“能御大灾，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因而人们视之为英雄，尊之为神祇。传说中的夷羿因夏民以代夏政，说明两族间的一次斗争，也说明太康不恤民事，因而失国，夷羿不恤民艰，又终于被杀。

政治上，在原始社会末期，华夏与东夷似乎已到了结成部落联盟的阶段。尧、舜、禹禅让，是部落联盟选举领袖的故事。禹曾推荐东夷的皋陶为他的接班人。恩格斯曾指出：“部落从分散状态中又重新团结为永久的联盟，这样就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禹对皋陶的推荐，固然受当时“天下为公”制度制约，但也反映出两族关系相互信任友好。皋陶、伯益参与治水，伯益烈山泽、作井，都是两族协作的反映。

商族是东夷集团中后来极重要的一支，终于灭了夏而代有天下。东夷各氏族部落分布很广，与炎黄族属接触最多，关系也较密切，相互影响也较深。直到汤建立商王朝以后，其统治范围比夏更大。商继承了夏代文化继续发展，并把奴隶制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在当时，是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大国。

三、从族属集团到汉族的形成

原始社会的几个族属集团，虽然在文化发展水平上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形成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都有长远的历史，在推动祖国社会发展上，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这许多族属集团，在史前时代各有自己的居住区域，但它们却是不断有所接触。这种接触有冲突，也有友好交往。在冲突与友好交往中，逐渐彼此融合，特别是在原始社会进入国家以后，更加速了这种融合过程。

汉代是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它统一了全国。在这以后，各族相互融合，有了汉族的名称。与“越”一样，“汉”实际上先是国名，后因汉朝强盛，又成了族名。它的范围已包括从原始社会直到汉代统一全国以前所有的炎黄、东夷、苗蛮、百越等族属集团。这些族属集团逐渐融合，界限也逐渐消除，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即汉族。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

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体，但同时仍有一些少数民族保持着自己独有的特点，同样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也是中华民族中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