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0年，慕尼黑，希特勒在纳粹党公开集会上反复强调旗帜、臂章和制服的统一。对他而言，这些并非简单的穿着安排，而是把分散的人群变成“一个整体”的政治工具。军服只是其中最显眼的一环。
希特勒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生”。1907年和1908年，他两次报考维也纳美术学院，均未被录取。后来，他靠绘制明信片和建筑物水彩画勉强维持生活，艺术训练谈不上系统，作品水平也相当有限。
但他确实很早就意识到，政治不只发生在议会和讲台上，也发生在颜色、队列、标志与仪式之中。一次集会若只有演讲，听众散场后很容易忘记；若配上统一旗帜、整齐队列和醒目服装，印象便会牢牢留下。
纳粹党在成立初期只是慕尼黑众多右翼团体中的一个。为了避免被淹没，党内在1920年确定了红底、白圆和黑色卐字组成的旗帜。红色抓住视线，白色形成强烈对比，中央符号便成了最容易被辨认的政治标记。
这套设计未必高雅，却极其有效。人群走过街道时，旗帜先于演讲者进入视野；冲锋队员佩戴臂章、穿着统一服装，也使旁观者迅速分辨出他们属于哪个阵营。希特勒看中的不是服装本身，而是服装制造出来的秩序感和压迫感。
有意思的是，纳粹制服的形成并非完全出自希特勒一人之手。冲锋队早期使用的棕色制服，与战后德国流通的军用剩余服装有关，后来经过统一配发和符号装饰，才逐渐成为固定形象。希特勒提出要求，党务人员、制衣商和军方机构则共同完成具体落实。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此时的德国经历过战败、赔款、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许多人对魏玛共和国失去信心。新政权需要迅速制造“国家恢复秩序”的视觉证据，军容整肃自然被摆到了醒目位置。
在纳粹宣传中，军人不能显得松散、寒酸或疲惫。剪裁合体的制服、挺直的肩线、清晰的肩章和徽记，都会让穿着者显得更有纪律。普通民众看到的，往往不是军队训练和装备的复杂问题，而是一个表面上井然有序的国家机器。
“军服好看，军队就一定强吗？”当时一些人也提出过类似疑问。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军服可以改善观感，却不能替代后勤、训练、指挥和武器。德国军队早期作战能力较强，根本原因在于军事制度、工业基础和作战准备，而非外表整齐。
希特勒仍然执着于外在形象，原因还在于他的政治理念。他试图把社会各阶层纳入一个服从国家和领袖的体系，个人差异越少，集体标识越统一，越容易形成服从关系。军服在这里具有双重作用：对内部人员制造归属，对外部人群制造距离。
不过，纳粹德国的制服体系并不是一套从头到尾完全相同的服装。陆军、空军、海军、党卫队以及冲锋队，都有各自的颜色、徽记和款式。战斗服还要考虑季节、地域与作战环境，真正进入战场后，泥土、雨水和磨损很快便会盖过服装的精致感。
关于雨果·博斯，也必须厘清一个常见说法。雨果·费迪南德·博斯经营的公司，确实在纳粹时期承接过制服生产，曾为冲锋队、党卫队等组织提供服装，但没有可靠证据证明他就是纳粹制服的总设计者，更不能把所有德军军服简单归于这家公司设计。
制服生产本身还涉及布料、尺码、徽章、缝制和运输，是一项庞大的工业工作。战争爆发后，德国军服越来越受到资源短缺影响，款式和面料不断调整，许多士兵获得的服装也并不理想。所谓始终保持奢华品质，更多是影视画面和宣传形象留下的印象。
1939年9月德国进攻波兰，欧洲战争全面扩大。此后，军服不再只是政治集会中的象征，而成为侵略体系的一部分。占领区居民接触到的德国士兵，往往伴随着命令、搜捕、征用和暴力，制服所制造的威严，最终服务于武力统治。
希特勒重视军服，确实与他对绘画、色彩和舞台效果的敏感有关，但把这一切归结为“艺术生情结”，就把复杂的政治机制说简单了。他更看重的是视觉传播、群众动员和权力秩序。1945年纳粹德国战败，军服上的徽记也随之失去所谓神圣外衣，留下的只有一段由宣传走向战争的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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